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Xan Smiley

翻译：陶小路

这是一张丹麦情报机构拍摄的监视照片。拍摄时间大约在1966年，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当时被派驻哥本哈根。

“我读过的最优秀的真实间谍故事，”著名间谍小说家约翰·勒·卡雷（John LeCarré）对本·麦金太尔（Ben Macintyre）的《间谍与叛徒》（The Spy and the Traitor）这样评价道。这本书讲述的是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Oleg Gordievsky）的故事，他是克格勃间谍，同时做了11年英国间谍；1985年，他躲在汽车后备箱，被营救出俄罗斯，逃往芬兰。这无疑是一段非常扣人心弦的故事。然而，戈德尔维斯基本人已经在他出版于1995年的自传《下一站：枪决》（Next Stop Execution，2015年重新出版）里讲述过这段故事，这本书已经是很权威的版本了。他详细叙述了自己被中央情报局特工出卖后，绝望地逃离莫斯科一路上惊心动魄的全部过程。麦金太尔为什么要重新讲述这个故事？他是否在他的书里提供了关于戈德尔维斯基的新信息，或者是给出了关于间谍行当的新见解？

奥列格·戈德尔维斯基

父亲常年为内务人民委员会（克格勃的前身）效力，戈德尔维斯基自己几乎生下来就要做克格勃特工。他的哥哥也为克格勃工作。戈德尔维斯基是个模范学生：性格坚强，身体强壮，风度翩翩且聪明过人。他在苏联顶尖院校接受教育，会瑞典语和德语（后来又学了英语）。他20多岁时被派往苏联在东柏林的大使馆担任译员，在那之后不久，又被派往丹麦执行克格勃的间谍任务。

但是，他身上的叛逆个性开始逐渐显现。他亲眼目睹了柏林墙的建立，建墙的目的是为了阻止东德人大量逃离本应是他们的社会主义天堂的地方，这让他感到不安；丹麦人享有的高水准生活也令他震惊，不仅物质商品极大丰富，他还体会到了文化和个人自由的滋味。他是个爱动脑筋的人，很快对苏联的优越性产生怀疑。1966年，苏联异议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Andrei Sinyavsky）和尤利·丹尼尔（Yuri Daniel）被审判，这件事对他已经在不断减弱的共产主义信念又是一记重击。1968年，苏联军队镇压了布拉格之春，他的信念彻底幻灭，并且走向苏联官方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他开始深入研究在俄罗斯被禁止，但在丹麦很容易找到的文学和历史书籍，然后便完全倒向了西方世界的价值观。那些书籍包括毛姆的短篇小说和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

1966年，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和尤利·丹尼尔被审判。

他猜到自己在哥本哈根的公寓被丹麦情报部门安装了窃听器，于是开始在公寓里发表猛烈的反苏言论，他知道，这些言论必然会引起注意。不久后，在一个羽毛球球场上，一名英国特工找他搭话，他很快就接受了这名特工的劝说，同意转换阵营。然后，从1974年到1985年，他一直为英国情报部门效力，直到他被背叛为止。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出卖他的是中央情报局中级反情报官员奥尔德里奇·埃姆斯（Aldrich Ames），俄罗斯人支付他不菲的费用换取情报（麦金太尔认为，在奥尔德里奇·埃姆斯担任双面间谍期间，一共从克格勃获得460万美元）。

1985年，在一团疑云之中，戈德尔维斯基从伦敦被召回莫斯科。英国情报机构决定展开营救行动，这可能是克格勃的双重间谍唯一一次被西方情报机构从苏联营救出去。麦金太尔对整个营救行动的描写妙趣横生，叫人坐立不安。他写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最有趣的一个细节是，就在克格勃边境警卫队携德国牧羊犬检查开往芬兰的车辆时，英国间谍的妻子在后备箱上给孩子换尿布，尿布的强烈臭味盖过了其它气味。蜷着身子藏在后备箱里的戈德尔维斯基当时惊恐万分。

