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高丽的文化交流自殷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到汉唐以后逐渐密切，交流的领域也逐渐增多，包括典籍、医学、文学、宗教、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宋朝与高丽的文化交流是汉唐以来文化交流的延续，宋给高丽带来了先进的思想、技术，同时高丽也为宋朝保留了相当数量的典籍，实现了双方的共同发展。
20世纪80年代开始，宋丽关系史的研究中就已经包含了宋丽文化交流的内容。进入21时纪以后，宋丽文化交流史日益受到学界重视，开始出现一批专门性研究。李梅花《10—13世纪宋丽日文化交流研究》论述了宋、丽双方在使节、留学生、宋投化人、僧侣、艺术、医药等几方面的文化交流及宋丽文化交往对双方思想、文化、民族意识的影响和意义。
李海英《宋代中韩海路文化交流述略》以海路文化交流为切入点，论述宋丽文化交流的背景、原因、人员、内容及意义。魏志江、魏珊《论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与海洋文化交流》从论述宋丽海路航线出发，进而论述海上的人文和精神文化交流，主要体现在宋丽就丝绸之路相关的海神信仰、典籍和儒佛道三教文化的交流方面。
学术交流宋丽两国在学术方面存在频繁而深入的交流，主要体现在儒学和文学方面。在宋、丽两国的思想交流中，儒学占据着重要位置，学界对两国儒学文化交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宋丽儒学的关系、儒学交流路线、人员等方面。
金哲洙《高丽中期儒学的心性论倾向研究》认为高丽中期北宋新儒学思潮的传入对高丽儒学产生了积极影响。在高丽儒生、使者在与宋朝交流过程中，高丽中期的儒学出现了重视心性、义理的思想倾向。同时，作者对比了双方思潮在经筵官的官职、教材讲义、经筵气氛等方面的差异后，认为高丽的新儒学倾向不具备宋朝的批判意识、道统意识和强大生命力。
郑成宏《中国江南地区与韩国的儒学文化交流———以宋朝与高丽的儒学文化交流为中心》论述了宋丽儒学交流的路线，认为交流基本是通过海路，来往均借助季风，宋朝前往高丽有南侧和北侧两条路线，北侧路线从登州或密州出发，南侧路线从明州、泉州、杭州、广州出发，最终均到达礼成江口附近；交往人员主要是留学生与参与学术交流的儒家文人；还认为朱熹的朱子学成为王朝的统治思想，其后代东渡半岛后也为宋明理学在半岛的传播和发展发挥了作用。
艺术交流随着宋丽交往的不断深入，两国在绘画、音乐、舞蹈等方面的交流逐渐密切。在绘画交流方面，陈伟庆《北宋与高丽官方书画交流述论》认为通过宋向高丽赐画以及两国互遣画工，宋丽两国在交流中促进了画工技艺的提高。
除此之外，高丽向宋纳贡的物品中含有与书画相关的纸、墨，高丽纸深受宋朝士大夫的喜爱，高丽墨在中国经过改造后，成为深受两国文人喜欢的绝佳墨条。
除了官方交流，随着宋朝海外贸易的兴起，民间的绘画交流也多了起来，黄戈《高丽与宋元绘画交流述略》认为宋丽两国通过商业贸易、文人情谊形成的绘画交往不容忽视。高丽的画作成为宋朝的民间收藏，高丽使者也会在宋民间搜集大量的画迹带回国收藏。
在音乐交流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以宫廷音乐的交流为主。宋丽音乐交流亦呈双向性，宋朝音乐对高丽音乐产生影响，高丽音乐同样给宋朝音乐带来变化。
陈妍慧《北宋大晟雅乐在半岛的传播和衍变》认为高丽的雅乐来源于宋徽宗所赐的大晟雅乐，虽进行过本土化改造，但究其内核，祭祀功能、演奏方式、音乐风格都没有改变。
陈伟庆《宋代音乐传入高丽的途径》认为高丽派乐工、使者到宋学习雅乐，又请宋派乐工前往高丽教授雅乐，并且引进部分艺术素养较高的宋朝移民和音乐典籍，在各种交流的影响下，高丽乐形成了雅乐、唐乐和乡乐三足鼎立的局面。徐海准、涂雅蓝《宋、高丽宫廷音乐文化交流》认为高丽对宋朝音乐的吸收还包括乐器的引进。
另一方面，陈伟庆、包国滔《试析宋与高丽的音乐交流》认为高丽乐是宋朝“四夷乐”之一，宋朝乐器中的檐鼓、齐鼓等乐器来自高丽；同时，宋朝的大晟雅乐传入高丽，很快成为高丽太庙祭祀、郊祀和朝会仪式等重要场合所使用，对高丽音乐舞蹈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制度交流宋、丽双方在交流过程中，高丽对宋朝的制度文化也在不断吸收，体现在礼制、法制、服制等方方面面。陈尚胜《论高丽对中国典制文化的吸收》从典制文化整体入手，分析了高丽中期在官制、刑制、土地制度、科举制度、教育制度、礼仪制度方面对宋朝制度文化的吸收，同时出于维护高丽贵族阶级的特殊利益，在一些制度上进行了部分修改。
张春海《“华化”与土俗之争背景下高丽对宋代法制的移植》认为在归化高丽的宋朝士人的作用下，高丽王权对宋朝法制时采取了审慎的移植态度，但由于高丽国内“华化”与土俗的冲突，以及宋朝对法制书籍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高丽对宋朝法制的移植缺乏系统性。
