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庵为“元朝辛未科进士”之说，与《元史·选举志》的记载全然不符。进入21世纪以来，欧阳健先生在刘冬、陈建华二先生之论的基础上，撰文《〈浙江通志〉元代选举科目正讹———兼辨“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之由来》，发表于《明清小说研究》2012年第1期，重新对施耐庵“辛未科进士”的身份作了阐释。

欧阳健先生认为施耐庵其实不是“元朝辛未科（1331年）进士”，而是至顺四年（1333）进士。那为什么在施氏各类家谱、施氏宗祠“苏迁施氏宗”神主以及《兴化县续志》载《施耐庵墓志》都说施耐庵是“元至顺辛未进士”呢？

欧阳健先生认为主要是当时的政治因素所致，即：“元文宗至顺三年八月驾崩，至顺四年会试，秉政者是悖逆比董卓更甚的燕铁木儿。此科后被政敌攻为科场舞弊与腐败，导致科举的罢废。故至顺四年进士要撇清与燕铁木儿的关系，不致留下‘附逆’与‘行贿’的恶名。”

也就是说，施耐庵本为至顺四年进士，但因为至顺四年曾发生权臣燕铁木儿操纵下的科场舞弊案，导致当年录取的进士名声大受影响。为了撇清与燕铁木儿的关系，不致被其坏名声所累，施耐庵将自己身为至顺四年进士的身份隐藏得讳莫如深。

但进士身份毕竟是无法掩饰的，而且是家族的荣耀，不能不提，于是施耐庵就以一个根本没有开科的年份至顺辛未年（1331）录取的进士自居；同理，施氏后人为了保持先祖的清誉，也就以元朝辛未科进士称呼始祖施耐庵了。

为了证明至顺四年的科场舞弊案是存在的，欧阳健先生对《浙江通志》、《元史·选举志》、《元统元年进士名录》、《明史》以及各类地方志的记载进行了仔细的比对与归纳，确证在至顺四年的会试中，燕铁木儿为了扩充己力，将进士名额扩至百人，并广受贿赂，以肥其家，“在这种大气候下，‘至顺四年进士就不是什么桂冠，而是臭名四溢的恶谥了。

当此之际，得中进士的心理状态，已经没有多少文献可供钩索；他们最本能的反应，便是模糊了之：既不否认进士身份（这是十分要紧的），又不确认在至顺四年考中”。例如刘基、张宗元和宇文公谅，都是在1333年春二月参加会试，当时所用的年号仍旧是至顺，应当称为“至顺四年进士”才对，可是刘基《明史》本传却含糊地写作“元至顺间，举进士，除高安丞”。“刘基连同张宗元、徐祖德、叶岘，不承认是‘元统癸酉李齐榜’，而说是‘至顺二年辛未余阙榜’，可能都是刘基的主意。”

欧阳先生的判断，可能有一定的道理。既然以刘基为代表的至顺四年进士都羞于提及“至顺四年”是时代因素所致，故欧阳先生认为施耐庵中的也是至顺四年进士，而绝非至顺辛未（1331）科进士：“明明中的是至顺四年（1333）进士，为什么要说成是‘至顺辛未进士’？因为他任职的地方是钱塘，要和刘基为代表的江浙行省同科进士在履历上保持一致。”

欧阳先生将刘基等人羞于提及“至顺四年进士”的苦衷推及施耐庵身上，那施耐庵就是和刘基等人同榜的进士了。这究竟有没有可能性？先来看一看施耐庵为至顺辛未年进士的依据。欧阳健先生认为依据有二：第一，“施耐庵为‘元至顺辛未进士’，见录于《施氏家谱》、‘施氏族谱世系’，施氏宗祠‘苏迁施氏宗’神主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等”。第二，《施氏长门谱》施封之序，署乾隆四十二年（1777），中谓‘自明迄清，相沿不堕’，可知第一世耐庵公为‘元至顺辛未进士’之说，其来有自。”

我们来看一看这两类依据是否客观。（一）《施氏家谱》、施氏族谱世系及施氏宗祠神主，都出自苏北兴化施氏家族；至于《兴化县续志》所载《施耐庵墓志》，欧阳建先生也说：“《施氏家谱》附淮安王道生《施耐庵墓志》，系1919年《兴化县续志》坐办兼分纂人刘仲书从《施氏家谱》中抄得，载入《兴化县续志》。”

可见《施耐庵墓志》也出自施氏家族。也就是说，所有关于施耐庵为元朝进士的材料，全部出自苏北施氏家族，而不是出自官方史料或地方史料。这就令人难免对这些材料的客观性产生怀疑。尤其是托名明初淮安人王道生所撰《施耐庵墓志》，更是彻头彻尾的假文物，引用其中的材料作为证据，更是令人不敢苟同。

至于《施氏长门谱》，本是苏北兴化施氏第十四世裔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所修，但在流传过程中原件失去。现在我们见到的《长门谱》，是民国七年（1918）施氏第十八世裔僧施满家抄录之本。

《施氏长门谱》的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世系延续的实录。自元末明初的始祖施彦端开始，一直到第十八世僧满家，代次的延续脉络相当清楚，时间跨度达五百多年；二是施封于乾隆四十二年撰写的《施氏长门谱》序，三是淮南一鹤道人杨新于明景泰四年为施彦端之子施让（字以谦）撰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

