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是湖北人的后代？”

网络上曾有这样一种说法。理由是韩国地名与湖北地名有很多重复：比如韩国首尔原先叫汉城，古名汉阳，而湖北省从隋朝时就有汉阳。汉阳位于汉江与长江交汇处，韩国的汉阳也有一条河命名为汉江。湖北汉江发源于太白山，韩国汉江的发源地也叫太白山。

湖北有襄阳市，韩国有襄阳郡；湖北有谷城县，韩国有谷城郡；湖北有咸安区，韩国有咸安郡；湖北有利川县，韩国有利川郡；湖北荆州古称江陵，韩国东部也有个城市叫江陵，而且是江陵端午祭的举办地。端午节祭祀的是楚国大诗人屈原。这不能不让人联想：为何韩国与湖北这么相似？

难道韩国真是湖北人的后代？

要验证一个人群与另一个人群之间的亲缘关系，目前来说主要有3种方法。第一种是检索历史典籍的记载。第二种是通过人类体质学的检测。第三种是通过现代DNA检测。单纯因为地名有很多重复之处，就认为“韩国可能是湖北人的后代”，显然是不严谨的说法。下面，我们通过查阅历史典籍的记载，以及从现代DNA检测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韩国与湖北”之间的历史渊源。

通过查阅典籍，我们发现“湖北与韩国”具有紧密联系的2个重要历史节点。一个在元朝，一个在秦朝。

第一，元朝时期有一部分湖北士兵北上

《元史》第八卷记载了襄阳之战结束的情况。公元1273年，历时多年的襄阳之战宣告结束，宋京西安抚使、知襄阳府吕文焕开城投降元军。不久之后，枢密院下令让吕文焕率领襄阳的将帅前往大都觐见。当时守卫襄阳的宋军分为生劵军与熟券军两种，这一部分人与襄阳居民仍旧在当地居住，分给他们土地和牛羊等物。

这年夏天，吕文焕等人到了大都，元庭授予吕文焕昭勇大将军、襄汉大都督等职衔，其他将帅也各自给了封赏。襄阳之战的结束，可以说打开元军经略三吴的门户。这年秋天枢密院再次下令，挑选襄阳生劵军没有娶妻生子的年轻士兵，北上京师驻防，那些年老有病的则遣散回家。九月，这部分襄阳生劵军抵达大都，解去他们的械枷，免除他们的死罪，让他们自行挑选有能力的人担任将帅，等待征伐日本国。

从这里可以看出，襄阳之战结束后，元庭为了防范襄阳军士，特意把一部分年轻士兵转移到北方驻防。枢密院给他们的任务就是征伐日本。那么，这部分襄阳士兵到底有多少人数呢？

《元史》中透露了信息：

庚寅，敕凤州经略使忻都，高丽军民总管洪茶丘等将屯田军及女直军，并水军，合万五千人，战船大小合九百艘，征日本。

元军征伐日本是一件大事，但从这段记载可知，征伐日本的一共有15000人，由屯田军、女直军和水军三支部队构成。而这也就意味着，从襄阳调来的这部分年轻襄阳士兵，总数应该不足万人。

元军征伐日本没有取得什么战果。也是在这一年，高丽王禃因为遇到饥荒，请求生劵军驻守保护。于是生劵军抵达东京路驻守——今天辽宁沈阳南部地区。不久之后，金州招讨使钦察率领襄阳生熟券军一千多人驻守鸭池。从这些记载可知，从襄阳来的生熟劵军在征伐日本不成功后，回防后主要驻守在临近朝鲜的地方。这其实从侧面说明另一个情况，即便这些湖北兵进入朝鲜屯田，总人数也不过几千或者上万人，虽然不少，但仍不足以对朝鲜人群构成实质影响。

不应忘记的是，从殷周之际中原人就不断抵达朝鲜半岛，比如箕子奔走朝鲜，待至汉代卫满朝鲜建立，乃至汉朝直接把朝鲜半岛化为四郡管辖，都有大量汉人到那里生活。元代几千湖北兵进驻朝鲜是很晚近的事。要想影响一个族群的常染，必须有大量、持续的人口输入才能发挥作用。因此，以“元代有湖北士兵”进入朝鲜来论证湖北是“韩国人的祖先”，显然是不严谨的。

