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海德格尔（1889—1976年）

【摘要】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并非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既有国内外研究并未深究这一问题，而且都遗漏了对一部重要作品的考察，此即《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通过对此书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的启动以及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正式开端，三者共同交织于此书中。海德格尔“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深意因而在于：我们可以从这一命题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段关键历程，即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开端进程。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绝非只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副产品，而应视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的一种至深至远的本真之思。

【关键词】海德格尔；康德；动物；人与存在之关联

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1929/1930年冬季学期讲座稿）历来受到重视，今天的研究者将其称作海德格尔的“秘密代表作”或《存在与时间》之后的“第二代表作”，而且海德格尔本人在当时的私人通信中就已将此讲座定位为“一个全新的开端”。

正是在此讲座中，海德格尔对动物问题展开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明确提出了关于世界概念的三个著名命题：“石头没有世界，动物贫乏于世界，人形成着世界。”（以下简称为“三个世界命题”）尽管三个世界命题之提出的根本诉求在于，通过对三种存在方式的区分来澄清此在和“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但其间接效果是：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也由此明确亮相，甚至对此后学者（包括列维纳斯、德里达、阿甘本等人）的动物问题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动物哲学专家卡拉柯（Matthew Calarco）在其代表作《动物志》中指出：“海德格尔深入探讨了动物生命的本质以及人与动物之界线等问题，对后世的启发很大（尽管也饱受争议）。……尽管我对海德格尔的思想持批判态度，然而我所提出的问题和论点基本上都源于海德格尔。……海德格尔的动物思想模棱两可、争议重重，然而他的思想是奠基性的。”

从文本来看，海德格尔从始至终都无意于构造一种特有的动物哲学或动物思想，他对动物问题的思考始终效力于他对“人与存在之关联”的思考，但本文仍将其称作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这不只是出于论述方便的考虑，更是鉴于这一事实：海德格尔对动物问题的思考，且不论其后世影响，对海德格尔思想道路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激励促进之功，属于海德格尔的一种本真之思，因此完全可以用“动物之思”来命名这种思考。

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以明确且充分的方式呈现出来，这一事实（有鉴于海德格尔深思熟虑和长期酝酿的运思特点）暗示着该讲座并非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之处。但这种重要思想是如何起源的？不解答这一问题，不澄清这种思想的起源进程和运作机制，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这种思想的深意。以笔者所见，迄今为止，包括卡拉柯《动物志》在内的国内外既有研究都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既有的溯源工作都忽略了对一部重要作品的阐析，此即海德格尔1927/1928年冬季学期讲座稿《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以下简称《康德》）。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赵卫国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

本文有待论证的立场可预先表述为：《康德》是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并且该讲座是海德格尔特立独行的“自由”之思的肇始之处。这两个现象并非巧合，而是有着深刻关联，即二者都关乎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对此的阐明，将使我们看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关键启动，进而洞见到人与动物之区分的根本内涵（表面上切近，本质上疏远）。

据此，本文将分为以下步骤展开：首先，回顾国内外学界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起源问题的既有研究，指出它们所遗漏的《康德》恰恰是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其次，结合对《康德》的文本分析，通过考察“动物之思”与“自由概念”的内在关联，澄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进程和运作机制；最后，在前述工作的基础上，通过与既有研究的争辩，阐释海德格尔“动物之思”关键命题“动物贫乏于世界”的深远意义，并据此沉思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段关键历程。

为了论证本文的立场，为了指出既有研究所遗漏的《康德》是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对既有研究成果的回顾是必不可少的工作。这一回顾工作最终将促使我们深思这一问题：这种常见的遗漏现象或许暗示着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的隐秘性，但这种起源的隐秘性意味着什么？

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研究大都是围绕《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展开的，重心往往放在了对三个世界命题的阐析上，布坎南（Brett Buchanan）的研究专著《存在论—生态学》是其中的突出代表。这种现象并非没有缘由，因为三个世界命题的确复杂晦涩，争议重重。甚至海德格尔本人在作于1938/1939年的《黑皮笔记》中都曾回顾指出，三个世界命题尽管在问题开端处有其必要性，但也是不充分的，并且恰恰是“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个命题决定性地导致了理解的难度。

