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6月23日,毛主席在回复中原局请示电文时,曾一度焦虑到茶饭不思。尽管他在措辞用句上已很是克制,但着重强调“生存”和“团结”这样的字眼,也足以看出当时形势的危急。
若非万不得已,主席绝不会如此压抑自己的情绪。
他万万没有想到,6万多人的部队被敌人30万大军围困在方圆不足二百里的狭小地域上,随时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此时中原局居然还在犹犹豫豫,争论不休,毫无半点主见与魄力,三番两次来电请示要不要突围?向哪个方向突围?
指挥优柔寡断,只会靠请示打仗,这是兵家大忌。毛主席最担心的事情,就是当年皖南事变的教训,在中原又重蹈覆辙。
名将云集的中原军区,为何形同一盘散沙,屡屡在关键的决策时刻犯迷糊?又是怎么样的判断失误,让形势恶化到无法挽回的地步?
一、“不敢做主”的李先念其实早在国共和谈阶段,毛主席就对全国局势有过精准的判断,他认为解放战争正式打响之前,其他解放区可能会争取到一段短暂的和平时期,但中原解放区则不可能,必须立足于打,否则无法生存。
中原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又处于蒋军统治的心脏地带,四面被围,一旦开战,不说进退无路,军事压力巨大,单说交通一旦被封锁,粮食就运不进来,根本不用打仗,部队就会被饿死、困死。
从单纯的军事角度看,中原守不住,也不该守。但从全国形势来看,要实现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南方就必须留下几支精锐力量,以牵制蒋军主力,拖延其北进时间。
而毛主席当时的选择,一个是华中的粟裕,另一个就是中原的李先念。
粟裕不用多说,率领红十军团800残部从怀玉山突围,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又带出了在抗日战场上最能打的新四军1师,实打实的军事天才。
而李先念则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河西之战时临危受命,带着400人翻越天险祁连山,47天走了740公里的冰雪山路,保存下西路军最后的骨血,于中国革命是立有大功的。
此二人,都是毛主席心中能够创造军事奇迹的黑马角色。
粟裕和李先念,是同时接到的任务,但之后两人做出的决断,却截然不同。
粟裕的决心很坚定,第一时间就率领苏浙军区的部队主动出击,痛击周边负隅顽抗的日伪军,广泛收复县城,积攒实力。同时又参与组建华中军区,大搞练兵,为之后的战争做好了充足准备。
此外,他还敢于“范言直谏”,接连向华中局,向毛主席提出建议:
第一、 针对四面被围、地形不利的战场态势,主动提出要率主力转移,去建立新的根据地。
第二、 在接到抽调主力北上支援山东、华北的任务后,据理力争,认为部队可以抽调,但不应打乱建制,这样对战斗力的损害太大。
从一开始,粟裕就对和平不抱有任何幻想,正是基于这种判断,他敢打,敢讲,只要能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他就愿意冒风险。事实证明,如果没有粟裕超前的战略意识,以及主动转移、保留部队建制的做法,就不可能有后来苏中首战,七战七捷的“神仙仗”。
对比起在战场上掌握充分主动的粟裕,主持中原军事的李先念,表现却显得有些沉寂。抗日战争结束后,他的新四军5师在执行任务方面,基本上是上级说什么就做什么,不但缺乏主动性,而且执行力大打折扣。
首先是在接受日军投降方面,因为部队过于分散,又遭到蒋军掣肘,行动过于缓慢,效果很不好,俘虏和武器都没有接收到多少,局面无法打开。
其次在发现蒋军有四面合围的迹象后,缺乏自我判断,一味听从上级指示,导致周围重要城市和交通要道都被抢占,经济粮食被全面封锁,部队补给陷入绝境。
中原困局,纵然主因在于客观环境所限,但作为军事上的一把手,李先念在整个过程中,都并未展现出釜底抽薪的魄力,以至于处处失了先机。
一向以果断著称的李先念,为何会在关键时刻犯糊涂?