杨学明《宋与高丽的法制对比研究》也持相近观点，通过比较两者的中央司法机构与法律条例，说明高丽对宋法制有一定吸收。金禹彤《高丽礼制对唐宋五礼体系的效法与变异》认为高丽五礼的整体架构、内部层次、仪式名称、具体规制都清晰地表现出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同时，在外来礼制与本地土俗的碰撞中，高丽根据本国国情对一部分礼制进行折中改造，纳入佛、道礼仪，产生了高丽礼制的特殊性。
顾洪贺、赵亚静《唐宋服制对高丽前期服制的影响》认为高丽前期服制通过官方活动和民间贸易两种方式，吸收包括祭服、公服及鱼带和笏板等宋朝服制。其目的是通过中原服制的优越性能够满足高丽礼制完善的需求，巩固统治、维护国家独立。
宗教交流佛教、道教的交流是宋丽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在宋丽佛教交流的过程、表现、宗派、人物及影响方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顾宏义《宋朝与高丽佛教文化交流述略》认为宋、丽佛教交流受到两国宗教政策和外部环境的影响；两国佛教交流以宋朝佛教传入高丽为主流，高丽派出僧侣前往宋朝求法、求经和求法物，宋朝的佛教风俗也传入高丽。
危培《论宋朝高丽的佛教交流》认为在佛教的交流上宋、丽是双向的，高丽同样为宋朝输送了高丽的佛学成果，且为宋朝保留了大量的佛教典籍。张建宇《〈高丽图经〉所见12世纪初开城地区寺院——以宋丽文化艺术交流为中心》通过分析12世纪开城地区寺庙中有宋朝所赐“夹纻佛像”、模仿相国寺的壁画、五百罗汉题材的应用、宋朝御赐匾额在幡杆上为宋朝皇帝祈福等现象，论证了宋、丽之间通过佛教所进行的文化交流。
除佛教外，道教也是宋丽宗教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黄勇《中韩道教交流方式与特点研究》中认为宋代是宋、丽道教交流的繁荣时期，特别是在高丽睿宗时期请求宋朝派道士前往高丽传教，宋朝道士在高丽传教过程中还修建了道观。他还认为道教交流带有一定的意图，高丽企图以此与宋朝合作抵御辽朝。道教虽不如佛教和儒学在高丽居于主流地位，但对高丽的宗教、医学和社会风俗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关于宋丽文化交流的研究最主要集中在文化交流的各种渠道、内容以及积极影响上。整体来说，关于宋丽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多成果，但还存在一定问题。
其一，对于文化交流的研究思路固化，不同领域的文化交流多是按照宋丽交流的人员、路线、影响方面等模式进行论述，研究内容存在一定的重复，较少体现某一文化领域的特殊性。如论述艺术、科技交流时，多是按追述宋丽交流的背景，再论述交流的渠道、人员构成、交通路线，最后总结宋丽文化交流的作用和影响的行文模式。而对于宋丽在艺画风格、医学技术运用等交流的细节上体现不多。
其二，在研究同一领域的文化交流时，研究的内容和模式也趋同。特别是宋丽舞蹈交流的研究，多是从宋和高丽双方与舞蹈相关的史料出发，罗列史料，分析两国舞蹈记载的相似或不同之处，最后得出结论。模式固定，新意不足，研究也只停留在单纯的比较和阐述交往的表象上，对舞蹈的来源、传播方式、种类等方面挖掘不够，欠缺深度。
其三，侧重于研究宋朝对高丽的文化输出和影响上，而高丽对宋朝的输出和影响的研究则相对不足。目前，关于宋丽交流对宋影响方面的研究多偏重于宋丽文人的交往、高丽保存宋朝古籍的回流、高丽文房物品的使用、书画收藏等方面，而关于高丽技术、思想传入宋朝的研究则远远不足。出现以上问题的原因可能一方面在于相关史料不够充分，展开论述的角度和思路就会相对重合度高；另一方面可能是高丽对宋的文化输出不及宋对高丽的文化影响明显。
由此可见，宋丽之间文化交流的研究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挖掘史料，并进行细化研究。除了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之外，还需要综合利用文学、地理学、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统计学等不同学科的研究方法，并寻找更多新视角进行研究，拓宽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此外，推进宋丽文化交流的研究还需要加强对朝、韩、日等外国学界的了解和交流，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十至十三世纪宋丽文化交流中更深层和更多元的联系，进一步推动宋丽文化交流的研究向前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