卡拉柯的《动物志》是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展开溯源工作的少数研究之一，但它的溯源工作仅仅锚定在《存在与时间》，亦即只是从《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溯源到《存在与时间》，之前的历程和中间历程都未深究。卡拉柯认为，《存在与时间》的绝大部分篇幅都未探讨动物问题，即便偶尔提及“动物”，也没有探讨动物存在的问题，更未触及“人与动物之界线”这一重要问题。例如，在关于“上手状态”的讨论中，海德格尔指出动物不能简化为人类的受造物，毋宁说它们生产着自身，但海德格尔并未在此基础上探讨动物存在的独特方式。又如，在死亡问题上，海德格尔认为动物和人存在本质区别，唯有人能赴死（把死亡作为死亡来承受），动物只是倒毙。但海德格尔并未由此对动物之根本存在进行深入的论述。《动物志》的这一溯源工作的结论是：一方面，如若有人指望从《存在与时间》中揭示出海德格尔所认为的动物之根本存在是什么，那么他将会大失所望。另一方面，我们也应看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主张要以一种“褫夺性的解释”来规定动物生命之存在，即从此在之生命出发来解释非人类的生命不具备此在之生命的某些要素，这时他也多少还是涉及了动物生命之存在的问题，这意味着他在构思《存在与时间》时并没有把动物问题完全排除在外，只是没有展开详尽论述。

《动物志》紧接着就转向了对《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讨论。它的这一溯源工作因此是相当粗略的。在动物问题上，它没有追溯《存在与时间》之前的海德格尔思想，也没有阐明从《存在与时间》中的朦胧伏笔到《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深入阐发这当中的变化究竟是怎么发生的，亦即没有阐明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

卡拉柯：《动物志：从海德格尔到德里达的动物问题》，庞红蕊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

按照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的观察，海德格尔《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出现受到了舍勒思想的激励：“这个讲课的第二部分，海德格尔第一次讲述他的自然哲学。这是他在这方面的唯一一次尝试，后来他再也没有做过。他把这一思考和《存在与时间》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人们由此可以看出，海德格尔对这一工作所赋予的重要的意义。一年以前有两本重要的哲学人类学著作问世，一本是舍勒的《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一本是普列斯纳的《有机物与人的层次》。”萨弗兰斯基认为，舍勒与普列斯纳均受到了海德格尔的启发，但舍勒通过其《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又反过来激励了海德格尔。国内学者蒋邦芹在其研究中接受了萨弗兰斯基的这一看法，但亦未能充分阐明舍勒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激励作用的实质。笔者并不否认萨弗兰斯基这一洞见的合理性，但认为，只有找到一个基础文本来阐明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并且同时阐释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的实质，我们才能阐明海德格尔与舍勒在“动物之思”上的复杂关系。

斯福尔扎（Maria Agustina Sforza）的德文专著《存在与生命：论海德格尔所思的动物之异样性》（2022年）和赛可夫斯基（Elizabeth Cykowski）的英文专著《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深渊：在人与动物之间》（2021年）是近年来研究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重要作品。但这两部作品都只是简略地进行了溯源工作，亦即扼要地指出了海德格尔在三部早期作品(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稿《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概念》、1925年4月讲座稿《狄尔泰的研究工作和当前为一种历史学的世界观而进行的斗争》、1925年夏季学期讲座稿《时间概念史导论》)中着眼于“世界”概念对“人与动物之切近”所做的最初思考，此即，虽然人形成着世界，但动物绝非没有世界，而是也拥有世界。需要注意的是，海德格尔在这个早期立场中并没有关于“动物贫乏于世界”的论述，而根据海德格尔自己后来给出的说明，“动物贫乏于世界”乃是三个世界命题中具有枢纽地位的、最关键的命题（参见本文第二节和第三节）。那么，从“动物也拥有世界”这一早期立场到《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动物贫乏于世界”，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究竟是如何变化的？亦即，海德格尔成熟时期的“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在哪里？上述两部最新的研究专著对此并未展开追问。

