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11月2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七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松井石根、武藤章、坂垣征四郎、广田弘毅、木村兵太郎、土肥原贤二被执行绞刑。这正是远东国际法庭在东京审判两年半以后的结果，其中我国法官梅汝璈参与审判。远东国际法庭共有11名法官，我国只占一位，在最后判决时，英、澳等法官提出废除绞刑，改为终身监禁，遭到我国法官梅汝璈的坚决反对，最终11位法官投票时以6：5的微弱优势胜出而执行绞刑。

远东国际法庭11位法官合影，右二为梅汝璈

但是日本的侵华战争对中华民族造成太大的灾难，当时的我们只会认为东京审判庭审判的日本人太少，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在当时国弱民穷的状态下，这样的结果还是我们的法官以死相争换来的。

正如梅汝璈所说的：“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我们中国人不会世世代代追讨你们的血债，但是当代的惩罚是必须的，你们日本人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错误，教训必须要牢记。

松井石根，1937年担任上海派遣军日军总司令，一手策划了南京大屠杀，期间大规模集体屠杀、杀人竞赛、强奸竞赛、掠夺竞赛等等这样的反人类暴行频频出现；板垣征四郎与土肥原贤二则一手策划了“九一八“事变，并随后在东北展开殖民统治，奴役东北人民等等；这七个人都是在中国和东南亚犯下滔天罪行的。

南京大屠杀的刽子手——松井石根受审

审判未开始时，国民政府呈乐观态度，认为无非是展现实情，抓捕战犯，走个程序而已，所以只派了二十人过去。但殊不知当时美苏冷战已经兴起，美国决定扶持日本来对抗苏联，故此次远东审判被限定了极小的范围内，美国审判长只确定了28人属于甲级战犯，中国人无权更改。

审判开始后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其犯罪年代应从什么时候算起？远东国际法庭认为日本对外侵略的时间是偷袭珍珠港，进而引起它对一系列国家的战争，所以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应该作为犯罪日期的起点。但经过梅汝璈提出严重抗议，又重新讨论后方才将时间更改为1928年4月日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事件。

第二个困难是搜集证据，当我国检察官宣读起诉书，要将松井石根等人定罪时，英国、美国等检察官哄堂大笑。“法庭以事实为依据，请中国证人出示日军杀人放火的实证”。美国检察官说道。当时每一个日本甲级战犯都有20个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进行辩护，狡辩为日本是哥哥，中国是弟弟，日本入侵是为帮助中国发展，而梅汝璈的律师团一共才20人，对于日本多个律师团的辩护，拿不出充足的证据。

日军侵华暴行的有力证据之一，中国人国破家亡

关键时刻，律师裘劭恒紧急回国，走访二十天挨家挨户询问，寻找最直接的物证；倪征燠则和同事直接赶到日本前陆军省档案库，日夜抄写，翻译，我们要用日本人自己保存的证据来证明。很快在众多日军侵华物证面前，美国、英国检察官顿时哑口无言，并承认：“日军的侵华暴行，是这次大战中绝无仅有的。”至此方将罪大恶极的七名甲级战犯送上断头台，剩下的18人则被判为终身监禁，只是到了1956年便全部提前释放了。

我们于日军档案馆发现的日军杀人比赛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律师团在检查日军档案库时，还揪出了两条“漏网之鱼“，档案馆收集了《东京日日新闻》一篇报道：南京大屠杀中第十六师团第九联队第三大队少尉野田毅，与另一名少尉向井敏明打赌：谁先用刀砍死100个中国人，最终野田毅杀了105人，向井敏明杀了106人。在我国强烈坚持下最终这两人与被判为乙级战犯的谷寿夫被引渡回中国，枪决于南京雨花台。

在此次审判上，我国表现出了最大的容忍和退让，审判完毕后我国发表的《告日本人民书》宣道：“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最后宣判，清除了中日两国间善睦相处的这些绊脚石，对于今后中日间和平合作，相信必有贡献。”但是日本显然没有接受我们的诚意，他们很快便为七名甲级战犯修建了殉国七士墓”，和规模宏大的靖国神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