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长征。

战役打响后不久，红军迅速攻占滩头阵地。总指挥徐向前命红30军89师政委杜义德担任方面军渡江指挥，立即率部架设浮桥，并要求大部队过桥以前，骡马、辎重不得上桥。

接到命令后，杜义德不敢有丝毫懈怠，他带领着战士们，冒着敌人枪林弹雨，硬是用血肉之躯，在短短一个小时内，用毛竹架起了浮桥。

看着战士们陆续踏上浮桥，杜义德心中满是豪迈。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马蹄声打破了原本紧张有序的节奏。

“让开！都让开！”红30军90师副师长王近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身后跟着一群缴获的战马，气势汹汹地朝着浮桥奔来。

杜义德心里咯噔一下，他清楚这毛竹架的浮桥桥根本经不住战马的折腾。

“快停下！人从桥上走，马必须得下水过！”杜义德声嘶力竭地喊着。

王近山根本不理会，眼看两匹战马已经踏上了摇摇欲坠的桥面，杜义德心急如焚，他知道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砰！砰！” 两声枪响划破天际，惊呆了在场的所有人。王近山的两匹战马应声倒地，挣扎着沉入了江水中。

“你个二杆子，敢打我的马，老子毙了你！”王近山暴跳如雷，怒吼着说道。

“你眼瞎吗？没看到敌人的飞机大炮就在身后吗？几匹马算什么东西！战士们要是过不去，你我脑袋都得搬家！还敢毙了我？我看你才是真正的二杆子！”杜义德一听，这王近山还骂上人了？怒火顿时腾地窜了上来，他梗着脖子，毫不示弱地回击道。

王近山是谁？“王疯子”的称号可不是白叫的！在整个红四方面军，就没他不敢干的事！他本来就因为杜义德当众驳了他的面子而怒火中烧，现在对方竟然还敢骂他是“二杆子”，霎时间脑袋一发热直接把枪掏出来了，黑洞洞的枪口直直地顶在了杜义德的脑门上。

看到这一幕，所有人的呼吸都变得急促起来，谁也不敢上前劝阻，生怕一不小心擦枪走火，就出大事情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你们在干什么？”

闻声，王近山和杜义德同时扭头，只见总指挥徐向前正阔步朝这边走来，他脸色铁青，目光如炬，浑身散发着强大的气场。

“徐总指挥……”看到徐向前，王近山的气焰顿时消了大半，原本举着的枪也无力地垂了下来。

“王近山！你眼里还有没有纪律！还有没有我这个总指挥！”徐向前怒不可遏，厉声喝问道。

“我……”王近山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如何辩解。他自知理亏，羞愧地低下了头。

徐向前没有理会王近山，他走到杜义德面前，用力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中带着赞许和肯定：“你做得对！非常时期，就要当机立断！如果因为这几匹马耽误了全军渡江，后果不堪设想！”

听到总指挥的肯定，杜义德一直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徐向前转过身，面向所有红军战士，他提高了声音，铿锵有力地说道：“现在我命令，所有战马一律下水过河，轻装简行，加快速度渡江！”

这时，杜义德才知道眼前这位血气方刚的红军指挥员就是大名鼎鼎的“王疯子”王近山，他笑着说道：“原来你就是王疯子，你不会真的毙了我吧！”

“怎么会！我那是对敌人疯，又不是真疯！”王近山也笑了，他快步走到杜义德面前，用力地锤了一下他的肩膀。

从此，这两个“二杆子”为了几匹战马差点拔枪相向的故事，很快在红军中传开了。

没成想，多年以后，这两个“二杆子”又凑在了一起，成为了一对黄金搭档，并携手带出了一支王牌军。

1945年10月15日，晋冀鲁豫军区所辖太行军区各部队合编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6纵队，王宏坤兼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未到职)，王近山、韦杰任副司令员。

因政委一直未到职，王宏坤向刘邓首长建议由他改任政委，让能打仗的王近山出任6纵司令员。

1946年2月白晋线战役结束后不久，王宏坤被调回军区主持工作，王近山升任6纵司令员。

6纵政委也有了新的人选，由刘邓首长亲自点将，正是王近山的“老冤家”杜义德。

谁也没想到八年前拔枪相向的“二杆子”再次相聚，并且成为搭档，连杜义德本人也很吃惊。

彼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力薄弱，仅有5万余人，可谓是“兵少将寡”。而敌人来势汹汹，光是精锐的整编师就有14个，其中更是不乏装备精良的“王牌部队”，比如赵锡田的整编第三师，前身为在抗日战争的长沙会战、衡阳保卫战中立下赫赫战功的“泰山军”第10军。

面对来势汹汹的国民党军，刘伯承、邓小平运筹帷幄，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的作战原则。他们决定以地方部队牵制东路之敌，集中主力猛攻西路，先啃掉整编第三师这块硬骨头，挫敌锐气，进而瓦解其整个作战计划。