综上所述，对于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的起源问题，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都还存在着明显遗漏和缺陷。本文的任务在于，阐明和论证国内外相关研究所忽视的《康德》（1927/1928年冬季学期讲座稿）恰恰是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对这一起源的阐明工作具有重要意义：它将有助于我们在一个争讼不休的关键难题上理清头绪，确切看出海德格尔“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中的“贫乏”究竟是何种意谓，进而阐明“贫乏于世”的深意。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对《康德》的文本分析来展开这一工作。

1927/1928年冬季学期讲座稿《康德》是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上易被低估的重要作品之一。著名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1929年）正是依据《康德》这部讲座稿而撰写出来的。但二者内容也存在区别，并且人们出于对以专著形式出现的《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的重视，也往往容易忽略《康德》这部讲座稿，甚至往往没有觉察到，海德格尔的三个世界命题最初是在《康德》中得到表达的。通过文本分析，本节将会指出，海德格尔在《康德》中首次道说三个世界命题，这并非巧合：海德格尔对三个世界命题的首次表述、其深奥晦涩的“自由”概念之兴起以及其“康德阐释”的正式开端，都共同发生在《康德》中，三者之间有着深层的内在关联。

在《康德》开篇处，海德格尔指出此讲座的主旨在于“赢得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一种哲学性的理解”，亦即要“看出康德曾想说出的东西，并由此不停留在他的各种描述那儿，而是返回到他所怀有的东西之诸基础那儿”，也就是说，要在对《纯粹理性批判》的理解中，通过康德之所说来释放其弦外之音，来倾听康德曾经想说但未明言的决定性东西。康德本人把《纯粹理性批判》理解为对作为科学的形而上学的奠基，为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弄清，对一门科学的奠基究竟意味着什么。

因此，在《康德》“导论”第一节的结尾处，海德格尔写下了一段非常关键的文字：“为了澄清此事，我们想尝试进行一种独立的并且首先并不依循康德的现象学的考察。为了这一目的，我们得回答两个特殊问题：科学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一门科学的奠基究竟意味着什么？接下来的各种现象学上的考虑，无论是对于理解关于《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阐释来说，还是对于理解这种阐释本身来说，即对于理解一般哲学来说，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这些现象学上的考虑所涉及的那些难题，它们看起来是陈腐不堪的，但哲学远没有使之变得完全地透彻。”这段话之所以关键，原因在于它是海德格尔本人对《康德》“导论”第二节之重要意义的预告，而三个世界命题的雏形，正是首次出现在《康德》“导论”第二节中。换言之，海德格尔事实上在这里宣示了：在《康德》“导论”第二节中以初始形式出现的三个世界命题，无论是对于理解《纯粹理性批判》之阐释而言，还是对于理解一般哲学而言，都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亦即，三个世界命题的首次提出，与海德格尔的“康德阐释”乃至海德格尔对哲学本身的阐释都密切相关。对此的洞见乃是引领我们追问海德格尔“动物之思”之起源的决定性洞见。

在《康德》“导论”第二节中，海德格尔试图澄清“对一门科学进行奠基的一般含义”，并且首先要对科学之本质给出一种独立的、不依循康德文字表述的现象学阐释：认识活动是人与存在者的关联，应被理解为人的生存的一种自由的可能性，作为认识活动的科学因此应被阐释为此在的生存之可能性，而为理解这一点，就需要首先追溯人的此在本身的本质机制。有两个本质性规定属于此在的生存，即“在世界中存在”和“自由”，并且它们足以暂时性地刻画科学之本质。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被海德格尔赋予特殊含义的“自由”概念，正是在《康德》这里首次出现了。它将通向《论根据的本质》（1929年）和《论真理的本质》（1930年），构成海德格尔思想“转向”进程中至关重要的概念。例如，在《论根据的本质》第三节中，“自由”最终被思为“显隐一体”的存在之真理。