第二，秦朝，一部分楚人有可能进入朝鲜半岛

另一个重要历史节点是秦朝。

中南民族大学的杨万娟对“韩国与湖北荆楚文化的渊源”很有研究。尤其是荆楚之地的古罗子国，古卢戎国，成为与韩国“连接”的重要线索。考索古代典籍，可以看出朝鲜半岛曾经出现过很多国家，比如莫卢国、驷卢国、万卢国、捷卢国、牟卢离国，甚至有些方国命名为楚离国、楚山吐卑离国等。杨万娟认为，这些带有“卢”、“楚”印记的方国，应该与公元前8世纪荆楚之地的罗子国和卢戎国有关系。这两个国家关系很亲密。在历史上曾经打败过楚国。

但是在公元前690年，楚武王灭罗子国和卢戎国，其民人先后流散到枝江、长沙、辰州等地。

在探索罗子国、卢戎国流散民人的最终去向时，杨万娟把“焦点人物”指向秦朝的方士韩终。韩终与徐福一样也是齐人，是著名方士。也曾在秦始皇面前游说长生不老之事。因此秦始皇也让韩终寻找长生不老药。但韩终与徐福一样，知道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逃走了。

那么韩终去了哪里？

相关专家认为，韩终可能去了朝鲜半岛。

韩终是方士，曾经在荆楚之地的长沙采药，因此与罗子国、卢戎国的关系很好。杨万娟认为，当韩终决定逃离时，具有很大可能把罗子国和卢戎国的流散民人一起带到了朝鲜半岛。中外学者普遍认为，朝鲜半岛有汉字文化大约在战国到汉初，这与韩终带领罗子国和卢戎国的民人抵达朝鲜半岛的时间基本一致。这当然意味着，这些楚人把荆楚之地的文化也带到了那里。

那么，我们查阅历史典籍的话，能否找到相关史料来佐证杨万娟的观点呢？

《三国志·东夷传》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辰韩在马韩之东，其耆老传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来适韩国。马韩割其东界与之。有城栅。其言语不与马韩同，名国为邦，弓为弧，贼为寇，行酒为行觞。相呼皆为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

这段记载透露出一些关键信息。辰韩这个国家，老人相传是古代的亡国之人为了躲避秦朝苦役而来到韩国。这些人的语言与马韩不同，但是也与燕、齐等地人的语言以及生活习惯不同。

杨万娟认为，辰韩应该是韩终率领罗子国、卢戎国流散民人抵达的地方。辰韩的位置在韩国东部，著名的江陵端午祭举办地点就在这里，这里也是与湖北地名多有重复之地。《三国志》记载的辰韩“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也就是说，这里的民人与燕、齐不同，应该是楚地来的。

颇有意思的是，韩国姓罗、姓卢的人很多。在韩国编纂的《罗州罗氏大同谱·姓原考》中有这样的记载：“罗氏为伯益后裔，世代在虞国为官，周成王因罗氏有功而封罗国，为楚附庸，后被楚所灭，是为豫章罗氏。”这个家谱记载很详细，可知韩国的罗氏与中国湖北的罗氏以及罗子国有很深的渊源关系。并且明确指出罗国是楚国的附庸国。

韩国卢姓一直认为源出山东卢子国，今长清一带，这一点在《新唐书》、《通志氏族略》中有记载，周武王灭商后，封功臣姜尚到营丘建立齐国，一部分卢人跟随到山东建立了卢子国，长清是卢氏家族的主体。但是也有一部分卢人辗转南迁抵达湖北襄阳，也建立了卢子国，当古罗子国和古卢戎国被楚所灭后，流散的一部分民人，后来跟随方士韩终等人迁移到朝鲜半岛，成为韩国卢氏的祖先。

从以上中韩史料可知，湖北楚人，尤其是被楚武王所灭的古罗子国、古卢戎国，其民人流散后辗转到了韩国，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否则韩国的“罗氏家谱”不可能记载地这么详细。

而这也就意味着，《三国志》记载的辰韩既然是来自中原“古之亡人”——而且通过史料来看很可能是流散到朝鲜半岛的楚人后裔所建立——那么从现代DNA检测的角度，能否得到验证呢？

