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董仲舒鼓吹过尊君卑臣、功归人主过归人臣的合理性。在封建集权制度得到进一步强化的宋代,皇帝对于臣下的喜恶态度,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什么？

«——【·专制制度的基本逻辑·】——»

泰二世“指鹿为马"不只是一个不具备生活常识的昏君所开的历史玩笑,在皇帝履行其仲裁一切的至上权威时,自以为是的专横是随处可见的。要使这类人士学习容忍,真比缆绳穿过针孔更难。

恰恰是在这种专制心态的支配下,本想达到维护王朝利益和至尊权威的目的,也就失去了合理的依凭,暴虐之君必至覆国灭身而后已,便是这一认识误区所酿成的灾难。

因此,在专制支配一切的社会生活中,最高统治者对于臣下的态度,很难做到公正和通情达理。许多忠君报国的仁人志士惨遭不幸,往往由于他们或者采取了不为统治者所接受的行动方式。

他们成为权力分割中的牺牲品,或者统治者为了保全自身“舍卒保帅”。不管哪种情形,都意味着他们的言行直接间接地触犯了专制秩序所忌讳的东西。

苏轼,在神宗心目上的印象怎样,宋人的笔记资料各说不一,甚至有着为尊者讳的"水"分,就连苏轼本人出于各种原因的考虑,其说法也有不尽一致之处。

宁三年(1070),谢景温诬奏苏轼贩盐及安冒差借兵卒一事,开初神宗不仅充当了一个事不关己的旁观者角色,而且有明显的偷听和先入之见。绝不会冒巨大的伦常风险去贪图蝇头小利。

从神宗对此事全过程的态度看,已完全改变了宁初对苏轼的赏识和信任。而苏轼初到杭州寄诗给苏辙、写信给堂兄子明,其实,谢景温等人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苏轼挤出朝廷。

«——【·苏轼被挤出·】——»

苏轼无论是作知州还是作通判,都已达到了其预期的目的。而在这一点,神宗与新法派人物是彼此默契的。“乌台诗案”为何不炼成于苏轼作讽谕诗最频繁的杭,密时期,反而是苏轼作诗甚少的知湖州时?

向神案告状,说沈括为近臣,见朝廷法令未变,不公言之而私语执政,摇身一变,竟成了维护王安石政策的铁面人物!他一手倒王安石,又一手极力阻止旧派人物入朝掌权。

司马光的威胁肯定大过苏轼,而确没有直接冲司马光下手,却做了李定罗织苏轼诗狱的后台。这除了斗争策略的考虑外,恐怕与神宗对苏轼不满有一定关系。

神宗亲批派一得力捕吏昼夜兼程到湖州追摄。这些迹象汇集起来,都表明神宗有意要整治一下苏轼,虽然不一定真要杀他,但已很厌僧苏轼反对新法的言论和诗文,心中隐忍久之是可以断定的。

因为很爱面子而又迫切希望建立盖世文治武功的神宗,是难以真正容忍苏轼的态度和言行的。恐怕蔡确、李定们正是摸透了神宗的心思,才敢对苏轼采取行动。

神宗对轼确曾有过些许爱怜之意,但这种爱怜主要是从欣赏其文才意义上体现的,有些近似于唐玄宗对李白的态度。苏轼为编排官,将韩、目置于第一的叶祖洽抑置第二。

诸人争议不下,最后报请神宗仲裁。神宗令人读叶祖洽对策,其中有“祖宗多历循苟简之政,陛下即位,革而新之"等语,亲擢叶为第一。问题的要害不只是将一个考生置于何等,也不在于叶祖洽的对策是对是错。

苏轼所担心的是,神宗刚即位不久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就不提倡“指陈阙政"的风尚,这是一个不样的导向信号另外,按照封建伦理观念,历代统治者都标榜以“孝"”治天下。

神宗对一个贬损祖宗政策面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考生给予肯定,这是自伤其风化的。神宗当时把苏轼的拟策给王安石看，虽然神宗对此未作明确表态。