营救戈德尔维斯基的其他细节（没有在他的自传里提及）由参与此次行动的英国军情六处特工提供。奇怪的是，麦金太尔在书中用的是这些特工的假名，其中一些很可笑，这大概是军情六处向麦金太尔提出的条件。熟悉这件事的人都知道，书里的“罗伊·阿斯科特子爵”（Viscount Roy Ascot）是雷蒙德·阿斯奎斯（Raymond Asquith）（现为牛津伯爵），他是军情六处驻莫斯科的站长。行动中，“罗伊·阿斯科特子爵”开着两辆用于逃亡车辆中的一辆。另一个名叫“詹姆斯·斯普纳”（James Spooner）的人是戈德尔维斯基的经办人，他的本名叫约翰·斯卡雷特（John Scarlett，后来成了约翰爵士）；2002年，由美国主导的入侵伊拉克战争打响之前的关键时刻，约翰·斯卡雷特成了英国内阁办公室跨部门联合情报委员会的负责人（之后成了军情六处的负责人）。

奥尔德里奇·埃姆斯

麦金太尔还做了其他的一些有趣补充。英国外交部，特别是刚上任的驻苏大使布莱恩·卡特里奇爵士（Sir Bryan Cartledge）强烈反对这一行动，因为他担心该行动会损害英俄关系，无论行动成功与否。即便行动成功后，布莱恩爵士依然严厉指责了雷蒙德·阿斯奎斯。撒切尔夫人的私人秘书查尔斯·鲍威尔（Charles Powell）宣誓对该行动完全保密，为获得撒切尔夫人对该行动的正式批准（实际上当时行动已经在进行中了），不得不克服礼仪造成的棘手障碍。当时撒切尔夫人和伊丽莎白女王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城堡（英国王室的避暑地）。麦金太尔在书里写道，鲍威尔坚决拒绝向女王的私人秘书解释自己为何紧急见首相，女王的私人秘书很生气。“如果你是一位私人秘书，那没有什么比别人的私人秘书比你更 ‘私人’更让人生气的了。”

专门研究间谍活动历史的专家可能会对作者写这些轻松愉悦的插曲不屑，怀疑“戈德尔维斯基是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间谍之一”的说法。在麦金太尔看来，戈德尔维斯基给英国情报机构提供的大量信息改变了冷战的进程，击破了苏联的间谍网络，帮助两边阵营避免了核战争，在世界处于极为危险的时期，为西方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思路提供了自己的独特见解。

这个说法很宏大，但是的确也有些道理。戈德尔维斯基在担任双重间谍期间，成功地挖出了设立在英国和西欧，由苏联及本土间谍组成的庞大网络。谈到“最有价值”，两个阵营的其他间谍可能和戈德尔维斯基不相上下。1961年至1963年间，俄罗斯军事情报部门的奥列格·彭科夫斯基（Oleg Penkovsky）上校为英国提供情报（英国再将他给的情报分享给美国）。古巴危机期间，奥列格·彭科夫斯基获得了有关苏联导弹的重要细节，肯尼迪总统因而才了解美国当时面临着什么性质的威胁以及这种威胁有多大。可以肯定的是，因为掌握了这样的信息，肯尼迪才可能迫使俄国人将导弹撤离。

1963年，奥列格·彭科夫斯基被公开审判。

俄罗斯方面的间谍可能也配得上“历史上最有价值的间谍”的头衔。俄国人仍然会赞扬“剑桥五人组”（俄国人称他们为“剑桥五杰”）。这五人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背叛了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的关键几年里，五人中的金·费尔比（Kim Philby）和唐纳德·麦克林（Donald Maclean）渗透到英国安全和政治机构的最高层。作为军情六处在华盛顿的负责人，费尔比能够接触到美国外交政策中最敏感的机密。