说到底,李先念的无奈,很多时候是因为自己根本做不了主,他在中原,本就属于赶鸭子上架。
当初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因为只争取到三个师的编制,所以干部普遍是官降三级,但到李先念这里却翻了番,就因为他是红四方面军的干部,还是西路军回来的,所以直接官降六级,由军政委降到营长。
幸运的是,毛主席一次问起他的近况,听到李先念只被安排担任营长时,非常诧异,特意把他找来询问情况,并最终亲自点将,将其升任旅级干部,调往高敬亭的新四军第四支队担任参谋长。
高敬亭是李先念的老搭档,第四支队又是当年红四方面军留守鄂豫皖苏区的老部队,李先念重回中原故地,也算是如鱼得水。
1939年初,他又奉命率领160余人的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进入豫鄂边区,并会合当地零散部队,扩军整编,最终组建新四军5师。
但随着部队的壮大,李先念也遇到了麻烦。一方面,自高敬亭牺牲后,他失去了军事上的主心骨,在指挥作战上独木难支。另一方面,毛主席接连给他派来的3位帮手,虽然各个都是大人物,但和李先念却并非完全适配,甚至是适得其反。
二、毛主席为救场连撤两将这第一位,就是担任5师政委的郑位三。
此人知识分子出身,1925年就参加了革命,是黄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曾跟随红25军留守鄂豫皖,在根据地威望很高,人称“位老”。
郑位三到五师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五师发展太快,内部成分复杂,需要进行整肃,也正因如此,郑位三的话语权很高,小字辈的李先念在他面前,难免会畏手畏脚。
解放战争打响前,郑位三曾提议要将中原地区的部队都集中起来,进行统一领导,毛主席同意,并决定让徐向前过来主持大局,徐未到之前,由郑位三代理书记。不过因为种种因素,徐向前最终未能成行,所以中原地区的一把手,实际上就是郑位三。
除了老资格的郑位三之外,另外两位和李先念分庭抗礼的人物,一个是王震,一个是王树声。
1945年10月,王震率领的八路军359旅,以及王树声河南军区的部队,奉命转移至桐柏山区,与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会合。这一次三军会师,既是壮大中原军事力量的强强联合,也是形势窘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359旅从延安出发,原定是要去湘中建立根据地,但长途行军又脱离后方,面对蒋军围堵几乎天天作战,部队损失较大,只能调头返回中原。河南军区的部队同样如此,长期处于蒋军包围圈中,唯一办法也是和5师会合。
就这样,三大主力会师,部队合计6万左右,声势浩大。但问题也来了:三位司令,谁来当家作主?
若论资排辈,李先念该是第一个淘汰的人选。
王震是创建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功勋老将,红军时期担任过红二、六军团政委,职务上一直压着李先念一级。王树声就更不用说了,当年红四方面军的副总指挥,李先念都是他带出来的兵。
总而言之,中原四将里,李先念排第四,郑位三、王震、王树声,都要压他一头。
但毛主席最后的选择出人意料。
中原局建立后,以郑位三为书记,中原军区则以李先念为司令,郑位三为政委,王树声任副司令,王震任副司令兼参谋长。
让李先念当军事上的一把手,毛主席有自己的考量:
第一、 三支部队,李先念的5师人数最多,占全军总数的三分之二。
第二、 在中原,李先念是主,二王是客,客随主便更有说服力。
第三、论综合能力,特别是组织协调能力,李先念要优于二王。
应该说,毛主席的救场很及时,且富有魄力,三位司令直接撤下两位,确立李先念的一元核心,这是明确要先稳住内部团结,再一致对外。
但即便有毛主席亲自站台,但李先念这个司令当的也并未逞心如意。
一方面,虽说王震、王树声都是老革命,一心为公,能服从毛主席的指示,听李先念的命令,但站在李先念的角度,三支部队虽然合编,但因为磨合时间太短,多数时候还是各自为战,根本捏不成一个拳头,他指挥全局顾虑太大。
另一方面,军事上李先念也撑不起整个濒危的中原战局。要说打仗,他木匠出身,没受过正经的科班训练,起步太晚,参军之初穿个大褂,连行军队列都搞不懂,虽说后来在战场上得到不少历练,但经验还是有所欠缺。
