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由于相信所有文化皆是中原文化传播下产生的，因此考古学者会比较古代四川与中原所出土的类似器物，以说明古代四川的青铜文化是在中原的强烈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并借以说明古籍传说当中的蜀与夏、商、周等中原文明有历史与文化的关系。

然而，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四川盆地的人群与周边的交流相当频繁，此地出土的器物，除了极具特色的青铜器以外，尚有玉石器、象牙、金器和海贝等器物，丰富的遗物提供我们与其他区域比较的基础。

2021年三星堆出土的黄金面具

在过去以中原为中心的思考当中，往往过分强调中原在文明传播当中的重要性，忽略周边区域的重要性。在这一小节当中，我将以古代四川为中心，透过三星堆、金沙遗址和周围零星发现所出土的器物作为比较的基础，这些器物除了自身的文化特色外，不乏有与其他地区可比较之处。透过器物以寻找它们分布的空间范围，借以了解成都平原的交流圈。以下，我将分别从玉器、金器、海贝和青铜器当中的尊与罍等不同材质的器物加以讨论。

青铜时代古代四川的玉器与其他地方互动的关系，在材料刚发表与认识的初期，学者大部分都从中原与成都平原之间的关系立论，尤其着重在中原对它的传播。然而，随着材料的增加和多方向文化交流的思考，大家逐渐了解到成都平原玉石器与广大地区的交流与互动。其中又以所谓的牙璋、T字形玉环最值得注意。

三星堆所出土的玉璋，从一九二九年发现以来，陆续在数十年间皆有出土，数量高达七、八十件以上，加上两个祭祀坑出土的六十多件，可见件数之多。在纹饰风格演变上呈现由简至繁的发展过程，延续的时间相当的久。金沙遗址所出土的牙璋，在风格上与三星堆类似，由于两个遗址时间上紧密联系，地域也相当接近，属于同一个工艺技术的传统。

古代四川出土的牙璋，在器形偏向大型化，长度有些超过四十公分，研究玉器的学者指出，牙璋的大型化与形制结构有关，一件牙璋基本上必须具备三个组成部分，即本体、柄和栏，是东亚大陆新石器以来所发展的扁方形玉器之中结构最为复杂的一种。

相较之下，陕西石茆出土的牙璋在造型发展上具备初期的特色，由于其在造型上无法克服技术上的困难，太大的空间反而造成制作上的问题，因此长度约在二十到三十公分，二里头、三星堆出土的基本上已经克服这个问题，能够纯熟地制作四十公分以上的牙璋。

三星堆青铜神树

上述这些出土牙璋的地方，可能以陕西石茆和二里头所出土的和三星堆最有关系。石茆出土牙璋在设计与风格上都与三星堆较为相似，两地玉器在造型上从简单到复杂的类型都有，其中石茆玉器在年代上又比三星堆来得早，三星堆牙璋制作的灵感来源可能是从陕北而来。

由于和中国文明起源很有关系的二里头遗址，不少学者认为是夏的都城，也出土一些玉璋，故部分的学者认为陕北的玉璋可能先往东南传播至二里头，再至西南的四川。然而，更为可能也较为合理的传播方式是从四川传播至二里头。研究玉器的学者认为从四川沿江东下，然后再北上至黄河流域。这样的传播路径说明了中原不一定是所有文化的中心，也有可能是接受传播的边缘。

同样也可以解释三星堆玉器与广大地区交流的是玉镯或是玉璧，吉开将人所谓的「T字形玉环」，在三星堆附近打从一九二○年代就已经为考古学家所发现，两个坑之中也出土一定数量的「T字形玉环」。

T字玉环不仅在三星堆，华北地区所出土的约在公元前三千纪，越南所出土的约在公元前二千纪左右。值得注意的是，在马来半岛上和泰国也都有发现，其时间应该在公元前一千纪左右。或许古代四川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之中，与华南和东南亚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文化交流。

能够证实古代四川与东南亚、印度洋之间关系的是在祭祀坑出土的海贝。中国古代海贝的来源，以三○年代日本江上波夫的研究最为详尽，他认为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尚无海贝，喜好海贝的习俗自商代才开始，而商、西周海贝的来源地应该来自南海。三星堆的文化和商文化的海贝来源有很大的不同，并非南海，发掘者判断三星堆的海贝来自印度洋。除了透过科学的分析加以判定，再加上邻近的滇文化所出土的海贝数量十分惊人。滇文化中的海贝来自「南方丝绸之路」——一条从印度洋到中国西南的道路，故学者将三星堆文化中的海贝视为是「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最早证据。

在古代四川所出土的器物当中，与中原最有关系的器物为青铜容器中的尊与罍，这类青铜容器在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当中比例并不高，仅占12%，与中原青铜容器占主流的情形正好成为一个明显的对照，而在三星堆出土的尊和罍主要用来盛放海贝。中原青铜容器的发展始自二里头，至二里岗、殷墟而集大成，以酒器为主的传统持续发展并形成成套的青铜随葬礼器系统。

尊与罍

中原式的青铜礼器，其功能具有宗教性的特质，与祭祖有极为密切的关系，礼器的件数和功能在祭仪中都有规定，商人以青铜制作了为数可观的酒器和食器，又以酒器为最，这种青铜容器在现今中国范围内的很多地方都有分布。

礼器的组合有的是爵与斝，有的是爵与觚，有的是爵、斝、觚，有的则是盉或罍，以酒器为主的传统持续发展并形成成套的青铜随葬礼器系统。商文明展现出来的就是青铜容器的文明。

