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佛教传入中国。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任继愈的《中国佛教史》、茂田镰雄的《简明中国佛教史》、赖永海主编的《中国佛教通史》等著作均采用此说。佛教西汉末年传入中国的影响，在山西也出现了两汉时期佛教传入当地的说法。

相传五台山的显通寺始建于东汉永平年间，原名大孚灵鹫寺。清凉山就是今山西省五台山。摩腾、法兰都是天竺人，他们于东汉年间到达洛阳传播佛教，但洛阳离山西五台山还有很长的路程，不能确定他们真正到过五台山。

再者，阿育王是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任君主，公元前273-前232年在位，在时间也上不相符，所以他不可能在我省境内建塔，其事不可信。还有相传洪洞的广胜寺也始建于东汉桓帝建和元年，原名俱庐舍寺，亦称育王塔院，在唐代才改称广胜寺。

由于佛图澄的努力，佛教在后赵管辖范围内广泛的流行开来。而山西也处于后赵政权的统治之下，因此可知至迟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佛教已正式传入山西。

佛图澄在后赵政权的支持下，开始在其范围内弘传佛教，使佛教逐渐传入山西运城地区。释道安在濩泽见到太阳名僧竺法济，道安从之受业。“盖安公内外俱瞻，恰逢乱世。其在河北，移居九次，其颠沛流离不遑宁处之情，可以想见。”所以道安和竺法汰辗转活动于山西、河北等地，讲、注经典。由于濩泽距离今运城地区很近，竺法济又是运城平陆人，据此推测他们很有可能到过运城地区弘传佛教。

另外，前秦的释法和少时与道安同学,也拜师佛图澄。他曾参与道安主持的译经工作，晚年应前秦晋王姚绪之请,住蒲坂讲学，弘传佛教。这些都说明至少在公元三至四世纪，佛教已传入运城地区。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山西运城地区的佛教获得了发展，有不少外籍僧人到运城地区传法。

后在蒲州仁寿寺弘传佛法。另外，也有不少本地人出家为僧，如释昙遵、尼僧智仙等很多僧人。魏晋南北朝时的运城籍僧人还有山西芮城的释慧元、释昙称和山西永济的释昙济，但在运城地区的具体活动未见详载。此外，这一时期运城地区还建立了不少寺院。

据粗略统计，自汉魏，经西晋、十六国，直至北朝末年，方志中保留的今运城地区的佛寺有9座，分别分布在虞乡、解县、永济、新绛、平陆、芮城，但是在正史中没有相关记载。北周建德三年的时候，武帝宇文邕灭法，遂被毁废，该寺发展壮大于隋唐时期。后来栖岩寺在隋文帝的重修下，再现佛教盛况。静林寺位于解州西红脸沟，约建于北周，《续高僧传》卷二十一载，僧人释昙献少时跟随虞乡昌律师学习佛法。

文中记载了静林寺名称的由来以及在北周时被毁的状况，也是在隋文帝时恢复寺院。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在山西运城地区的传入，僧人传播佛教，寺院也建立起来，运城地区的佛教获得了发展，为后来佛教在此地的繁荣发展打下基础。

周武帝灭佛打击了佛教的发展，集群官及沙门道士等，帝升高座，辨释三教先后。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在这样的背景下，运城地区的佛教也遭到毁坏，僧人被迫还俗、寺院被毁，直到隋文帝统一全国后，结束了魏晋以来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隋文帝杨坚早年与河东佛教有着密切的联系。杨坚早年的河东佛教经历深深影响了他日后推行的佛教政策。

杨坚任北周大丞相时，积极参与推动复兴佛教的工作，大象元年，又于开皇十年度僧五十余万，可见其规模之大，如此大规模的全国度僧必定少不了运城地区的参与。开皇二年，沙门昙延谒见文帝，劝帝兴复佛法；开皇三年，诏令修复周朝废寺；开皇十一年，诏天下州县各立僧尼二寺。

文帝为促进佛教发展，令当时各学派著名的学者都集中在都邑长安，从事译经、讲学活动，这其中就包括运城籍僧人昙延及其弟子。后来由于昙延弟子童真通明大小，尤善涅槃，所以，“开皇十二年，勅召于大兴善对翻梵本。”

佛典的翻译是隋朝佛教复兴的标志之一，昙延及弟子童真能够在长安从事佛典翻译，为隋朝佛教的复兴做出了贡献。也正因为如此，《续高僧传·洪遵传》对此也有着更多的见解，仁寿四年，皇帝发布诏文，说皇帝已经在各个地方，不近不远的地方，都设立了佛教塔，对于以前来说，是从未有过的，在今天这个日子里，奉献送礼。请各位前往其他的地方，分别建立更多的佛教塔

