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是由北方游牧民族建立的国家政权，它统治疆域辽阔，“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为统治的需要，行省制度开始在元朝只是作为临时性的派出机构，到元世祖后期才基本定型，转变为常设的地方大行政区。但在这时，行省仍然具有中书省派出机构的性质。元廷在全国设十一大行省，岭北行省即是其中之一。它虽然地处边陲，但由于是“龙兴之地”，又因为战略位置的重要，往往成为皇室诸王争夺皇位的必争之地。

岭北行省是元朝地处最北边的一个行省。整个行省的辖境按照当时的地理位置来论：东越哈喇温山（今大兴安岭），至嫩江和松花江流域，与辽阳行省相接界；南临大戈壁；西达阿尔泰山西麓。

色楞格河流域为逊都思千户驻地。八河流域为斡亦剌部驻地。克鲁伦河上游为成吉思汗大斡耳朵（行宫）所在地。也就是包括今天的蒙古国全境、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部、我国内蒙古、黑龙江各一部分。北行省所处地理位置纬度偏高，海拔较高。四周大体环山：西南有阿尔泰山、东南有大兴安岭、北部又有自西而东走向的唐努山、萨彦岭、哈马尔山和肯特西。阴山山脉横贯其南，险峻的杭爱山座落在西北部。

此地离海洋较远，受高山峻岭阻挡，季风难以深入内部，且时间较短，故冬季无雨，夏季雨量亦少。地面河流为数不多，色楞格河较大，流经中部偏北地区。鄂尔浑河、图拉河等都是它的水系。鄂嫩河、克鲁伦河、海拉尔河、西辽河等均在蒙古高原东部，札布汗河位于高原西部。上述河流除个别外，水量均不大，并带有明显的季节性。河流稀疏，加重了干旱程度。、

行省范围内沙漠较多，除有大面积的“戈壁”外，还有巴丹吉林、腾格里、乌兰布和等著名的沙漠。在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和额尔齐斯河的范围内，田俊迁在他的《成吉思汗发展经济的措施和指导思想》谈到“‘虽属于遍及亚洲大陆中部的沙漠地带的一部分，但兴安岭西麓，流注贝加尔湖诸河流域，阿 尔泰山麓，南山（指天山）山脉的北面，阴山山脉附近等地都是得水草之惠的游牧好地域’。

札奇斯钦更详细地记载道，这里‘东南是半丘陵的平原地带，……东南丘陵平原地区，是水源丰富，牧草繁茂的天然牧场，西北山麓地区布满了森林，此外还有一些沙漠，……其余的沙漠，为半是长着柽柳、榆树和野草的地方，水源并不太缺乏，或者比戈壁还好一点。在蒙古本土中心的克鲁伦、斡难、额尔浑三河的源头，也是水草丰富的地方’。可见，在岭北行省，还是适合游牧经济的生存和发展的，在阿尔泰山以西、伏尔加河流域以东的钦察草原东部作为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兀鲁斯，也属于岭北行省的辖境，这里和蒙古草原的地理环境、气候基本相似，适合游牧经济发展。

早在西突厥统治时期，哈萨克草原就是他们的夏窝子。里海东部和北部乌拉尔河及伏尔加河下游则是他们的冬窝子。到了蒙古国统治时期，这里的地理环境仍没有多大变化。综上所述，元代岭北行省的这种气候条件，就决定了它生态环境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这与中原内地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土地比较湿润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自然环境对于发展农业来讲，是很不利的。

元朝廷一开始不是按照行省制度来管理此地的，而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行政建置演革过程。元朝统治者为了对岭北行省进行有效统治，针对不同时期情况的变化，设立了不同的行政机构进行管辖，积极推进了全国政治体制的一体化。除了统治措施上的实施之外，元统治者在兵力防守上也对岭北行省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在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阿里不哥在争夺汗位的战争中失败后，其子与蒙哥诸子及窝阔台孙海都的叛乱势力此起彼伏。

忽必烈为保持其汗位的稳固，必须控制漠北，加强对岭北行省的统治。至元三年（1266 年），“封皇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出镇北方”。后在至元二十一年，“改封那木罕为北安王”，仍镇漠北，并遣军防守按台山，屯田和林、称海以供应军食，防范海都东侵。其次，元廷实行的抗灾措施只是权益之举。元廷拿中原的物资赈济岭北行省，类似于剜肉补疮。

朝廷的扶持只能是促进其发展的一个辅助因素，而不是决定性的因素。畜牧业生产的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牧民生产积极性的高低。而事实上，在当时牧民所受的剥削是很严重的，自己没有牲畜的贫苦牧民，若牧养官家的羊马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二与牧者”牧民所获甚微。朝廷组织的“抽分”给牧民生活造成了沉重的负担。以致牧民最后不堪重负，纷纷逃移，给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影响。