海德格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阐释》，溥林译，商务印书馆，2021年

正是从这两个本质规定而来，海德格尔在《康德》“导论”第二节中首次提出了三个世界命题，尽管是以不易明见的初始形式。

首先，关于人，海德格尔写道：“人的此在是具有一个世界的存在者，换句话说：此在的存在之方式，即生存，本质上被‘在世界中存在’所规定。世界意味着我们随时与之发生关联的那种当时各自的整体。……每一个自身，作为在一个世界中的实际的自身，以及自身之存在，都本质性地被它与这个世界发生关联这点所规定。”人的存在方式因而乃是被“人与世界之关联活动”所规定的，毋庸多言，这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第三个世界命题“人形成着世界”的初始表达。

其次，关于自然物，海德格尔写道：“反之，一个物质性的自然物，一块石头，或一件使用物——如一把椅子——，没有世界；它的存在之类型缺乏同一个世界的任何关联活动，这类存在者仅仅是现成的。”所谓“现成存在”，是指这类存在者能够在世界之内与我们照面，但并不必然如此，“在世界中存在”并非这类存在者的本质规定。自然物因此是无世界的，这显然就是《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第一个世界命题“石头没有世界”的初始表达。

紧接着，在论及动物之前，海德格尔写下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为了首先定位此在和‘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我们坚持在人和石头之间的明确区分。石头是无世界的，人则被他与之发生关联的一个世界所侵袭。在这种粗略的区分那儿我们还是远离了真正的哲学理解。在阐释《纯粹理性批判》一书的过程中我们将看到康德的问题机制中的各个根本性的困境如何在下面这点上有其基础，那就是：康德误认了世界现象，无论是在他本人那儿，还是在其后继者那儿，世界概念都没有得到澄清。”

这段话的第一句话指出了世界命题的意义：对人和石头之存在方式的区分，是为了定位此在和“在世界中存在”的结构，也就是说，海德格尔提出世界命题，并非为了构造本己的自然哲学，而是为了澄清人之此在的本质机制，即人的本质应在本源关联（“在世界中存在”）中得到界定。但接下来，通过“在这种粗略的区分那儿我们还是远离了真正的哲学理解”这句话，海德格尔给出了一种关键的暗示：对石头之存在方式与人之存在方式的区分，对于真正的哲学理解是不够的，因此还必须引入另一种存在方式即动植物的存在方式来构造一种三重区分。若我们深究文本的语境，海德格尔的这一暗示甚至还意味着，动植物的存在方式乃是三个世界命题的关键枢纽。正是通过这个关键枢纽的引入，石头、动物、人的三重存在方式的区分，亦即三个世界命题的提出，方具有决定性意义：不仅对于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理解具有决定性意义，而且对于海德格尔对哲学本身的理解也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事实上就呼应了《康德》“导论”第一节结尾处对“根本的重要性”的预告）。因为这段话的最后一句话明确指出，康德问题机制中的各种根本性困境都植根于这一事实，即康德误认了世界现象。说得更明确些，这段话乃是海德格尔对近代哲学的一种深邃批判：以康德为代表的近代哲学之所以误认了世界现象，是因为其没有引入对“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关键枢纽的思考，而仅仅停留在对人与自然物之存在方式的粗略区分中，并且因此对人之此在的本质机制亦未有清晰理解。

最后，关于动物，在前引那段话之后，海德格尔以暗示性的方式给出了对“动物贫乏于世界”的初始表达。他写道：“在对‘在世界中存在’的最初标画那儿，我们有意掠过了植物和动物。这种存在者不如石头所是的那样是现成的，但它也不以同一个世界发生关联的方式存在。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在植物和动物那儿发现了一种存在之类型，即向着其他以某种方式环绕着它们的存在者定位地存在。同物质性的事物的现成存在和人的生存相区别，我们把这种存在之类型称为：生命（Leben）。虽然我们会谈论动物的某一周围世界（Umwelt），但问题依然是：在这儿世界意味着什么，以及在这儿严格说来是否可以谈论世界。因为，我们对此所怀有的，本质性地同此在的第二个本质规定性相联系。”这里所谓的“此在的第二个本质规定性”乃是“自由”。前文指出过，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是在《康德》中首次兴起的，并深远地影响了此后的《论根据的本质》和《论真理的本质》等文本。按照海德格尔在此的表述，“自由”这种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动植物之存在方式的内涵。也正因此，并且由于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不易理解，人们长期以来很难觉察到上述这段话乃是海德格尔第二个世界命题“动物贫乏于世界”的初始表达。