三十余州，一时同送。”隋文帝时举行的舍利活动也送到了运城地区。如河北僧人释僧昙于仁寿二年“住大兴善，后勅送舍利于蒲州之栖岩寺，即古云居寺也。”同样住在大兴善寺的河东僧人释觉朗于“仁寿四年，下勅令送舍利于绛州觉成寺。初达治所出示道俗，涌出金瓶，分为七分，光照彻外，穿基二丈，得粟半升。”

送舍利活动不仅表现出国家对佛教的重视，更促进了运城地区与各地间佛教文化的交流，使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隋炀帝即位后，受到文帝的影响，也笃信佛教，他积极扶持南方佛教，促进了南北佛教的交融，“隋炀帝大业中，改天下寺为道场”，以此表示对佛教的重视。大业二年，炀帝曾在洛阳度男女一百二十人为僧尼。大业三年正月，炀帝亲制愿文称菩萨戒弟子，“诏天下州郡七日行道，总度千僧”，运城地区参与其中。

炀帝同设置翻经馆，继续开展文帝的译经事业，僧人还有学士之名。大业十年，召灵润“入鸿胪教授三韩，并在本寺翻新经本。”可见，炀帝对于佛教的支持，促进了运城地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运城地区的佛教也在文帝和炀帝的支持下，进行了立寺、度僧、写经、造像等一系列活动，恢复了北周之前的佛教活动，还为唐朝佛教的发展走向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唐巅峰的时期，也正因为佛教传入中华大地，其中建立了许许多多的寺院和发展了很多信仰佛教的人，佛教也产生了许多派别，比如说净土宗、华严宗、律宗、天台宗、唯识宗和禅宗，其中禅宗对隋唐时期的无论是领导者，农民或者是经济建设都产生了重大影响。隋文帝在位的时候，做出了复兴儒学的举动，设立了在当时以儒家思想为主要思想，佛教思想为次要思想。隋炀帝在位时期，隋炀帝信仰佛教，但是作为皇帝，就要加强对佛教的管制。

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对隋唐时期的皇帝和领导者提供了精神支柱，在当时，佛僧的地位非常之高，但是佛教对于政治基础也有非常大的矛盾，也标志着隋唐思想的态度。佛教的传入，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增加了人民群众的思想视野，中国的文字，书画，雕像等方面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积极影响，无论是地位比较高的人民，或者还是地位比较底下的人民，都存在着信仰佛教的人。

在隋唐时期政治稳定，并且经济发展良好的现象之下，隋唐皇帝为了在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和三教政策之间保持平等对待，传入中土的佛家思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佛教，提供了政治基础和思想文化。隋朝以后，又一个朝代，是佛教思想传播和发展重要组成部分，那就是唐朝，在所有的唐朝皇帝中，大多数皇帝都对佛教的传播和发展表示尊重的意思。

安邑太平兴国寺，创建年代有三种说法。《安邑县志》载为唐贞观年间建。《安邑县续志》这本书中就有记录，安邑太平兴国寺建设在北魏元和二年，是因为当初有一位僧人在寺庙内挖出一个大魏二年时期的酒。

稷山青龙寺坐落于县城西四公里马村西侧,始建于唐高宗李治龙朔二年，元、明、清各代都曾重建与修缮，该寺的壁画制作跨元、明时期。

龙兴寺始建于唐，寺中供有碧落天尊像，故名碧落观，后经历史演变，道观变为佛门圣地。唐高宗咸亨元年，改称龙兴寺，寺院建筑十分雄伟，规模也相当宏大。

唐王朝统一全国后，对河东的发展十分重视。“武德元年，置蒲州，治桑泉县，领河东、桑泉、猗氏、虞乡四县。唐朝的时候，因为皇帝和其他领导者的大力扶持和建设指导思想，佛教也因此发展的尤为迅速，主要是寺庙建立的更多，削发为僧的人也越来越多。

三年，移蒲治河东县，依旧总管府。

贞观初年，唐太宗在位时期，把领土分为十道，山西就是以前的河东道，现在的山西运城就是当年河东道的南面，在黄河干流中间的东面，北接临汾地区，东边的中条山与晋城地区相邻，西边、南边隔黄河分别与陕西省、河南省相望，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这样的地理优势有利于佛教在该地的传播，运城地区的佛教在唐朝走向兴盛。

隋唐时期是中国文化的繁荣时期，也是中国佛教文化的繁荣发展时期，由于佛教自身发展的需要，更多的民众有机会接触到佛教，隋唐时期诸帝通过政策、敕令的支持，建立寺院、广度僧人，征召高僧参与译经，弘扬佛法，大大促进了佛教的传播，山西运城地区的佛教也在这一时期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