但谁来承担这艰巨的攻坚任务？一时间，纵然是身经百战的各纵队指挥员，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沉甸甸的。

战前会议的气氛凝重而肃穆，不同于以往的慷慨激昂，每个人的脸上都写满了深思熟虑。胜，则战局扭转，解放军士气大振；败，则满盘皆输，晋冀鲁豫野战军将面临灭顶之灾。

刘邓首长讲完作战决心，目光炯炯地扫视着在座的各位指挥员，期盼着有人能够主动请缨，挑起这副重担。

沉默良久，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猛地站了起来，掷地有声地说道：“我和杜义德政委商量过了，我们6纵打！打剩一个旅，我当旅长，剩一个团，我当团长，剩一个连，我当连长。全纵队打光了，我们对得起党，对得起太行山的父老乡亲！”

话音未落，政委杜义德也站了起来，这个平时不苟言笑，皮肤黝黑如铁的汉子，此刻眼中却闪烁着坚定的光芒。他紧紧握住王近山的手，用无声的行动，表达着对搭档的绝对支持。

那是怎样的一种默契啊！一个是面白如玉，谈笑风生的儒将，一个是面黑如炭，不怒自威的猛将，彼此信任，彼此依靠，焉能不打胜仗？

刘邓首长见此情景，非常激动，表示支持，让王近山、杜义德大胆地去打。

9月2日，整编第三师在6纵两个团顽强阻击下，付出伤亡一千五百余人的代价，才勉强进占了秦砦、桃园地区。而他们的友军，整编第四十七师，则进占了黄水口、吕砦一带。

然而，刘峙这个“猪将军”的指挥却出现了严重失误。他将原本会攻定陶的计划，改为整三师进攻菏泽，整四十七师进攻定陶。这一改，使得两支部队之间的距离，从7.5公里到10公里，扩大到了10公里到12.5公里。更要命的是，国民党其他部队都被我军阻挡在数40到100公里之外，远水解不了近渴，形成了整三师孤军深入的局面。

刘邓两位首长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战机，他们果断决定：将计就计，诱敌深入！

3日晨曦初露，我军主动后撤，做出放弃韩集、向西转移的姿态，将战场逐渐引向预设的大杨湖地区。整三师果然上当，一路尾随而来，并将指挥所设在了大杨湖。这支久经沙场的“王牌部队”，全然不知自己正一步步踏入我军精心布置的口袋阵。

对此，王近山制定了大胆而周密的作战计划：直扑敌师部所在地大杨湖，先乱其阵脚，再分割围歼其他部队。

1946年9月5日夜，定陶战役的序幕在夜色中拉开。为了鼓舞士气，也为了更直观地掌握战局，他将指挥所前推至距离敌人只有三百米的作战前沿。

随着一声令下，六纵六个团，如同猛虎下山般扑向敌军。熊熊烈火映红了夜空，震耳欲聋的炮火声撕裂了夜的静谧。 王近山的目光锐利如鹰隼，紧紧地盯着地图，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拿下大杨湖，摧毁敌整编三师的指挥中枢。

整编三师毕竟是国民党的王牌部队，在短暂的慌乱后，迅速组织起防御，并展开了疯狂的反击。 夜色中，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双方陷入了惨烈的拉锯战。 我军虽然在精心准备和优势兵力的加持下，渐渐占据了上风，但敌军的抵抗依然顽强，战斗进行得异常艰苦。

就在战局焦灼之时，一个身影悄然出现在了6纵指挥所。 “首长！” 王近山猛地站起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来者不是别人，正是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

王近山又惊又喜，但更多的是担忧， “首长，您怎么来了？！这里太危险了，离敌人这么近！” 他一边说着，一边示意警卫员立即护送刘伯承离开。

刘伯承摆了摆手，笑着说：“近山啊，我和邓政委都商量好了，他同意我来的。 我看你们都忙得很，我来给你们看看行李。你放心，我绝不干扰你的决心，王司令！” 王近山见刘伯承心意已决，便不再多言，只是心中更加坚定了必胜的信念。

刘伯承的到来，犹如一针强心剂，极大地鼓舞了6纵将士的士气。王近山的声音，通过电波传遍整个战场： “兄弟们，首长亲临一线给我们打气！给我狠狠地打！” 得到消息的战士们，士气高涨，如同潮水般涌向敌军阵地，战斗更加激烈。

然而，此时此刻，我军也已经接近了战斗的极限，弹药几乎耗尽，有些地段甚至已经开始了惨烈的白刃战。 就在双方都精疲力尽的时候，我军电台突然截获了一段敌人的明语呼叫： “我们已经顶不住了！最多还能坚持15分钟！再不来援兵，我就自杀了！”

刘伯承敏锐地抓住了战机，他快步走到王近山身边，语气坚定地说：“近山，敌人已是强弩之末，再坚持一下，就能拿下！部队一定要顶住！”