在当时牧人的境遇也是很悲惨的，驿卒佟锁住在漠北的遭遇就是一个鲜明的写照，七岁时“为过骑掠至漠北”，牧主授之“羊二千余头，命服而牧之，且戒曰：羊有伤者、逸者无故物故者必汝挞”，以致“决意亡去时年十有六矣”。牧人有如此的积极性，难免对畜牧业发展产生影响。岭北行省内争夺皇位的频繁战乱对畜牧业的发展造成了危害。为了满足战争之需，元廷加紧搜括战马。

元初阿里不哥与乃颜的叛乱被镇压后，接着是持续八年之久的海都、笃哇的反叛。岭北行省设置后，似乎给草原的安定带来转机，但不到十年，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皇位的斗争又愈演愈烈，岭北行省一次又一次地被卷入战乱之中。

军情急迫对大漠南北以外几次大规模的征敛，从另一侧面反映了漠北的畜牧业已经无力为战争提供所有的装备。而且，这种竭泽而渔式的搜括使岭北行省的畜牧业像全国范围内的一样，遭受了很大的摧残。战争加重了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更加剧了畜牧业的停滞与衰败。

岭北行省的农牧业发展能取得如此成效，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与元朝廷采取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是分不开的。把屯田、畜牧业纳入经济开发的一体化轨道，注意与水利建设、赈济救灾和开发配套进行，是元代岭北行省农牧业能够取得较成功的主要原因。水利是农业发展的命脉，是确保农业发展的重要条件，元朝统治者对水利建设的重视态度在中国历史上是比较突出的。

世祖时和林的屯田军开凿了许多条河渠，使河渠两边的屯田皆可引水灌溉。武宗时，哈剌哈孙再兴称海屯田，浚古渠灌溉田数千顷。水利建设的进行，改善了发展农业的条件，配合了农业的顺利发展。岭北行省的气候干燥少雨，全靠河流和湖泊提供一定的水源供牲畜饮用，从而限制了畜牧业范围的扩大。在窝阔台时期，为进一步发展畜牧业派人开掘水井。后元朝廷又组织人力到草原地区浚井。在农牧业的生产环节上，元统治者采取的是大力扶持的政策。

对屯田者提供了物资和财力上的大力支持：一是由朝廷直接无偿提供牛、种、农具等生产资料。世祖至元九年，给前往吉利吉思人居住地屯田的百名“南人”农具。十七年，给“月脱古思八部屯田牛具”。元朝廷也很注重对他们的抚恤，为此耗资巨大。虽然不能以部分代全部，但我们可看出在七年的时间内，元政府就进行了为数九次、钞额数量高达二百七十一万锭的赏赐。

这无论是对刺激戍军的屯田积极性还是戍守积极性都是十分有利的。可见，元朝廷对岭北行省的驻守军队的投资是很大的，同时也说明了对此地统治安定的重视意识。岭北行省稳定也为农牧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自然灾害是影响畜牧业发展一个较深的因素。在前面“畜牧业发展存 在的问题”一小节中，已详细介绍过岭北行省频繁发生、并产生严重后果的各种自然灾害。可见，畜牧业的发展在当时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和脆弱性。

自然灾害对尚处于补充地位的农业的影响也不例外。仅仅是自然灾害对农牧业的发展造成的影响还不是最严重的。当天灾、人祸交织在一起时，就会大大加重灾情。“救荒之政，莫大于服恤”，针对有元一代岭北行省频繁发生的灾害，元朝廷采取了一些积极有效的措施。

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期间，当时和林的粮食和其它物资都从自中原输入，阿里不哥退守和林以后，忽必烈封锁了漠北通往中原的驿路，断绝了其粮食供应。忽必烈凭借中原雄厚的经济实力，最终赢得了胜利。加强了岭北行省各民族经济及行省与内地经济的相互联系，促进了行省民族新格局和多元经济的形成，也有利于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

驿站、驿道产生的积极意义在整个元朝的统治中，当然是不容忽视的。但在发挥正面影响的同时，由于人为的对其不合理的利用，以及自然灾害的发生，经常造成站户贫困化和逃亡的严重后果。

由于岭北行省是诸王聚集之地，他们利用手中的特权，频繁地来往于边地与内地之间，过度地使用驿站的脚力，这是站户面临悲惨形势的主要原因。

元朝廷进行了积极的救助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灾害给站户带来的损害，保证了交通的畅通无阻。因此，对于岭北行省的交通建设，也应该进行全面的分析，具体对待。

此外，生产技术也是关系到农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农牧业生产技术也不断进步，使农牧业的发展达到了繁盛时期。

元代岭北行省内民族构成以蒙古族为主体，后因为经济、政治等原因，元廷组织了多次民族构成多样化、规模较大的民族迁徙活动。这些民族中包括汉族、契丹、女真、只温、唐兀、钦察和回回等民族。这样，在岭北行省内形成了广泛的民族杂居局面。他们经过长时间的接触、融合，最终形成了多元一体化的民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