1947年，阿华出生在贵州省湄潭县一个偏僻的小山村，由于家境贫寒，父母艰难的养育着她和7个姐姐，八朵金花嗷嗷待哺，因此阿华小时候经常饿肚子。 ＂老干妈，到你店里吃饭来囖！＂每当听到这熟悉的贵州方言，陶华碧的脸上总会绽放出满足的笑容。1989年，这个42岁的寡妇用多年积蓄在贵阳市南明区龙洞堡开了一家名为＂实惠饭店＂的小店，却不知这将彻底改变她的命运。 饭店不大，仅能摆下两张褪色的桌子和几把木头椅子。厨房里，一口大锅日夜不停地冒着热气。无论寒冬湿冷，还是夏日闷热，陶华碧天不亮就开始忙碌，直到深夜才收工休息。她做的凉粉、冷面、火锅、辣子鸡，总能吸引络绎不绝的客人前来品尝。 然而，让人们念念不忘的不是这些菜品，而是陶华碧自制的那罐辣椒酱。学生们常常光顾她的小店，即便钱不够，陶华碧也让他们赊账。有些孩子实在贫困，就只买一个馒头，蘸着店里的辣椒酱吃。陶华碧从不阻止，她太了解饥饿的滋味。 ＂这位大姐，能不能给我带点你的辣酱回家？＂顾客们离开时总会这样请求。陶华碧大方地分享着她的辣酱，连附近其他商贩都来找她要。慢慢地，这些商贩的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 有一天，一位顾客抱怨道：＂今天辣椒都被挖光了，冷面还怎么吃啊！＂这让陶华碧开始犯嘀咕：自己的辣酱竟如此受欢迎？ ＂你辣酱都比凉粉卖得好了，你还卖什么凉粉嘛！＂一位老主顾直言不讳地说道。这句话如同一道闪电，照亮了陶华碧的未来。 此时的陶华碧不会想到，26年前，当她作为贵州省湄潭县一个穷苦人家的第八个女儿呱呱坠地时，命运会将她引向何方。从小在贫困中长大的她，没吃过什么大鱼大肉，衣服上总是带着花花绿绿的补丁，但她从不抱怨。 20岁那年，她嫁给了一位地质队的会计。婚后，丈夫每月仅有30多元的微薄收入，陶华碧舍不得去菜场，就蒸了馒头，配上自制的辣椒酱，一顿顿地凑合过日子。原以为苦日子会慢慢好转，却不料丈夫患上肝病，痛不欲生却无钱医治，最终在她26岁时撒手人寰。 看着空荡的房间，陶华碧抹干眼泪，坚定地告诉自己：＂我不坚强，就没得饭吃。＂为了抚养两个孩子，她扛过水泥，抡过大锤，做过服务员，背过米豆腐。她那不到一米六的身高，却能背着百来斤重的竹筐，走街串巷地叫卖，直到背烂了20多个筐子。 当70多岁的陶华碧面对镜头，眼含泪水地说出＂等我颈椎治好后，我还要生产新的产品，我现在才20个产品，我要做到200多个＂时，人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位老人的固执，更是那股贵州山里女人的倔强劲头。从90年代起，陶华碧的自制辣酱正式命名为＂老干妈麻辣酱＂，开启了她的品牌创业之路。 最初的工厂仅是居委会的两间屋子，40多名员工在没有现代化设备的条件下，全靠手工制作辣酱。工人们不喜欢切辣椒，因为飞溅的辣椒汁常常钻进眼睛，疼得直流泪。陶华碧却总是带头干活，一边切辣椒一边轻松地说：＂我把辣椒当成苹果切，就一点都不辣眼睛了。＂ 没有学历的陶华碧不懂管理，但她懂得吃苦。员工不愿意干的脏活累活，她全都包揽。长年累月的劳作让她患上了肩周炎，手指甲也因为天天搅拌辣酱而钙化。 制作出辣酱后，陶华碧还面临包装的难题。她去了贵阳第二玻璃厂谈合作，却因订单量小被拒绝。不服输的她提高了嗓门：＂哪个娃儿是一生下来就是大个哦，都是慢慢长大的嘛，今天你要不给我瓶子，我就不走。＂一番软磨硬泡后，工厂终于同意接单，老干妈辣酱也有了如今的经典瓶身。 当老干妈的生意渐入佳境，陶华碧并未忘记这份恩情。后来即使老干妈身价上亿，她从未减少对贵阳第二玻璃厂的订单，使这家国企在倒闭潮中屹立不倒。 有了玻璃瓶，装好了辣酱，陶华碧又像当年背米豆腐一样，背上一大包辣酱，挨家挨户到小超市、饭店、单位食堂推销。面对白眼，她不卑不亢：＂你先卖卖看，要是卖不出去，你就拿回来找我退货！＂仅仅4年时间，陶华碧的工厂就从40人发展到了2000人。 随着企业规模扩大，陶华碧也迎来了退休年龄。67岁那年，她把公司交给两个儿子打理，本想安享晚年。不料儿子们为降低成本，换了辣椒产地。细心的消费者很快察觉出口味变化：＂口味变淡了，没以前的好吃了。＂为维护老干妈的口碑，陶华碧再次出山，坚持换回原产地辣椒。 面对美国企业的高薪挖角和十套房的诱惑，陶华碧毫不犹豫地回绝：＂十套房子也不行！我是贵州人，我哪儿也不去！＂她常说：＂我是中国人，我不赚中国人的钱，我要把老干妈卖到外国去，赚外国人的钱。＂这不是空话，老干妈确实成功进入美国超市，甚至被奢侈品电商Gilt奉为尊贵调味品，限时售价12美元，而国内价格仍保持亲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