罗兰·菲利普斯（Roland Philipps）去年出版了一本麦克林的传记 A Spy Named Orphan，根据书中的描述，麦克林可能比戈德尔维斯基更有价值。麦克林是驻华盛顿的高级外交官，丘吉尔和罗斯福，丘吉尔和杜鲁门之间最私人的信件都是由他来传递。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举行之前，他便将同盟国的确切意图告诉了斯大林。后来他又向苏联透露了英美创建北约的整个计划；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担心美国会使用原子弹，麦克林将美国拥有的原子弹数量以及美国政府不会在朝鲜战争中使用原子弹等重要情报都给了苏联。麦克林的间谍身份曝光后，美国国务卿狄安·艾奇逊（Dean Acheson）惊呼：“我的天，他什么都知道！”

“剑桥五人组”

戈德尔维斯基提供给西方许多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细节，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的情报部门因此得以清理掉克格勃设立在各地的间谍网。他还提供了一长串“影响特工”（“agents of influence”，指的是这样一类特工或者机构，其目的不在搜集情报，而是通过影响舆论、政府决策来达到对其所效力国家有利的结果——译注）和不知情联络人的名单。迈克尔·富特（Michael Foot）是1980年至1983年英国工党领袖，因而可能会是撒切尔夫人的继任者。在《星期日泰晤士报》连载的戈德尔维斯基自传中，富特被指是一名“影响特工”，之后富特向《星期日泰晤士报》提起诉讼，得到了一大笔赔偿。麦金太尔在他的书里重复了这一指控，再一次被已故的富特的朋友和仰慕者（其中包括现任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愤怒地否认了。富特的律师在当年的诽谤案中坚持说，富特“从未有意与克格勃特工见面，更不用说用情报换取钱财。”然而，麦金太尔确信，富特“于1950、60年代在伦敦与克格勃特工会面十几次，收到49,000美元（约合37,000英镑）的现金”，这笔钱可能被用来资助一份叫做 Tribune的社会主义杂志。

狭义地理解，这两个说法并不矛盾，关键在于富特是否“有意”这么去做。但是，如果富特不是克格勃的线人，那么似乎只能说，他的幼稚程度令人震惊。戈德尔维斯基认定的“影响特工”包括至少三名工党议员和若干名保守党议员。罗杰·霍利斯爵士（Sir Roger Hollis）于1956年至1965年担任军情五处（负责对内安全事务）负责人，他被指为苏联间谍，戈德尔维斯基认为这是虚假指控。

迈克尔·富特

这些信息都非常有用。但是在提供有关克格勃活动的详细信息这一点上，戈德尔维斯基后来可能被克格勃的高级档案管理员维塔利·米特罗欣（Vitali Mitrokhin）赶超了。维塔利·米特罗花了十二年（1972-1984）转录了成千上万份文件，然后存放在他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苏联解体后，1992年他借道拉脱维亚将这些秘密文件中的大部分带到英国。单纯从体量上看，这无疑是有史以来西方情报机构获得的最完整的关于苏联间谍活动的信息，尽管当时许多信息已经失去了时效性。

相比于提供的信息量大小，戈德尔维斯基最重要的贡献在于他说服了他的西方上级接受：苏联领导层的确很偏执，而且他们真正地相信苏联的官方宣传。这一点也得到了克里斯托弗·安德鲁（Christopher Andrew）的认可，安德鲁目前是最好的英国情报部门及其官方编年史的研究者。1981年5月，当时领导克格勃的尤里·安德罗波夫说服病中的勃列日涅夫，美国人正计划对苏联发动核打击。世界各地的克格勃组织，特别是驻华盛顿和伦敦的组织，接到命令，寻找能够证明西方意图消灭苏联的证据。

