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

韩昭侯作高门，屈宜臼（jiù）曰：“君必不出此门。何也？不时。吾所谓时者，非时日也。夫人固有利、不利时。往者君尝利矣，不作高门。前年秦拔宜阳，今年旱，君不以此时恤民之急而顾益奢，此所谓时诎举赢者也。故曰不时。”

巴黎凯旋门

平壤凯旋门

孟子说过，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当时的道是什么呢？说不清楚，一句话说不清楚。

自助者天助，魏国整体上在走一种颓势，所以孟大师也是回天无力，也是救不了他的。

不过孟子表达出来的这种积极参与政治的态度，和孔子那个时候略有不同，孔子的学说更侧重于人的内心，强调人格的完美，强调正确人生观的确立。而孟子就对政治更热衷一些，参与得更多一些。

孟子慢慢地从这种天下纷争的乱世中，就看到了一个解决当下问题的终极方案。这个我们以后再说。

孟子见魏惠王两年以后，魏惠王和齐威王相聚于徐州，他们在徐州就做了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就是相互尊称对方为王。史称“徐州相王”。

当时不论是魏惠王也好，齐威王也好，还有其他的王，都是自己给自己加官定爵，这已经成为常态了。周天子的威望更是每况愈下，诸侯国也不再寻求他的批准或者他的确认了，我们相互之间确认就可以了。魏惠王尊齐威王为王，齐威王也很大度，你尊我我也尊你，你做初一，我做十五。

这是三国分晋以来未有之大变局。

魏惠王和齐威王两个人称王，刺激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韩昭侯。本来齐国是帮自己抗击魏国的，现在你们发展战略伙伴关系，杯觥交错，我算什么？难道我就是传说中的耗材？

韩昭侯一生气，后果很严重。他就要在国都建造一个高门，叫凯旋门肯定是名不副实的，但是也我们今天也只能用“凯旋门”来称呼了。反正他需要这么一座公共建筑，用来庆祝反击魏国入侵胜利也可以，用来表彰自己的丰功伟绩也可以，用来歌颂韩国人民不屈不挠的精神也可以，用来纪念和齐国曾经的伟大友谊也能说得过去——你忘记我没忘记你。

韩昭侯的创意，被他的一个大臣叫屈宜臼的否决了，这位老兄应该是楚国人，他用一种近乎诅咒的语气说：你修好这座门，恐怕你也迈不过去。

接着他缓和语气说，不是说这个修凯旋门不对，问题是眼下经济滑坡、民生凋弊，刚打过仗，老百姓的日子也过得这么苦，怎么可以劳民伤财修这么一个高门呢？是不是不合时宜呢？过两年这个财政状况稍微好一点，咱们再修也不迟。

韩昭侯可能知道自知来日无多，继续坚持修建凯旋门不动摇。不过后来他果然没有活到这座凯旋门落成的时候。

其实修建有震撼效果的公共建筑物，某种意义上讲是必须的，不论是权力还是宗教，对这个东西都有内在的、强烈的需求。

修建庞大的公共建筑没有不劳民伤财的，尤其是给帝王修建陵墓，这个更是劳民伤财。但是我们忽略了这是有政治上的需要的。

在楚汉相争的时候，萧何后方做后勤工作，他一边向前方输送物资，一边在咸阳大兴土木，修建一座王宫，当时刘邦还是汉王，不能叫皇宫。

萧何事先没有给刘邦汇报，但他非常笃定，将来刘邦不论是什么态度，他有来言，我有去语。刘邦打了胜仗回来，看到萧何又修了这么一个华丽的宫殿，如果又惊又喜，那我萧何肯定是大受赞赏；事实上是另一种情况是，刘邦回来的时候，看到萧何大兴土木，就责备萧何：“天下匈匈，苦战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萧何回应：“天下方未定，非壮丽无以重威。”

“非壮丽无以重威”， 巍峨的宫殿可以让人民知道应该仰望哪里，应该服从哪里，可以增加新政权的权威感。一句话就让刘邦心服口服，而且心里全是满满的幸福感，我既有豪华的宫殿可以享受，还可以增加我的政治权威，我怎么没想到呢？

最成功的营销，可能是宗教。成功的秘诀两条，第一是仪式感，第二是讲故事。所谓仪式感，就是一定要有宏伟的建筑。

到了现当代，巍峨华丽的公众建筑，同样有这种效应。世界各国迫于财政压力，一般不会再修这种只有纯粹纪念意义的建筑了，但是还会修一些其他类型的建筑，以彰显自己的成就，体育场、体育馆、图书馆、美术馆、会展中心……既是政绩，又有公共服务功能，这样大家就可以接受了。

韩昭侯想建的不是一座大门，他是想构建权威和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