王近山的眼中，燃烧着熊熊烈焰，他声音洪亮地回答：“首长，我这就把预备队全压上去！我们机关所有参谋、公勤人员，一律全部上战场！你就瞧好吧！” 说罢，王近山拿起一把冲锋枪，头也不回地冲出了指挥所，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最后的战斗。

9月6日，黎明的第一缕曙光终于撕破夜幕。 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敌整编三师师部和59团团部被我军攻克，敌军防线彻底崩溃，残余部队如同丧家之犬，四处逃窜。

刘伯承当机立断，指挥各部队乘胜追击，分割包围，最终全歼了整编三师，师长赵锡田也被生擒。 消息传开，举世震惊。

捷报传到延安，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对王近山和6纵将士的英勇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邓政委更是自豪地说：“6纵，就是能打！”

这一战，6纵一战成名，从此跻身晋冀鲁豫野战军头等主力部队的行列。

1947年春，刘邓首长决心集中10万大军进行豫北大反攻。

对于王近山来说，战前的每一分钟，都像是在烈火中煎熬。 野战军司令部的会议刚一结束，他就迫不及待地跳上了吉普车，直奔前线而去。 他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到战场上，去和敌人拼个你死我活。

凛冬的寒风，夹杂着雪花，无情地拍打在吉普车的挡风玻璃上，王近山却丝毫没有感到寒冷。 他催促着司机，再快点，再快点！ 崎岖的山路上，积雪未消，车子颠簸得厉害。 突然，一个急转弯，车轮打滑，吉普车失去控制，翻滚着冲下了山坡。

“司令员！” 警卫员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他们七手八脚地从车里爬出来，跌跌撞撞地冲到王近山身边。

王近山被压在车底下，脸色苍白，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 “我的腿……” 他痛苦地呻吟着。

警卫员们赶紧将王近山抬了出来，只见他的右腿血肉模糊，鲜血已经将棉裤浸透了。 野战医院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药水味。 卫生部长钱信忠，看着王近山那条骨折的腿，眉头紧锁。

“怎么样？老钱？” 王近山强忍着疼痛问道。

钱信忠摇了摇头，沉重地说： “粉碎性骨折，必须马上进行手术！” 王近山愣了一下，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将暂时离开战场。

“老杜……”王近山转过头，看向站在一旁的政委杜义德说道： “我这个样子，是上不了战场了。6纵的指挥，就交给你了！”

杜义德上前一步，握住王近山的手，郑重地说： “你放心吧，老王！你安心养伤，6纵就交给我！等你伤好了，我保证，6纵原班人马，还给你！”

王近山点了点头，眼角泛起一丝泪光。 他知道，他把6纵交到杜义德手里，他放心！ 杜义德，这位儒将，不仅有勇冠三军的胆识，更有运筹帷幄的智慧。 在随后的战斗中，杜义德没有辜负王近山的期望，他率领6纵将士，英勇作战， 一路披荆斩棘， 直插大别山， 为刘邓大军开辟了一条通往胜利的道路。

汝河血战，6纵将士，以一当十，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刘伯承司令员在一次旅以上干部大会上，对杜义德赞赏有加： “杜义德，是政委兼司令，司令兼政委，文武双全啊！” 这不仅仅是对杜义德个人能力的肯定，更是对6纵全体指战员的最高褒奖。

在大别山的艰苦环境中，杜义德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军事指挥任务， 在思想政治工作方面，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王克勤运动”，犹如一颗火种，迅速在6纵乃至全军燃烧起来。 王克勤，这位从旧军队过来的战士， 在党的教育下， 如同脱胎换骨一般， 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爱学习，爱钻研， 他创造的“三大互助”带兵方法 —— 思想互助、生活互助、技术互助， 在部队中广为流传。

杜义德敏锐地意识到，王克勤的身上， 闪耀着共产党人崇高的精神光芒， 他的事迹，正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生动教材！ 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学习王克勤运动”，在6纵迅速展开， 并很快推广到全军。

延安的《解放日报》发表社论， 号召全军“普遍开展王克勤运动”。 王克勤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 成为激励广大指战员英勇杀敌、 不怕牺牲的精神支柱。

1949年2月5日，中原野战军改名为第二野战军，6纵于安徽蒙城改编为第12军，王近山兼任军长和政治委员，杜义德担任第3兵团第10军军长兼政治委员。

抗美援朝时期，王近山出任志愿军第3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再次和他成了搭档，担任3兵团副政委。

第3兵团司令员陈赓奉命回国后，王近山接任代司令员，杜义德任代政治委员，两人联手指挥了著名的上甘岭的战役。

1955年，王近山和杜义德均被授予中将军衔。

1978年5月10日，王近山在南京病逝，年仅63岁。杜义德听闻老搭档病逝的消息之后，泪流满面地说道：“他才63岁，怎么就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