1983年11月，北约进行了一项代号为“Able Archer 83”的重要演习，苏联领导层变得更加偏执了。麦金太尔认为，在收到戈德尔维斯基的警告之后，里根和撒切尔（两人都被苏联领导人视为狂热的战争贩子）设法安抚莫斯科，说明西方无意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此后，美苏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当戈尔巴乔夫1985年成为苏联领导人之后，而这个结果部分要归功于戈德尔维斯基。认为戈德尔维斯基至少对冷战的结束以及苏联的和平解体发挥了促进作用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说法。麦金太尔的书让这个说法更为可信。

维塔利·米特罗欣与“米特罗欣档案”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尽管麦金太尔有说服力地描述了戈德尔维斯基的见解，但安德鲁之前就已经写到过——自从戈德尔维斯基叛逃以来，二人的关系便很好。安德鲁在其最新的权威著作《秘密世界：情报史》（ The Secret World: A History of Intelligence, 2018）就同一主题进行了阐述。他赞同另一位英国前重要特工珀西·克拉多克爵士（Sir Percy Cradock）的观点，苏联情报系统的“弱点的主要根源是，虽然掌握着有关西方的优质情报，但总是忽略西方世界的多面向，仅仅用敌对和阴谋论思路过度简化之”。包括西方情报机构在内的所有情报机构的一个典型弱点是，雄心勃勃的特工往往会向其上司提供能够证实后者想相信的情报：比如，为2003年入侵伊拉克提供支持的证据就存在重大漏洞。根据戈德尔维斯基和麦金太尔的说法，克格勃更是如此，特别是因为苏联的整个统治基础都建立在一套信念（例如，资本主义正从内部败坏）之上，需要靠一堆谎言来维持这个基础，这些谎言常常包装成异想天开的阴谋论。

麦金太尔对戈德尔维斯基传奇的重新讲述正逢其时，因为在前克格勃上校普京领导下，经过改组的克格勃【现在分为俄罗斯联邦对外情报局（SVR）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再次受到世界关注。麦金太尔援引戈德尔维斯基的话提醒读者，普京曾断言，“没有前克格勃特工这个说法”；普京曾经是克格勃的海外特工，当时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Vladimir Kryuchkov）（后来领导克格勃）担任克格勃负责海外间谍行动的“第一总局”（First Chief Directorate）局长。克留奇科夫是安德罗波夫的门生，是1991年发动推翻戈尔巴乔夫的政变领导人之一。

此外，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和整个苏联情报史上的克格勃高级官员一样，普京会毫不犹豫地处决叛逃的特工。2006年，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Alexander Litvinenko）在伦敦被暗杀；去年，谢尔盖·斯克里普尔（Sergei Skripal）在英国索尔兹伯里市遭到投毒暗杀。戈德尔维斯基回忆自己的克格勃岁月，人们会随意讨论起暗杀“国家敌人”的可能性。他在伦敦的上级甚至打算杀死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拉娜·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yeva）。

麦金太尔的《朋友中的间谍：金·费尔比和大背叛》（ A Spy Among Friends: Kim Philby and the Great Betrayal, 2014年）尽管叙述精巧且注重细节，但却没有能够破解他叛逃后在莫斯科生活的25年里的谜团。（他一直到死都真正地相信共产主义吗？）类似地，麦金太尔对戈德尔维斯基逃亡成功之后在英国30多年的生活经历着墨很少，令人失望。人们想知道，在一个平静的英国郊区生活会让他感到幸福吗。（他等了六年，俄方才允许他的妻子离开，之后他们的婚姻破裂了。）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戈德尔维斯基绝对不会透露自己的行踪：普京的所作所为保证了这一点。麦金太尔在书的最后写道，戈德尔维斯基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之一，也是最孤独的人之一”，这应该是很恰当的描述。麦金太尔是否扩大了我们对苏联间谍活动的认识尚待商榷，但他的确让其变得更有趣味了。

Xan Smiley，曾经是驻莫斯科和华盛顿的记者。曾担任《经济学人》政治、欧洲以及中东和非洲栏目的编辑，现在是其特约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