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萌生

很少有人叫他名字，几乎全村都习惯称他副队长，因为从土改他就是小村的干部，庄稼把式里的全活和首领，可以说，小村200多张嘴全寄于他一年四季的策划铺摆之中。他出身贫苦，逃黄水时差点儿丧命，但曾被国民党抓了“壮丁”，清白的历史上留下抹不去的“污点”，于是他永远同“副”字结下不解之缘。

副队长方脸阔肩，浓眉大眼加络腮胡子，为人憨厚正直，年逾半百却体壮如牛也负重如牛。一进大田，他常忙得如入无人之境，忘了下工更忘了让有孩子的妇女回去喂奶，害得妇女队长老找他提意见。那次棉田下工后，他又带我下地义务割草压绿肥。正是三伏天响午头，地里没有一丝儿风，我觉得自己快要热晕过去了，副队长光脊梁背的草捆上又压着我的草捆，并劝我：“别把小命搁这儿了，回吧，回吧！”当我歇过晌儿吃一大碗捞面条又活蹦乱跳下地时，副队长却一下子病倒了。

进城后又返小村，听说副队长疯了，被捆在村头他家屋山附近的老柳树上，柳树上吊半截钢轨，那是生产队上下工的“钟”，而副队长整整敲了一辈子钟啊！

他疯的原因很简单，作为“绝户头”，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远嫁，二女儿是军属，小女儿招上门女婿时，上头突然宣布此类情况不让入户口，这就意味着不能参加劳动不分口粮不当人看，一向息事宁人的副队长找上头干了一仗，无果，郁闷至疯，像暴怒的狮子，他被拴在老柳树上。临死时，他很清醒，只一个劲儿流着老泪自责：“不该因俺，连累村 里好几户没儿的都背亏受害，俺、俺······”最后，他以自己的死，为村里“绝户头”们争得了女婿上门的生存权利。

我肃立队长坟头前。一阵旋风，将枯草黄叶忽地卷起又纷纷撒落，乡亲们开玩笑：“副队长跟你说话哩！”

我不惊不动不语，泪光模糊中，又看见他古铜色的脊梁上大颗大颗的汗珠，而他的重车上挂着我的架子车；又闻到他悄悄塞给我甜瓜的香气，我们像父女俩一样拉呱着徒步去公社开棉花技术会······当现实粉碎了我对“工人”、“农民”概念化的理想形象，而他，却无声无息又不无顽强地走进我的视野我的心灵我的人生。就在他的坟前，我似乎懂得了作为一个农民的他：那忠厚淳朴外貌下因袭沉重的复杂的内心世界，那顺从怯懦压抑不住的刚烈剽悍的本性，那坚韧的脆弱，那狭隘的高尚，那疯狂的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