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王三十三年（公元前336年）
邹人孟轲见魏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曰：“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矣！君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曰：“善。”臣光曰：子思、孟子之言，一也。夫唯仁者为知仁义之利，不仁者不知也。故孟子对梁王直以仁义而不及利者，所与言之人异故也。
魏国马陵之战中输给了齐国，魏惠王应该会反思吧，反思到什么程度，就不好说了。说不定让死鬼庞涓全部背锅也未可知。
正当他思前想后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呢，魏国来了一位高人，而这位高人正好是从战胜国齐国那里来的，此人姓孟名轲，是当最著名的国家战略咨询师。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他们不是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来争鸣，而是带着自己的宏观的中观的微观的各种救国救民方案到各个个诸侯国游说兜售，被采纳了就等于鸣了。
孟子和他的老师子思以及老师的祝你孔子都干这活的，可谓渊源流长。孟子当时带着一个万能的PPT，封面上写着“仁义”四个大字。哈哈，幸好这两个字没有被鲁迅看见。
孟子估计也撞大运，看看谁喝他这一壶。他从齐国来到了魏国，和魏惠王的发生了一段对话，这段对话就成为《孟子》这部书开篇的《孟子见梁惠王》。
魏惠王怎么又叫梁惠王呢，魏国从马陵之战以后，就从安邑（今天的山西夏县）迁都到大梁（今河南开封），后来就以梁代魏。
《孟子见梁惠王》很重要，但当时他们的会谈及会谈的内容不那么重要。这篇文章对后世的中国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在这篇文章里，或者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对话中，讨论了一个中国人从个人、到君主、到国家都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义与利的关系，也有人把称作“义利辩”。
魏惠王一听孟子来了，非常高兴，开门见山，直奔主题：
“叟，不远千里而来，将有利于吾国乎？”
客户这么直接，孟子觉得不能让客户主导交流的话题，于是也直接回怼过去：“君何必曰利，仁义而已”。
孟子告诫魏惠王，不能这么追求利，有仁义就够了。如果君主开口闭口就讲利，那么从各级领导干部到老百姓层层加码，开口闭口都讲利，都是利字当头，最后国君就要头大了。
孟子继续恐吓：你发现没有，万乘之国都是被千乘之国篡夺了，千乘之国都是被百乘之国篡夺了，为什么？就是大家利字当头，欲望释放以后无控制，利益驱动的齿轮一旦转动起来，那是没有止境的，欲壑难填啊！
孟子话锋一转：讲仁义多好啊。你听说过具备“仁”这种品格的人遗弃父母吗？你不认为讲“义”的人会把君主的位置放在最前面吗？
孟子把的逻辑很清晰：讲利且不说好不好，最后的结果对君主一定不好。讲仁义不管虚不虚，最后的结果一定对君主有利——这里也得用“利”这个字。讲什么不重要，结果很重要。
魏梁惠听明白没有？后世的学者、包括写《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认为呢魏惠王根本没有听懂。
孟子的意思还是有点弯弯绕的，《资治通鉴》紧接着引述了一段孟子和他的老师子思的一段对话。
初，孟子师子思，尝问牧民之道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所以教民，亦仁义而已矣，何必利？”子思曰：”仁义固所以利之也。上不仁则下不得其所，上不义则下乐为诈也。此为不利大矣。故《易》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发现没有？子思也是讲利，“先利之”，你要先给人民带来利益。孟子当学生的时候也懞圈，“我们不是讲仁义的么？怎么也讲开利了？”
子思讲，我们要教育君主们讲仁义，然后人民实得实利。子思总结道：义是利的总和。
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义就是天下利益的总和，天下利即为义，或者多数人、甚至是他人的利，也是义，大义小义而已。
谋利当谋天下利，谋天下利的时候，你就是大义。有了大义，大义就凛然啊。
要是给自己谋利，那就叫蝇营狗苟。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英勇就义是什么义呢？就是天下的利益，义和利其实是通的，没有抽象的义，除了自私自利，公利他利即为义。
那么再倒回来说，很多人认为魏惠王根本不懂得什么叫义，你给他讲的是对牛弹琴，其实，有点冤枉魏惠王，人家明明问的就是“是有利于吾国乎”，不是“有利于吾乎”，人家追求的也是国家利益啊，没有错。
关键是孟子的话，把概念偷换了。魏惠王问的是“利”，孟子硬说人家“曰利”，你不要讲利，要讲仁义，前面加了个“讲”字。
“讲”有提倡的意思，我们现在说讲文明，讲礼貌，就是提倡的意思。
孟子的意思是你不要提倡“讲利”，作为国家，作为国君，要把仁义当成金字招牌挂起来。两个人讲的其实不是一回事。
孟子作为一个策划大师，希望和客户一起来忽悠消费者。用什么忽悠，就是我们儒家的这套东西，给老百姓灌鸡汤，用高尚的情操来引导他们，用这种先进的思想来武装他们，国家就有生气，就有战斗力。最后的好处还是全在国君您这儿呢。
孟子和商鞅目的一样，手段路径不一样。
同样是药，孟子的药，药性太慢。那个时代，也没有按儒家的学说把国家强大的，没有成功的案例。反而法家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