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4月，面对突如其来的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爆发，北京保监办反应迅速，积极果断采取有力措施，率领北京保险业抗击“非典”，做到了为政府分忧、为群众解难，树立了保险业的良好社会形象，为北京市社会稳定作出积极贡献。
文/刘京生
2003年4月16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SARS的病原，由于外界环境的改变和病毒适应性的增加而跨越种系屏障传染给人类，并实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传播，形成了一次全球性传染病疫情危机。中国各省市相继出现“非典”病例，形势万分危急。
4月14日，国家主席胡锦涛指出，要从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高度，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要把防治非典型肺炎的工作，作为关系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一件大事，切实抓紧抓好。17日，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开始全力以赴应对，全民动员抗击“非典”。
北京市已经成为“非典”爆发的重灾区。我时任北京市保险监管办事处主任，是第一责任人。我于3月“两会”期间开始关注坊间披露出来的疫情信息和医院人满为患的场面。由于瞒报疫情，大量医务人员感染甚至不幸殉职，实际报道的确诊、死亡、疑似病人数量与百姓亲身感受相距很大，市场上开始出现了抢购抗病毒药物、食用醋和口罩等商品的风波。比“非典”疫情扩散更快的是恐慌情绪，特别是政府早期应对措施的反应滞后，缺乏信息和政策透明度，引发了公众的信任危机。
4月20日，党中央决定：王岐山同志任北京市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免去孟学农同志北京市委副书记、北京市市长职务。这一天，北京市“非典”确诊、死亡、疑似病例较之前一天成倍增加。22日，王岐山任北京市代市长。同日，全市“非典”患者数量骤然上升到588例，死亡28例，疑似666例，总人数过千。
北京市抗击“非典”决战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迅即展开。
在此紧要关头，北京市保险业的各种眼光一起汇集到北京保监办。
我敏锐地意识到，必须树立高度的政治责任意识，守土有责、守土有方，确保一方平安。作为北京市保险业的监管者，必须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依据《保险法》赋予的监管职责，充分调动北京市保险业的积极性和专业性，发挥好保险保障职能，保护好投保人的合法权益，为维护好北京社会稳定和保险业创新发展作出努力。
4月21日，我召开保监办紧急会议，要求处室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全员动员，开展抗击“非典”的各项工作。在北京市各保险公司尚在观望犹豫的时候，北京保监办下发《关于做好“非典”理赔工作的紧急通知》，率先对“非典”理赔的领导责任制、风险界定和标准、理赔原则和程序，提出了明确的监管规定。当时，社会上对“非典”引起的死亡数量不断攀升的恐惧，引发许多已经购买了各类商业保险的投保人担忧，社会媒体对此高度关注。
由于疫情严重，央视记者把电话直接打到我办公室，急迫询问我的解题之道。
此时，如果我闪烁其词，肯定会使人们产生对保险业的质疑，甚至会加剧社会公众和投保人的恐慌。
我顶着压力和质疑，言简意赅讲了八个字：“特事特办，不得拒赔”。我的电话采访内容当晚上了电视，各电视新闻、媒体网络、报纸报刊均在第一时间报道了北京保监办下发紧急通知的内容，迅速平息了北京市社会舆情的杂音和担忧，社会各界好评如潮。
因孟学农同志刚被免职，分管金融保险的市领导分工不明，我只能主动联系王岐山代市长，汇报北京保监办和北京市保险业抗击“非典”的工作，求得北京市委和市政府的支持。
王岐山代市长百忙之中在办公室会见了我，听取我的工作汇报后，他对北京保监办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工作表示充分肯定，对下一步工作做出明确指示。
为了及时掌握“非典”疫情发展对北京市保险市场的影响，改善保险监管服务，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趁热打铁主动与市政府职能部门取得联系，建立了政府职能部门与北京保监办和保险公司疫情数据对接和信息分享机制，这样可以及时互通“非典”确诊、死亡和疑似病例数据资料和病人区县分布情况，以及反馈保险业理赔情况，为保险公司尽早介入“非典”患者的索赔核查工作，提供了超前的基础数据信息，进一步推进了保险理赔工作的进度。
在京保险公司按照北京保监办《关于做好“非典”理赔工作的紧急通知》的要求，快速建立非常时期的应急机制，特事特办，开通“非典”绿色理赔通道，保证理赔资金到位。
我根据保险基本原理认为：这次非典型肺炎，“非典型”不是病，是“肺炎”的病原特征，保险合同保的是投保人患肺炎致死或治疗的保障；一般保险单都有除外责任的规定，肺病是常见疾病，保险合同绝对不会将肺炎列明为不可保险的疾病，保险监管机构审批保险产品时也不会轻易同意把肺炎作为除外责任，所以不得拒赔。
一点通，万事通。
我及时将北京保监办的工作思路、工作安排和实际效果向中国保监会李克穆副主席作了电话汇报，得到了领导的首肯，这更增强了我的自信心。我们按照中国保监会的要求，建立了一天一报的疫情汇报制度，保证能及时得到指导和支持。
与此同时，我在北京保监办先后见了来访的几家在京保险总公司的领导，做了面对面的沟通和说明，并利用这种机会催促总公司尽快为其北京市分公司开发“非典”的保险产品和建立“特事特办”的保险绿色理赔通道，保证理赔资金足额准时到账。