李先念需要一个军事上的帮手,然郑位三是政工干部;王震在南泥湾带队垦荒两年,搞后勤是一把好手,但久疏战场;王树声枪法超群,堪称勇猛之将,但要论独当一面的战绩,自长征之后,他都稍逊于李先念。
内部无法服众,外部敌情严峻,内忧外患之下,中原局势最终走向了无法挽回的地步。
三、逼出来的中原突围正如毛主席所料,虽然国共仍处和谈阶段,但蒋军在中原的军事行动却变本加厉,中原军区被压缩在桐柏山区,处境非常微妙。
这个时期,摆在李先念面前的有两个选择:一是坚决执行上级命令,用几场漂亮仗来打开局面,策应华北、华东作战;二是保存自身实力,先将部队转移到安全地区,再做长远打算。
在存亡关头,李先念选择了前者。很快,中原军区发起了桐柏战役,但因为主力部队各自为战,缺乏配合,效果并不好,原本的歼灭战打成了消耗战。
无奈之下,李先念、郑位三只能联名电告毛主席,说:
“配合华北确为重要,但以莫大伤亡减员,再坚持时间,确有不利。”
仗没打好,地盘被极大压缩,基本失去了大踏步进退和与敌军周旋的余地,突围是唯一的出路。
但接下来,又出了问题。在毛主席同意突围后,中原军区内部反而陷入了争论不休的局面。关于向哪里突围的意见,各有各的主张。
首先在5师内部,意见就不一致。李先念、郑位三舍不得根据地,一开始都不愿意走,但毛主席考虑到李先念目标太大,敌人就是冲他来的,他不走,根据地更难坚持,便要求李先念随主力行动,根据地只留下1万人坚守。
之后,关于主力是向淮北的新四军军部靠拢,还是北移几百里,和刘邓的晋冀鲁豫根据地合二为一,5师也讨论了很长一段时间。
这还没完。
王树声认为北上冀鲁豫要过几个渡口,难度太大,便建议先南下大别山,再向皖东转移。王震则认为359旅应该转移到新四军军部,然后去东北,和先前转移到那里的359旅刘转连、晏福生部会合。
好嘛,三支队伍,四个意见。会议开了多次,但议而不决。值此存亡时刻,李先念也不好乾坤独断,必须综合各方的意见,所以一拖再拖。
直到1946年1月1月,中原局召开高干会议,战略方针的问题才大概有了定论,可偏偏这个时候,国共停战令生效,中原军区一下回到原点,又去讨论是走是留的问题。
一些负责同志对和平仍抱有幻想,想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又或是抱怨,说什么:
“说什么内无粮草,外无援军,打也打不赢,走也走不了。”
就在这种消极的心态下,中原军区的行动陷入僵局,除了转移走部分老弱、妇女干部和伤员外,整体的突围计划毫无进展。直至解放战争全面打响,一切为时已晚。
这一次,毛主席直接下达指示,认为正常转移已不可能,一切立足于打与突围。中原军区紧张研究突围计划,又产生了争论。郑位三电告毛主席,说内部产生两个不同意见,一个主张是留在黄河以南,在鄂豫川陕甚至江南等地坚持斗争,另一个主张是大部转移华北,留游击队在鄂豫留守。
几天之后,因敌情紧急,中原局又发电,主动要求突围:
“我在万不得已时的突围行动,已愈困难,希望能允许我们在本月底即开始实施主力突围的计划,即经鄂中,分两个纵队分别向陕南及武当山突围,然后转至陕甘宁边区。”
中原军区的优柔寡断,让毛主席很是焦急,最终强硬回电,说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再请示,免延误时机。
毛主席在军事上向来推崇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只有仗能打好,一切都可以事急从权,他欣赏粟裕,就是因为华中部队作战灵活机动,敢于冒险,能在险境之中主动求生存,而中原军区的战略方针却一改再改,白白错失了大好时机。
最终,中原军区主力分散突围,李先念、王震、王树声所部虽都成功冲出包围圈,但损失都不小。反倒是留下来担任掩护和阻击任务的皮定均旅创下了最好战绩,这支部队走的是原来估计最困难的路线,却最先回到华中解放区,部队建制保存最为完好。
而之所以皮旅能够创造奇迹,就是因为这支部队有个坚强、团结的指挥班子,在生死考验的关头,他们不分散,不惊慌,全部干部战士攒成一个拳头,坚决的向一个方向突围。
直到1955年大授衔时,毛主席仍记得皮定均的功劳,提出要在他的军衔评定上再提一级,少将晋升中将。“皮有功,少晋中”,代表的不仅是皮定均个人的功勋,更是中原突围传承下来的经验与教训,这是军史上不该遗忘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