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战争中，蒙古骑兵以勇猛善战、机动灵活而著称。他们擅长运用战术和策略，使敌人防不胜防。而抢回战友尸首的传统，在蒙古骑兵中有着特殊的意义。

按照这一传统，当一个蒙古骑兵在战场上失去战友时，他们必须设法找回战友的尸首。如果能够成功找回，那么这位骑兵的家人将获得死者的妻妾和全部财产。这一习俗虽然看似残酷，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阵亡战士家庭的生计和地位。

这一传统起源于何时，又为何会得到如此严格的执行？

在远古的氏族族外婚时期，人们树立了一种特殊的婚姻观念，将嫁到本氏族的女子不仅视为夫家的一部分，更是夫家所在的整个氏族的一员。在这种观念下，如果一个已婚女子在丈夫去世后嫁到其他氏族，她就会失去原本属于夫家的财产和劳动力。

为了维护这种财产的继承和劳动力的稳定，人们产生了“收继婚”的制度，将妻子限制在本氏族内，成为一种财产继承的转移和变异形式。

“收继婚”在多数社会都存在实际行为，但社会对这种婚姻形式的态度却有着不同的分歧，包括反对、中立、支持鼓励，甚至被认为是一种义务。

实际上，这源自于原始社会的群婚制度，当社会将女性视为夫家财产的时候，夫兄弟婚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财产继承的手段。同时，政治因素也可能成为夫兄弟婚的驱动力，例如英国的亨利八世娶寡嫂凯瑟琳，目的是为了加强英国和西班牙王室的联盟。

夫兄弟婚并非仅仅限制于一夫一妻的情况，有时候也指的是女子同时嫁给两个或多个兄弟的情况。

而蒙古人将这一制度推向了一个新的极端。在蒙古的文化传承中，超越了一般的“收继婚”制度，他们创造了一种更为极端的“捡尸”奖励机制。

这种制度起源于成吉思汗时期的《大扎撒》：保护战死者。奴隶将牺牲于战场上的主人背出来的，将主人的牲畜和财产送给该奴隶；其他人背出来的，将死者的妻子、奴隶和所有财产都送给该人。

在漫长的历史时光中，明朝与蒙古之间的战斗构成了一幅跌宕起伏的画卷。这段时期的战争几乎可以被形容为持续不断，明朝统治了小三百年，而与之对峙的蒙古也几乎与大明交锋了同样漫长的时间。

面对蒙古频繁的骚扰，明朝的君主们不得不采取各种不同的对策。在这场边境纷争中，历代明朝皇帝因为国情与政治的考虑做出了多种选择。早期的统治者采用了武力压制，通过大规模的进攻来解决问题。而一些明代皇帝甚至选择亲征，亲自率领军队进行战斗，展现出统治者在军事上的建树。

值得注意的是，明武帝朱厚照就是其中之一。在应对蒙古骑兵的战斗中，他亲征参与了明代最大的一场明蒙之战——应州之役。这也是明代皇帝最后一次亲征的历史事件。

应州之役的发生在明武帝统治时期，正值他亲自指挥军队。这场战斗对于明朝来说是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军事行动。然而，尽管战斗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但在战后的统计中，明军竟然只带回了极少数的蒙古人头，其中的奇异之处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这次战役的胜利虽然给予明军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但却因为奇怪的结果而引发了疑问。尽管明军经历了六次激烈的交战，其中一次战斗竟然进行了近百余回合，令人费解的是，明军只带回了极为有限的蒙古人头。这一情况引起了人们的思考，反映了蒙古骑兵的两个显著优势。

首先，蒙古骑兵以其机动性而闻名，相较于明军的步兵和枪兵，他们在战场上具备更强大的机动能力。这种灵活性使得蒙古骑兵能够更好地规遍战场，减少自身的伤亡。

其次，蒙古骑兵实行的独特奖励机制，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士兵的战斗积极性。如果一个奴隶在战场上捡回了战友的尸体，他将脱离奴隶身份，并占有死者的所有财产。

这一奖励机制不仅巨大，可以使奴隶实现阶级的转变，甚至可以将富庶的贵族纳入到自己的家庭。这种规定甚至涉及到人口买卖的问题。

然而，这样的制度在长期演变中逐渐变得扭曲，一些蒙古人开始将战场上的奖励当作投机的机会。在战斗中，他们不仅多带几匹战马，还使用装有钩子的钩镰枪，即便无法击毙敌人，也能够勾走财富，合法地继承死者的一切。

这样的政策显然不利于社会的长远发展。尽管蒙古骑兵以其英勇善战而著称，但失去了家国天下的蒙古，最终在历史长河中并未占到多少便宜。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只有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社会才是能够长治久安的核心利器。

总结蒙古骑兵传统的独特之处，明确“捡尸”奖励机制的利害得失。提出对于长远社会发展更有利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在文明冲突中，传统与现代观念之间的碰撞显然需要更加理智而包容的态度，以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