之后，早开发“非典”保险产品、早受益的保险公司数量不断增加，仅一家保险分公司就在京销售了2000多万元保费的“非典”保险产品。
除此之外，北京市保险业还向广大保户及社会公众发放了预防“非典”的宣传资料，向一线医护人员赠送了数亿元保额的保险保障，向医疗机构、研究机构和医护人员赠送了数千万元的捐款及大量的防疫物资。在积极开发保险新产品的同时，还改进和完善了服务措施，提高了理赔服务质量，受到了广大保户和社会公众的赞扬。
针对北京8万多保险职工和保险营销人员的防控“非典”工作，北京保监办及时下发和转发了6个紧急通知和文件，要求保险公司建立灵活高效的应急体制，在京保险公司必须建立防控“非典”的领导负责制、领导工作制、领导问责制、领导追究制，提升了对这一群体防疫工作落地的关注和监督。
在抓抗击“非典”工作的同时，我没有忘记在“非典”之后如何促进北京保险业的快速恢复、健康发展的问题。
我思考：
一是由于人们的保险意识普遍增强，疫情过后可能出现保险需求增长的情况；
二是保险公司快速推出新产品和各种服务措施，树立了保险业的良好形象；
三是带动了相关险种如健康险业务的发展，给寿险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四是保险公司在实战中积累了经营管理和风险控制等方面的经验，改进了经营管理。
北京保监办在短短两周时间内，由我主持并完成了有关“非典”对北京市保险市场影响、财产保险公司积极参与抗“非典”斗争情况、“非典”期间北京人身保险业的发展情况和存在问题、北京保险业应对“非典”的主要措施、北京寿险市场调研报告等6个专项报告，提出了十多项政策建议，上报中国保监会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其中一些建议很快被中国保监会采纳并实施。
5月27日上午，中国保监会吴定富主席率队开展北京保险市场调研，我陪同吴主席视察了平安人寿北京分公司和中国人寿北京海淀支公司。保监会领导认真听取了两家公司的汇报，共同分析了“非典”后期保险业发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以及应该采取的对策和措施，充分肯定了北京市保险业前期所做的大量工作和取得的社会效果。同时要求北京市保险业认真总结经验和教训，树立大局意识、全局观念、政治责任，迎难而上，创新发展，更好地树立北京市保险业良好的社会形象。
在中国保监会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北京市保险业很好地发挥了保险补偿作用和社会管理职能，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全市确诊2434病例，死亡147人，保险业赔付金额220多万元，未发生一起因“非典”索赔的投诉和上访案件。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撤销对北京市的旅行警告，并将北京市从“非典”疫区名单中删除。
当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开展全国防治“非典”工作优秀共产党员评选活动，保监会有一个名额，就把我选上了。
以下摘录中组部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推荐和审批表的部分内容：
“刘京生同志具有较强的党性修养和领导能力，严于律己，非常珍惜党委一班人的团结。在抓监管业务工作的同时，始终不忘政治理论的学习，并能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很好地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他淡泊名利、无私奉献，时刻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坚持党性，坚持原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面对困难勇担责任，开拓创新，迎难而上，具有很强的号召力，他服务大局、科学决策的领导综合能力，在这次抗击‘非典’的斗争中得以充分展现。他具有深厚的保险理论基础，精通保险业务操作程序，对保险监管具有超前思维，驾驭全局和决策能力突出。他善于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团结同志，关心群众疾苦，体察干部心声，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他人，想方设法创造条件，为群众谋福利。
在这次‘非典’重大考验面前，在中国保监会和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刘京生同志以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严明的纪律、超前的思维、果敢的应变、良好的领导能力，率领北京保监办和北京保险业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2003年7月1日上午，108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在中组部礼堂隆重集会，庆祝党的82岁生日，分享抗击“非典”疫情取得胜利的喜悦。表彰大会简朴而庄严，在领导和代表发言后，开始表彰在抗击“非典”斗争中作出突出贡献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作为中国保监会系统一名党员，被授予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优秀共产党员光荣称号，感到无比光荣，这也是全系统共产党员的光荣和骄傲。获奖代表依次有序登上主席台领奖。
特别让我感到激励的是，我与钟南山院士比肩而坐，他是非常突出的抗“非典”英雄人物，值得我学习。
我们每人领取了奖状证书和5000元奖金，领导再三叮嘱，不能回单位上交现金，就是发给你们的，你们受领当之无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