为了澄清动植物的存在方式，海德格尔紧接着给出了他对“自由”概念的阐释：“具有一个世界的人的此在，是一种关乎其本己的生存的存在者，而且是这样：它选择了它自己本身，或者它自愿放弃选择。那向来构成了我们的存在——但并不唯一地规定它——的生存，是我们的自由之事情；并且仅仅那种能够下决心以及已经这样那样地下了决心的存在者，能够有一个世界。世界和自由作为人的生存的两个基本规定，彼此紧密相连。”根据这段极为扼要的表述（海德格尔在这段话之后就转向对科学之本质的论述），海德格尔语境中的“自由”概念可以被解释为一种基于存在之领会的“道路抉择”，亦即，从存在之领会而来，决心从存在者（作为对我们而言更明显的东西）出发走向存在本身（作为对我们而言不明显但就其自身而言却更明显和更早先的东西）。也只有能够进行如此“道路抉择”的存在者，才能拥有世界。也就是说，只有人，进行道路抉择（从存在者走向存在）的人，才能拥有世界。世界与自由，仅仅是人的生存的基本规定。在此意义上，根据海德格尔的表述，动植物在严格意义上是无世界的，这无疑是对海德格尔早期立场——动物也拥有世界（参见本文第一节）——的剧烈改变。但是，从上述那段话的“向着其他以某种方式环绕着它们的存在者定位地存在”这一措辞来看，动植物又并非现成存在者，并非无世界的。因此，综合两方面的措辞来看，动植物乃是既有世界又无世界的，这事实上就是“动物贫乏于世界”的初始表达，因为“贫乏”并非“缺乏”，而是对“既有且无”的表述。

至此，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完全可以确认，三个世界命题的雏形已经在《康德》中出现了。并且，从早期立场“动物也拥有世界”到“动物贫乏于世界”的关键转变来看，《康德》乃是海德格尔严格意义上的“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

在对此起源进程的分析中，我们同时注意到海德格尔对“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之关键意义的高度强调，例如前文对《康德》第27页文本的分析。在提出了三个世界命题的初始表达之后，海德格尔再次强调指出：“长久以来，甚至在哲学里面，人的此在的存在之类型和事物的存在之类型之间在概念上的区分始终还处在黑暗中。今天我们才在这儿看清这一核心难题，并寻求解决之道；并且我们将表明，康德如何——当然在一些限度内——恰恰围绕这些难题四处摸索，而没有看清这种作为难题的难题。”一方面，这段话意味着，在海德格尔看来，康德哲学乃至近代哲学的根本限度都在于，它们未把“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纳入视界，而仅仅耽留在人与自然物的粗略区分中，并且因此对人之此在的本质机制也未有根本理解。但另一方面，这段话也是对康德哲学之伟大性的肯定，因为康德虽然没有看清此难题，但他却已经以预感先思的方式在围绕其四处摸索。就此而论，“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个关键命题乃至作为整体的三个世界命题在《康德》中的首次提出，关乎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之极限性的阐释，甚至关乎海德格尔对自身思想的重新开端（亦即所谓的思想“转向”），具有不容低估的意义。无论如何，这都将促使我们进一步深思“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深意。

