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五胡十六国时期，是汉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秩序发生激烈变化的时代。种新格局的产生，不仅对国际政治具有重要意义，而且由于百济大量吸收南朝文化，同时又将自身的和南朝的文化转而向邻国输出，从而形成东亚文化圈里南北两大系统文化争奇斗艳的局面，正是因为这种局面的出现使得中国对东亚各国有着一种称之为“册封体制”的国际关系秩序。

这种见解，虽有利于对东亚国际关系的总体把握，但在具体分析各个历史时期的国际关系，特别是在研究“册封体制”表象下国家关系实质时，却常常显得过于僵硬和公式化。一个国家的对外政策，固然有其相对稳定的方针与目标，但也经常受到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其理论和实践必然是富于变化与适时调整的。

东晋十六国

只要中国不统一，那么，中国的内乱就将波及周边地区，形成各个民族国家间的实用主义外交，不可能真正存在相对稳定与持久的国际关系秩序及其结构。这是在研究该时期东亚国际关系时不能不特别留意之处。国际关系是互相制约、互相联系的。许多在史书记载上显得孤立偶然的事件，却往往包含着丰富的内容，并对全局发生影响。

据朝鲜《三国史记》的记载，北魏高祖年间，魏军曾经讨伐百济。这一事件，历来不为研究者注意，未见有所论述。究竟其原因何在，是朝鲜史籍记载语焉不详，难以为据或者是事件发生纯属偶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本文试图对南北朝时代东亚发生的若干事件钩稽探啧，联系比较，从而把握住国际关系演变的主要脉络。

《南齐书》载：“是岁，魏虏又发骑数十万攻百济，入其界，牟大遣将沙法名、赞首流、解礼昆、木干那率众袭击虏军，大破之。去庚午年，捡犹弗俊，举兵深逼。”

朝鲜三国

魏伐百济事件的历史记载及其经过

《三国史记·百济本纪》关于此事的记载件显得十分孤立与突然，看不出有什么前因后果。考诸中国史籍，北朝方面全无记载但在南朝史书中，《南齐书卷五八《百济传》中有所体现。在《建康实录》卷十六《魏虏传》百济条里，我们也发现关于此事件的记载。《建康实录》作者许篙，大约为唐肃宗时人，其书多采遗文，颇补六朝正史之遗漏。

这样，关于魏伐百济事件，可以找到三条各不相同的记载。《三国史记》和《南齐书》的记载大概都出自百济竹称述，可视为同一系统的材料。而《建康实录》则为另一系统的材料，这种材料记录的内容基本上和北魏时期的记载相类似。由此看来关于魏伐百济事件的记录出现了三种出入较大的记载，首先在事件发生的时间上三者就不同。有年、年和“庚午年，三说。禽建武二年最近的庚午年为年，即南齐永明八年、北魏太和十四年。是年，北魏太皇太后冯氏崩，国丧期间，北魏不可能大举讨伐百济。

冯太后

至于年和年二说，在没有其他旁证的情况下颇难确定。就国际关系来说，两个国家之间发展到爆发战争程度的紧张关系，势必对整个地区产生影响。在年前后，和百济对立的高句丽不同寻常地频繁遣使赴魏，在488年二、四、六月，却见高句丽三次入朝，翌年二、六、十月亦多达三次。如此频繁的交往暗示东亚发生了异常的情况，双方有必要增加磋商。

《魏书》载：“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何憂於寇讎也。”

自魏灭北燕以来，高句丽万乎年年遣使入朝，甚至一年数至，竭尽全力在调整与北魏的友好关系，北魏没有任何理由打破内外安定的形势，突然间与没有外交关系的百济结盟，冒然去改变东亚的关系格局。实际上是要求百济入守臣礼，只是允诺将来高句丽不臣时可一起伐之。此既是一种遁辞，亦反映了北魏对东亚心有余而力不足的心态。

孝文帝

北魏与百济、高句丽之间的关系变化

在五胡十六国时期，高句丽趁中国大乱之机，于313年攻占乐浪等二郡，推翻中国在朝鲜半岛的郡县统治，继而大力向辽河流域扩张，而与东北地区的鲜卑慕容氏所建立的燕国激烈冲突，大规模战争连连发生。除年遣使后赵属打探中国消息等少数例子外，基本上都与该地区的军情密切相关。

高句丽刚和北燕建立起相对平稳的关系，东北地区的和平局面即被打破，这就使北魏统一北中国的兵锋指向了北燕。高句丽并没有因为北魏的事先告诫而保持中立，反而派遣数万大军迎取燕王冯弘一行，并将燕都和龙大掠一空，从而形成与北魏正面对抗的局势。从“冯弘事件”暂告一个段落的年到年，未见双方有使节往来，可见关系之冷淡。