现代DNA检测技术已经很成熟，在很多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它的有效性、科学性是毋庸置疑的。比如运用DNA技术在寻找失散亲人方面，我们已经看到它的快捷性、准确性，令人叹为观止。采集古人类的DNA成分与现代人进行对比虽相对复杂一些，但目前来说技术也已经成熟。

关于韩国人群的DNA构成方面，我们已经有一些数据（见下图）。

不同的结果由于测算器、样本、采集地域和数量不同，得出的结果不尽相同。但我们仍然能从中得出一些基本信息。以下面这份数据为例，现代韩国人群中检出29.5%的类锡伯成分，24.8%的类江苏成分，23.8%的类山东胶辽成分，21.9%的类浙江成分，并没有检出“湖北楚人”的成分。

我们再看下图。

尤其注意韩国东南部这一部分，恰恰是三国时期辰韩所在的位置。与中国大陆南方人群具有密切关系。也就是说，古代中国南方人群对辰韩人群的影响很大，这也验证了《三国志》对辰韩描述的客观性：“有似秦人，非但燕、齐之名物也。”也就是说，跟秦国人很像，但又不是燕地、齐地之人的说话表物方式。结合史料来看的话，辰韩人的构成应该大多来自楚和吴越之地。

既然现代韩国传统文化中有那么多与楚文化相似之处，为何没有明确检出“湖北楚人”成分呢？

这个事情，说来真是很复杂了……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古代湖北人与韩国人之间是有密切相关性的，尤其是在秦代和元代，都有数量可观的湖北人（楚人）长途跋涉迁移到韩国，并在当地繁衍下来，所以在韩国文化中留下这么多与湖北地名、传统习俗相似之处。可以肯定地说，荆楚文化对韩国文化的影响很明显。

但为何在韩国人群中没有明确检出“湖北楚人”的成分？

这应该涉及湖北历史文化的复杂性。

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一，湖北省目前出具的古人类DNA数据比较少，因此对比不上

不同人群之间DNA的对比，尤其是在追溯祖源方面，主要有古人类DNA与古人类DNA之间的对比，现代人DNA与现代人DNA之间的对比，现代人DNA与古代人DNA之间的对比。湖北省目前出具出的古人类DNA数据比较少，因此对比不上。假如以后数据多了，可能有完全对比上的。

二，楚国与其他诸侯国不同，地域广大，包括今天的很多省份，尤其是楚国灭越国之后，其疆域和文化覆盖了吴越文化

公元前475年吴国被越国所灭。公元前321年越国被楚国所灭。公元前223年楚国被秦所灭。换言之，楚国统治吴越之地的历史长达98年，楚文化覆盖了吴越文化。至于《三国志》所说辰韩人为“古之亡人”，究竟是哪个国之亡呢？是位于荆楚之地的古罗子国？古卢戎国？还是吴国、越国？甚至是被秦所灭的楚国呢？说实话，现在已经很难说清楚。都有可能。而这也就意味着，在秦朝时期，就算吴越之地的人去了韩国，所带去的也应该主要是楚文化。

三，楚人的起源问题

屈原在《楚辞》中明确指出：“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也即帝颛顼。《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晋大夫蔡墨云：‘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国语·楚语》说，颛顼是继少昊后主政。另外在关于荆楚之地的古卢戎国中，《国语·周语》中记载：“卢，妫姓之国，荆妫，卢女为荆夫人也。”妫姓源出大舜，舜曾经在妫水附近居住，因此他的一些后代以妫为姓。古罗子国源出伯益。在楚简中，楚人经常祭祀的三位祖先分别是老童-祝融-鬻熊。

从这些古籍中可知，楚人的祖先源自北方，应属于黄河流域人群南下的一支。在朝鲜半岛的辰韩没有检测出来自“湖北的古人类”成分，似也可印证楚人虽居于南方荆蛮之地，但实际上大多是北方人。

经过以上分析，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韩国是湖北人的后代吗？”显然这种话语方式口气太大，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有一部分韩国人是湖北人的后代。”《三国志》和《元史》记载的史料很关键：秦朝和元朝都有一些楚人迁移到朝鲜半岛，湖北与韩国的历史渊源是客观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