随着商文明的扩张，青铜容器所分布的范围更广，陈列方式都是一整套，以酒器为主。然而，四川、湖南和江西等地方使用青铜容器的方式却与中原不同，它们不以成套的形式出现，不以酒器，而以食器为主，看来在不同地方的人群对于中原式的青铜容器在功能上有着不同的需求。青铜器形制的不同表明，使用它们的仪式行为也有着地域间的差异。中原的青铜器陈列一定要伴随着相关的仪式，三星堆的青铜容器因为缺乏其他的容器，在三星堆文化中一定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尊和罍在南方出土的数量不少，从它们的发现情况来说，大致上是沿着长江分布，而且长江流域出土的尊和罍主要用以盛放海贝，与四川相同，这种事实本身即强化了长江流域上游与中游彼此之间有交流与互动的过去。在湖南与湖北所发现的尊、罍，大部分的发现地为窖藏，主要在长江或其支流附近。

按照分布图加以判断，其使用河流作为流通与交换的可能性相当大。西到成都平原，往东经过巫山、沙市、江陵、华容、岳阳，以至安徽的阜南，应该是成都平原对外沟通的重要管道。长江流域不仅带动东西向的交流，透过它的支流与密集的水系，南北向的交流也在进行着，尊与罍在陕南城固、荆州一路到湖南的分布，说明汉水流域在南北交通中的重要性。

尊与罍的长江流域分布图。

同样南北向的交流也在成都平原多条南北向的河川之中，其中以嘉陵江最为重要，贯通了汉中、关中与成都平原之间的交通，从宝鸡、汉水上游的城固到成都平原之间的文化有相当密切的联系。从茹家庄所出土的小铜立人像，其与三星堆的大铜立人像在造型与设计上，都具有相同的形式，显然是同一种背景下的产物。

茹家庄小铜立人像

事实上，透过尊、罍两种青铜容器，不只可以看到古代四川与长江流域的文化交流，从更大的脉络来看，还可以看到古代四川与东亚大陆草原带的关系，竹瓦街出土的罍，容器的器盖之上立体盘龙、器身满布花纹，与辽宁北洞二号窖藏出土的铜罍在风格上极为相似。很多研究者将这两件青铜器放在一起比较，探讨远距离范围的交流与互动。有学者在一篇文章之中，认为这两件器物的相似性可以佐证从内蒙古、黄土高原以至青藏高原「半月形文化传播带」的联系，两地之间文化的共通性并非「偶合」，而是具有内在的共通性。

半月形文化传播带

如果我们跳脱中原传播的想法，不单以中原的商、周文明和古代四川两个孤立的点作为思考的对象，而从一个较宽广的脉络思考，会得到不同的答案。东西的文化传播，或是南北间的沟通都有可能。从一个较为广阔的地理范围加以观察，以四川为中心，可以见到一个更广大的交流圈，即与整个广大的南方、北方或与东方之间的文化接触。

新石器时代成都平原的「宝墩文化」，引起学者们关心其与文明起源之间的关系，成都平原可能为东亚大陆上另外一个文明的起源。然而，在论述这个问题时，将来尚须加以证实更多的资料，可以确定的是，成都平原此一时期社会已经具备一定程度的复杂化。

三星堆祭祀坑的发掘促成了对成都平原青铜文化的了解。在考古的发现里，三星堆遗址为巨大的城墙围绕，城内据了解有生活居址、青铜作坊、墓葬等人群密集活动的痕迹。与同一时期中原的青铜遗址相较，三星堆并不逊色。同时期的晚商文明，青铜器铸造的种类与方向，除了与其他文明相同用来铸造成兵器外，尚以青铜铸造大量的容器。

青铜的铸造牵涉到整体社会的组织与动员，以冶矿的部分而言，从探勘、采矿、冶炼以至于青铜器的成形，背后关系到的组织动员与人力控制，都说明了复杂政体的形成。二里头将青铜器资源集中于铸造兵器与容器，在其后中原的商、周文化之中成为一股重要的传统。这股传统背后有其宗教性的面向，主要动力来自对于祖先的崇拜，然而，中原的商、周文明并非以青铜铸造祖先的神像，而是铸造出膜拜祖先的器物。

古代四川在青铜容器中没有发现鼎的存在，也没有任何可以用作烹煮的青铜三足或四足炊具的痕迹。不仅如此，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墟青铜礼器中的其他主要礼器，如爵、斝、觚等注酒和饮酒的酒器，在目前所发掘的情形中也付之阙如。相对于安阳以青铜铸造容器和兵器，代表了与中原相当不同的使用资源的概念。坑内大量的金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器物，显示了一个与中原大异其趣的仪式活动。目前正在挖掘的祭祀坑，也符合这样的看法。

三星堆考古发掘现场8号「祭祀坑」出土的的青铜神兽

从三星堆挖掘出的器物来看，这个文明与广大的东亚大陆不同地区都有交流，从长江中下游、中原、陕北到东南亚都是其交流圈，让我们看到这个文明的广大。

古代四川为传统以正史书写的历史所遗忘，他们显示的是一个「失落的文明」，不存在中原国家的历史脉络之中，只有等待考古的发掘，这个被遗忘的古文明才为现在的人所认识。如果当时此地属于「中国」，那么这个「中国」也只是个「未知的中国」。这个文明如何被遗忘？乃是因为被秦征服、殖民，接着西汉与东汉帝国接连的外来统治和文明化政策，让其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