冯弘

就在南北朝和东亚国家都在调整改变对外政策的微妙时期，百济突然遣使北魏，提出了上述与北魏结盟共同对付高句丽的国际战略。北魏虽然拒绝了，但仍然希望百济人朝，以此为契机同朝鲜国家建立多边关系。因此特派使者取道高句丽前往百济，但被高句丽所拦阻。此后，北魏再次作出努力，于年派使者从东莱渡海前往百济，但遭遇风浪失败，于是百济彻底断绝与北魏的交往。

《魏书》载：“安等至高句麗，璉稱昔與餘慶有讎，不令東過，安等於是皆還。五年，使安等從東萊浮海，賜餘慶璽書，褒其誠節。安等至海濱，遇風飄蕩，竟不達而還。”

百济突然靠拢北魏，对高句丽是很大的刺激，引起其高度的警惕和不安。为了避免南北受敌局面的形成，遂一方面迅速击破百济，另一方面则一改以往对北魏冷淡的政策，高丽欲通过积极的外交努力频频向北魏抛出橄榄枝，以期北魏不要对百济有任何的援助行为。而当时北魏正在国内推行积极地汉化政策，并且深受保守派的阻挠，为了稳固外部稳定，在与百济进行外交的同时也与高丽进行了积极对话。于是，双方的关系进入了稳定友好的时期，并历经北齐，一直保持到隋朝建立为止。

拓跋焘

南朝与百济、高句丽之间关系的演进

晋室虽然在中原溃败南迁，却保持着中国王朝正统的荣光，因此，和北朝相比，南朝与东亚各国都有着外交关系。东晋和刘宋两代，似乎特别注重高句丽，这从册封关系上可以明显地表现出来。东晋册封高句丽王为征东将军，刘宋则进一步册封其为征东大将军。而同一时期，东晋统治者对于百济也采取了同样的册封方式。

《南史》载：“表求《易林》、《式占》、腰弩，太祖并与之。中大通六年年、大同七年年，累遣使献方物，并请《涅架》等经义、《毛诗》博士并工匠画师等，并给之。”

百济盖卤王

由此可见，东晋和刘宋两代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是按照高句丽、百济、日本的顺序排列的，其间刚好各差一个等级。但值得注意的是南朝和百济关系的发展。百济和南朝的关系一直比较平稳，不像高句丽与中国的关系那样起落较大。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百济与南朝的交往，尤其注重制度和文化的吸收与交流。

百济是东亚最发达的农业国家，自然接近且易于接受南朝的文化。同高句丽相比，南朝与百济的关系不但侧重于政治、军事方面，而更多地体现于内在文化联系上。因此，百济在晋宋两代东亚国际关系秩序上虽然地位不如高句丽，但双方的关系不易为时局所左右，尤能持久与亲密。特别在国际局势变动之时，这种关系的稳定性就表现得尤为明显。

高丽长寿王

评价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把南朝与东亚的国际关系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而其分水岭就在于世纪末。这样，在南朝方面也看到和北朝方面同样的变化，百济为了得到北魏的军事援助不断与其频频示好，但是由于高丽的干涉以及北魏在形势上的认识最终没能成功，因此百济与北朝外交的失败，直接影响了整个南北朝时期与朝鲜半岛的外交互动。

中国的东亚国际关系秩序是有很大变化的。这种变化就是由于百济与北魏关系交恶出现的，百济因为高句丽与北魏的关系交好便转向了东晋，因此百济与高句丽的矛盾，也就是朝鲜半岛时期的矛盾在北魏与东晋，即在中国大陆上变相地展现出来。这虽不能说是必然出现的情况，但的确反映了南北朝时期那种纷繁错杂的东亚国际政治格局。到了隋朝初唐，高句丽又成了中国关注的主要对象。不久之后，新罗的地位急剧上升，成为唐朝的盟国，彻底改变了东亚世界的局势。

上述外交关系格局，从朝鲜半岛两国向中原地区派往的使者数量也能够得到充分反映，即高句丽派往北朝的使臣不断增加，相反百济方面愈发减少，而百济向东晋派往的使者却呈直线上升。由此不难看出各自交往的重心所在。5世纪末发生的变化，似乎是偶然因素使然，其实不尽如此，更有其深刻的内政原因。

高句丽在政治、军事以及外交上的造诣都是百济所不能达到的，高句丽通过对局势的洞察，特别是对朝鲜半岛整个地区乃至整个东亚国际格局的洞察尤其到位，都表现出高超的外交手腕和技巧。反观百济，则颇有不如，在努力打开与北魏的关系上既不能审时度势，又急躁冒进，颇有孤注一掷的味道其后在处理同北魏的偶发性冲突时，又显得意气用事，错失扭转形势的时机，越发显得其外交政策和技巧的不成熟性。

参考文献：《魏书》、《南齐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