对于苏轼敢于在皇帝亲笔点定的安排后力谏其非,自然是心头很不高兴的。苏轼在元枯时回顾自己坎坷的仕途道路时有过一番耐人寻味的比较。

对熙宁时期的形势缺乏“自知”,在不受信任的情况下仍然出位多言,忠鲠进谏,“挺身许国",连追悔都来不及了。从这些意思中,不难看出苏轼对神案的失望的抱怨。

看来,神宗对苏轼的态度,宁变法是一个转捩点。最初对其才能的欣赏,抱有使其为变法事业出力的殷切期望。自从清楚了苏轼反对新法的真正态度以后,神宗就愈来愈不喜欢苏轼频繁的批评言论了。

加之新法派人士对苏轼的诋毁,也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神宗对苏轼的不满。后来在苏轼遭遇之祸、流落僻荒之地时,神宗对他的怜惜,主要是其不世出的文才,加之苏轼在表章中的“哀告"和“悔过”。

让这位“胜利者”皇帝时生垂怜之意,颇类似于虎狼之威对垂死盖羊的那种怜悯。而苏轼虽然对神宗扼杀其生命极为痛苦失望,但他始终没有忘记皇帝当初召见的优嘉之恩。

对神宗欣赏其文才有些感戴知遇之恩。这不仅表明了苏轼作为封建时代忠臣的局限性,也体现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的价值观念。何况宋哲宗对他更为刻薄寡恩。他对专制皇帝还能希冀什么呢?

其实,无论元祐执政之所谓“调停",还是绍圣执政之所谓“参用",只不过一种以治口号,并未真正消除党派偏见,考论是非。元祐时之贬斥新派人物,尚不及绍圣时对旧派人物的那般残忍。

«——【·良深之论·】——»

曾是新法支持者的程颢,不管对熙宁变法有无好感,但他认定,国家的政策应该有衔接连续性,如果执政掺杂了党派偏见,那就会埋下无穷的祸根。

苏轼当时也主张去其太甚,用其良善,绝不能凭一时意气,不分好歹地全盘否定新法。旧时论者亦常致憾于元祐大臣通事调停,没有无情地打击新派人士,使后者有嘴息之机,遭致绍圣时反噬之祸。

此非探本之论。在封建集权社会里,贵为执政也必须得到皇帝的恩准才能有所作为。而皇帝的南面之术,与斗争双方的当事人不同。他需要的是两虎相斗,互相牵制,并不希望一方把另一方置于死地。

因为这样便失去了权力制衡的意义。更何况一朝天子一朝臣,赶尽杀绝也于事无补,反而只会引起变本加厉的仇恨和报复。另外,任何一派势力执掌权力,都不可能做到真正的公正无私。

«——【·结语·】——»

因为本身是一门权力之争的艺术,利益、社会特权、经济实惠,这些东西总是伴随权力而存在的。封建时代的政客,有几人不是为了这个?王安石变法,未尝不了解新法阵营中有些人阿时射利,投机钻营。

他还得提拔任用他们:他明明知道有些在上反对他的人,是人品高洁、道德淳正的,为了的需要,还得把他们逐出朝廷。哪一次不是势力的此消彼长?而这种斗争的表现形式,恰恰是封建专制社会的特征之一。

在林希起草的苏辙贬官责词中是哲宗对其祖母的怨恨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说明哲宗早就对他祖母独揽大权,冷落他这个挂牌皇帝的做法,衔恨在心。难怪亲政伊始,专以反元祐之政为急务了。

哲宗对太后的不满,可能会因太后对苏轼的态度迁怒于苏轼。高太后在短时间内提拔苏轼数次之后,在宫中当着哲宗的面,说超常擢用是神宗的遗愿,并要求苏轼尽心事哲宗,以报先帝知遇之恩。

信息来源：

《宋史》

副标题：

宋神宗想让苏轼做知州，宰相不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