根据对《康德》的文本分析，并且通过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起源进程的考察，我们可以确认，“动物贫乏于世界”中的“贫乏”一词乃是对“既有且无”这一玄妙态势的表达，因此不建议将其翻译为“缺乏”，因为汉语中的“缺乏”有较强的“无/没有”之意。海德格尔在此后的不同文本中也多次指出，“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意在道说人与动物“表面上切近、本质上疏远”的微妙关系，并且他也屡屡对此命题的深意予以强调：这个命题虽然不是海德格尔思想的根本旨趣之所在，但却支配着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比较性考察，因此是一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弯路”，唯有通过此“弯路”，我们才能真正走向“人与存在之关联”这个“基础问题”（它不仅是未来思想的“基础问题”，也是隐秘地支配着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康德正是因为对这个“基础问题”的预感先思而围绕其“四处摸索”，海德格尔对此的论述，恰恰就是《康德》这个讲座的根本旨趣）。

上述意思，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海德格尔是如此表述的：“我们由此尝试突显无世界的、贫乏于世界的和形成着世界的生物，我们根据那些存在者与世界可能的关联，在各种不同的关系中进行描画。通过那样一种比较性解释，一定能够使世界本身的本质生动起来并广泛地与我们切近，由此我们才可能根本上第一次对世界之本质进行追问。因为世界的难题绝不在于，它似乎仅仅涉及某种更加精确或更加严格的对世界之本质的解释，而应该首先将世界之世界性带进视线之中，作为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之可能的话题。”通过这段文字，海德格尔清楚阐释了三个世界命题的初衷及其意义：三个世界命题作为整体界定了不同类型的存在者与世界的可能关联，由此使一种“比较性解释”得以可能（但这种可能性的真正实现又要归功于“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这种“比较性解释”并不是为了确定自然物、动物以及人在存在方式上的等级秩序，也不是为了凸显人类的中心地位，而是为了让世界之本质生动地切近于我们，使我们在根本意义上对世界之本质展开追问。海德格尔的这一阐释植根于对一种“非此不可”的强调，其所透露的信息是：只有通过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比较性解释”看出世界之本质乃是形而上学的“基础问题”（人与存在之关联），我们才能对世界之本质进行根本意义上的追问。换言之，三个世界命题的提出，对于海德格尔对“世界之本质”或“基础问题”的彻底追问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种彻底追问事关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之后的思想“转向”之努力，因此，从三个世界命题的意义而来，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理解海德格尔为何自认《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是一个“全新的开端”。

在通向这个“基础问题”的途中，“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个命题具有关键枢纽意义或决定性的“弯路”之意义，海德格尔就此写道：“在默默的回忆中，在世界问题的名下去阐发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这将再次沿着继续延伸的弯路，即借助‘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个命题的比较性考察而发生，我们显然只是消极地提出这个命题，直到我们转而去解释这个命题：人形成着世界。全部解释将使我们返回到一种源始维度中，返回到一个基本事件中，对此，我们现在断言，‘形成着世界’就发生在其中。”这段话清楚交代了海德格尔对“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的奇特定位：此命题不是海德格尔哲思的根本目标，但海德格尔强调又必须由此命题出发来通向根本目标，在此意义上，此命题乃是一条必要的甚至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弯路”。更明确地说，此命题的使命是，通过对一种“比较性考察”或“比较性解释”的激活来深化对第三个世界命题“人形成着世界”的沉思，由此最终效力于对“世界之本质”或“基础问题”的彻底追问。若没有这条“弯路”，上述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中的这一定位，事实上就是《康德》中早已暗示的那一定位。

在1934/1935年冬季学期的“荷尔德林讲座”中，海德格尔把人与动物“表面上切近、本质上疏远”的微妙关系称作“一个货真价实的问题”；在1946年的《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中，海德格尔进一步解释了这种微妙关系的深刻意义：“也许在一切存在着的存在者中，我们最难于思的乃是生物（Lebe-Wesen），因为这个生物既以某种方式与我们最为切近，但同时又通过一条深渊而与我们的绽出的本质隔离开来了。”此微妙关系之所以被定性为“一个货真价实的问题”，是因为，唯有通过引入对“动物贫乏于世界”的沉思，通过这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弯路”，现代哲学才能摆脱对人与自然物之存在方式的粗略区分，并通过“动物贫乏于世界”所引导的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比较性考察，通向“对世界问题的真正揭示”。

