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玉石

天明是住在我们知青组屋后的一个农村青年，比我们大五、六岁。他颀长的身材，白皙的面孔，没有乡下人的粗犷和骠悍，却透着一种近乎书卷气的腼腆。

天明出身富农，因为成分高，二十好几还没娶上媳妇。他在地里干活时总是闷声不响，可是每天晚上端着饭碗上知青组串门时，和我们却有说不完的话。他说他家祖上几辈都是识文断字的风水先生，爷爷好不容易攒钱置了几亩田产，却给他们留下个富农成分。他说当年刘邓大军从我们汝南埠乡抢渡汝河挺进大别山时，他爹给解放军带过路，因为丢不下妻儿老小又回来了，真不如留在部队上，那样1960年也不会饿死了，，家里还能沾点光。

天明识字，他给我们讲起《包公案》、《封神榜》、《七侠五义》、《今古奇观》的故事，真是绘声绘色、引人入胜。他天资聪颖，虽然不识谱，可是跟我们知青学吹笛子、拉二胡，一点就透。我们都对他另眼看待，把他当成知青一员。

1967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工作组组织社员大学毛著、忆苦思甜，各生产队都要开批斗会。我们插队那个村解放前很穷，基本上都是贫下中农，一个地主也没有，只有天明家是富农。因为天明爹已经死了， 所以支书决定：就斗天明吧。

那天晚上，社员们都到打麦场上开会。工作组的干部叫我先教大家唱忆苦歌：“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支书接着进行了一番“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动员，然后大喝一声：“把富农分子翟天明揪出来！”于是面如死灰的天明便被推到了人圈子里，俯首垂肩接受批判。

生产队长说：“现在大队部的那张方桌原来是天明家的，大跃进时搬到了食堂里，后来食堂一散，天明就想要回去。这不是反攻倒算吗？”后来又叫群众控诉他，可是没人诉苦。支书就叫会计领着喊口号。会计没领过，心里一慌，把“千万不要麻痹大意”喊成了“千万不要蚂蚁大屁！”引得社员们哄场大笑。支书气得吹胡子瞪眼说：“散会！散会！”

第二天早上，天明蔫得像个霜打的茄子，平时少言寡语的他干脆成了哑巴。队长派他去犁地，他魂不守舍地又在地头的树根上碰坏了犁铧，这下子祸可闯大了。当天晚上又开批斗会。工作组说他是阶级报复，他死活不承认。支书就叫一名女知青领着喊口号。那位女知青正在要求入党，就亮开嗓门喊起来：“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后来又有同学揭发了天明用封建迷信故事毒害知青的“罪恶事实。”工作组说这次大会开得很成功。

第三天天刚明，就听见房后传来天明娘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天明，天明！你这是咋啦？”我们跑过去一看：天明在磨房里悬梁自尽了！他眼没闭上，嘴还张着，好象仍在辩解：“我没有--”人们震惊、愕然、议论纷纷，一条鲜活的生命怎么就······工作组来了，说他是自绝于人民，叫人用席片一裹埋到了东湾。天明娘疯了。

后来再上东湾干活，知青们都不敢看那低矮的坟丘--总觉得那儿有一双忧郁而哀怨的眼睛。大家都在深深地自责：似乎天明脖子上的绳子是我们给套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