但就是这样一部文物真品，其中也有令人疑窦丛生之处，那就是在世系记载“第一世始祖彦端公元配季氏申氏生让”之“始祖彦端公”的天头位置，添加了眉批“元朝辛未科进士”。这个眉批究竟是施封所写，还是后人添加。笔者以为出自后人添加，原因是：

第一，施封为《长门谱》所写之序，根本没有提到始祖施彦端中进士之事。

正如欧阳健先生所言，序中的确提到了施氏谱系手抄笔录“自明至清，相沿不堕”的情况，但这说的只是谱系的承接沿袭，而没有任何一句提及施彦端中进士。故仅仅依据施封序中“自明至清，相沿不堕”之句来证明《长门谱》中的眉批“元朝辛未科进士”其来有自，恐是徒劳。

第二，附录于《长门谱》的明景泰年间杨新为施彦端之子施让所写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提及彦端，仅有“先公彦端，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也根本没有中进士之事。

这里必须提及另一件事。在咸丰四年（1854）由施埁所修《施氏族谱》中也有一篇杨新的《故处士施公墓志铭》，铭文中说到施彦端的文字竟然是“先公耐庵，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

与《长门谱》中的杨新之铭相比，《施氏族谱》将“先公彦端”改为“先公耐庵”，并且多出了“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隐居著《水浒》自遣”，共计二十八字。

欧阳健先生认为《施氏族谱》中的杨新之铭是可信的，《施氏长门谱》中少了二十八字，是被施满家抄录施封之谱时删去了：“为什么要删？满家为一僧徒，他既不会赞成‘诲盗’，也不会赞成鲁智深式的大闹五台山。

满家为讳言著《水浒》事，可能不仅删去杨新的墓志铭中的那段话，将‘先公耐庵’改为‘先公彦端’，而且连世系中‘字耐庵’三字也弃而不书，从而将与《水浒》有关的痕迹全部清除干净。这样一个明显的改动，大约当即遭到族人的非议，于是只得在行边添上‘字耐庵’三字以补救。杨新的墓志铭，则因字数太多，而终于没法添上。”

很显然，欧阳健先生的满家删除之说也是其认为“第一世耐庵公为‘元至顺辛未进士’之说，其来有自”的重要证据，但欧阳健先生的说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否定。章培恒先生说：有同志认为：自“元至顺”至“自遣”二十八字为墓志铭所原有，但被满家删掉了，因为“从其‘出世’的观点来看，上述诸事是应该‘为亲者讳’的。

按，佛家讲究“慈悲”，而《水浒》则对杀人放火颇多赞同，也许确为满家所不满。但是，“高尚不仕”、“征书下至，坚辞不出”这样的行为，即使“从其‘出世’的观点来看”，不也是无可非议的吗？

为什么也要“讳”要删？在《施氏家簿谱》的世系表上，满家端端正正地写着：其始祖为“元朝辛未科进士”。假如《墓志铭》确有“元至顺辛未进士”之语，他又为什么要加以删除呢？所以，把两者的不同归于满家的删削，是说不过去的。章培恒先生的话的确非常有道理。

如果施耐庵真有“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和“著《水浒》”等荣光，因满家是出家人，不赞成梁山好汉的杀人放火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行径，他只要删去“隐居著《水浒》自遣”即可，怎么可能将先祖“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等无限荣耀尽皆删去？隐晦先祖的荣耀，难道也是“为亲者讳”？说杨新之铭中绝没有“中进士”、“著《水浒》”之事，尚有另一证据。

施埁于咸丰四年所修《施氏族谱》，抽去了施封之序，以陈广德的《施氏族谱序》取而代之。陈广德在序中虽然已将“彦端”替换为“耐庵”，但提及杨新之铭，仍旧说：“铭所云：‘积德累行，乡邻以贤德称’者，信可徵也。”并没有提及彦端“中进士”、“高尚不仕”、“著《水浒》”的事迹。

针对这种情况，赵振宜、张丙钊、施恂清三先生分析道：从陈广德所撰《谱序》中，还可以看出原《长门谱》和《咸丰谱》，所录杨新作的《墓志铭》，同新发现的《长门谱》抄本所载是相同的，并未有“元至顺辛未进士……隐居著《水浒》自遣”的话。

为什么能这样说呢？因为陈广德作《序》时，是想极力把施氏家族谱褒颂一番的，但他是个治学严谨的人，写文务求详实。他按族谱世系上字讳，改彦端为“耐庵”，尽量引用杨新所撰《墓志铭》中原有的赞颂之词，引用了“积德累行，相邻以贤德称”。

试想，如果见到“元至顺辛未进士，高尚不仕。国初，征书下至，坚辞不出”的话，岂能不加引用呢？尽管咸丰初年《水浒》仍被列入禁书，但避开“隐居著《水浒》自遣”，其它话是完全可以引用的。

何况，他把名“彦端”，换用字“耐庵”，这实际上等于说彦端即著《水浒》的作者耐庵。正由于陈广德所撰“谱序”的可信，故于一九五二年调查时得以发现杨新所作《墓志铭》中那段话，有“后人窜入之嫌”。三十年后的今天，新发现的《长门谱》恰恰证实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