“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通向了“对世界问题的真正揭示”，这并非虚言，因为从文本来看，《康德》的确开启了海德格尔对世界问题之追问的深化进程，亦即开始通过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比较性考察和一种极限性阐释来解读康德哲学“曾经想讲但未明言的东西”，这为此后《论根据的本质》的重要成果（海德格尔在该文中通过康德哲学首次论证了世界概念的内涵是人与存在之关联）和《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的关键工作（通过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明确提出和比较性考察来对世界之本质进行根本追问）奠定了基础。

从义理上来看，人与动物“表面上切近、本质上疏远”的微妙关系之所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问题”，是因为这种既近又远的关系为我们对人之此在的本质机制的理解提供了一个关键出发点，这是人与自然物的粗略区分所无法提供的。根据前文对《康德》的分析，海德格尔对人之此在的本质机制的理解可以转释为：唯有通过道路抉择（即“自由”），通过在近和远中做出抉择，亦即，唯有从对我们而言更近/更明显的东西（存在者）走向对我们而言更远/更不明显的东西（存在）并且领会到存在就其本身而言乃是（比存在者）离我们更近的东西，也就是说，从“人与存在者之关联”走向“人与存在之关联”并坚持在后一种关联的支配性中，人才是人。换言之，唯有“在世界中存在”，人才是人。相比之下，动物具有近和远的潜能，但动物始终被拘囿在“近”中，动物无能于在近和远中进行道路抉择，这就意味着，动物有世界（作为“周围世界”的环境），但又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世界。一旦我们洞见到这种“关键出发点”所指向的远景，我们就会看出，“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意义还远远未被穷尽。

因此，当德里达批评海德格尔“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中的“贫乏”乃是等级化和估价，是把人与动物之程度差异的假设重新引入了哲学传统时，当陶纳（Philip Tonner）认为海德格尔的三个世界命题只是表达了存在形式的一种等级秩序划分时，他们都完全错失了要点，都没有真正理解海德格尔“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深意。

相反，卡拉柯在《动物志》中指出，海德格尔的“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并不意在“以等级差异的方式来对人类和动物进行区分”，而是意在表明，“我们不应按照常识和人类心理学观念来审视动物，而应‘审视动物性自身’，并从动物性角度来揭示‘贫乏于世’的含义。……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传统进行了批判性审视，他尝试从动物自身的角度来理解动物存在的独特方式以及其独特的世界关系，这无疑是思想上的重大突破和进步”。卡拉柯的这种理解虽然仍有其局限性，但已经比德里达等人更为深刻。

至此，无论是从我们对《康德》的文本分析来看，还是海德格尔在此后诸多文本中对“动物贫乏于世界”的“决定性弯路”或“关键枢纽”之意义的承认来看，我们可以确认：尽管海德格尔在1924/1925年就已经启动了对动物与人之切近性（动物也拥有世界）的思考，甚至宣称“倘若我并未看出动物拥有一个世界，则本质性的东西就被忽视了”，但这种思考并不能被称作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因为这种思考尚未抵达“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丰富内涵和深邃境界。毋宁说，在1927/1928年冬季学期讲座《康德》中首次启动的对“动物贫乏于世界”的思考和道说，才是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

海德格尔：《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2012年

尽管极具深意且极为重要，但“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也的确容易被误解。海德格尔深知这一点，因此，他也曾经多次对三个世界命题展开反思。例如，在作于1938/1939年的《黑皮笔记》（《全集》第95卷）中，海德格尔写道：“通过世界关系的类型而对石头、动物以及人所做的特性刻画（参见1929/1930年冬季学期讲座《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在问题开端处是应被坚持的，尽管如此仍是不充分的。难度之关键在于那个规定，即将动物规定为‘贫乏于世界’（Weltarm）的那个规定——尽管我对‘贫乏’（Armut）概念作出了有所保留的限制；与其说它是无世界的（weltlos）、贫乏于世界的（weltarm）、形成着世界的（weltbildend），毋宁说它是无域的－无世界的（feld- und weltlos）、沉迷于域的－无世界的（feldbenommen-weltlos）、形成着世界的－开显着大地的（weltbildend-erderschließend），这些才是此问题域的更适宜的措辞。”从这一表态来看，海德格尔仍然肯定了“动物贫乏于世界”这一命题的关键枢纽意义，而且指出了其理解难度，但他也试图通过用“沉迷于域的－无世界的”这一措辞的更换来防止人们对“贫乏于世界的”可能产生的误解，因为人们有可能把“贫乏”误读为表示等级差异或程度差异的措辞，也有可能把“贫乏”误读为表示“缺乏/没有”的措辞。相反，“沉迷于域的－无世界的”这一措辞之所以是“更适宜的”，不在于它在意义上的更新，而在于它可以通过一种并列结构更为妥善地表达动物的那种既以特定方式拥有世界又不能以此在之方式（存在之领会）拥有世界的微妙处境。在与《全集》第95卷同时期创作的《哲学论稿（从本有而来）》中，海德格尔也曾经尝试用与“沉迷于域的－无世界的”具有相同含义的“幽暗化－无世界状态”这一措辞来道说动物的二重性处境。但这些反思显然都不是海德格尔对“动物之思”的否定，毋宁说，这些反思始终是对其积极意义的一种肯定。

至此，通过对起源问题的追问，我们已经可以看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深远意义。

第一，“动物贫乏于世界”并非“三个世界命题”的根本旨趣，因为道说着此在之本质机制和关联活动之根本性的“人形成着世界”才是世界命题的根本旨趣，但“动物贫乏于世界”仍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它引导着对三个世界命题的比较性考察，是世界命题的“关键枢纽”和“决定性弯路”，没有对“动物贫乏于世界”的沉思，世界命题的根本旨趣就无法实现。这也恰恰是海德格尔在《康德》“导论”中所暗示的关键信息。

在此意义上，传统主流观点对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批评（卡拉柯在《动物志》中以有所变化的方式依循了这种主流观点，认为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仍是一种人类中心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根本旨趣乃是世界命题的根本旨趣，亦即“人与存在之关联”的根本性，在这种“关联为本”的思想中，人无论如何都不是中心。

第二，要看清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真正起源，必须裁定“动物贫乏于世”命题的启动之处，为此就必须把握海德格尔“自由”概念的真正内涵，因为在“动物贫乏于世”命题的启动之处（即在《康德》中），海德格尔就是通过“自由”的特定内涵来定调“贫乏”的“既有且无”之含义的（既有国内外研究很难看清这一复杂事态，因此导致了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长期蔽而不显）。

费格尔（Günter Figal）在其研究中试图把整个海德格尔思想都解释成“自由的现象学”，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从文本来看，自由问题在一开始并不是海德格尔的主题，“自由是从《论根据的本质》才有的一个适用的概念，并且只有在《论真理的本质》中才首次显现出其独特的意义”。但本文对《康德》的分析显示出，比《论根据的本质》更早的《康德》已经是海德格尔特立独行的“自由”概念的启动之处。

因此，海德格尔“动物之思”的起源、海德格尔特有的“自由”概念的启动以及海德格尔“康德阐释”的正式开端，三者的共同交织，进一步深化了“动物贫乏于世界”命题的深意：我们可以从这一命题出发，重新思考海德格尔思想的一段关键历程，即海德格尔思想“转向”的开端进程（这种“转向”并非转折，而是海德格尔力求更坚决地沉思道说“既有且无”“显隐一体”的存在之真理的思想努力）。作为“自由”之思的起源，《康德》应被视为《论根据的本质》和《论真理的本质》的“前史”，并且应与它们一道被纳入对“转向”问题的研究视野中。就此而论，海德格尔的“动物之思”绝非只是海德格尔思想的副产品，而应视为海德格尔思想道路中的一种至深至远的本真之思。

来源：《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3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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