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勃 /文

宋襄公自古以来就争议很大。《左传》对他花样挖苦，《公羊传》却是盛赞，认为他不攻击没有列好队形的敌人，战场上还讲尊老爱幼，真是“虽文王之战，亦不过此也”。宋襄武功如此差劲，却能名列五霸，就是因为道德太高，算平均分，就和齐桓晋文在同一级别了。

《左传》是司马迁写春秋史的主要史料来源，但太史公即使不是公羊大师董仲舒的弟子，也深受他的影响。所以《史记》叙事用《左传》，议论却学的《公羊》，也就很自然了。

后世学者，对宋襄公的批评很多。但值得注意的是，鄙视他行仁义才导致失败的，却是极少数。更多是分析他多年来的表现，认定他道德并不好。议论纷纷，可以拿苏东坡的话做代表，“非有仁者之素，而欲一旦窃取其名以欺后世。”宋襄公一向缺德，等到战场上来再刷道德积分来不及了。总之，大多数古人，并不认为宋襄公严格遵守战争规则这个行为，本身有啥不对。

现在有人批评他，说他不知道与时俱进，死守过时的古老规则；也有人盛赞，说能够遵守这样的规则，所以是“最后的骑士”，“最后的贵族精神守望者”。这是价值观争论，但事实本身就有点问题。

宋襄公说“为军不以阻碍”，是过时的老规矩吗？清代学者就注意到，直到春秋后期，像桃林之塞、伊阙这样的地方，哪天派军队去驻守了，《左传》都要大书特书。则平时这里没人防守，也就是显而易见了。“天下之险”级别的战略要地都没人守，则其余的地方更加不会设防。任由外国军队在本国领土上呼啸经过，更是时常发生。

宋襄公泓之战失败之后差不多半个世纪，晋国和齐国打了鞌之战，再十几年后又有晋、楚鄢陵之战，这都是当时最大规模的战争，战况之惨烈远非泓之战可比，但也都是堂堂之旗正正之师。战场上，大家也都是尊重对方的君主，对敌人手下留情不赶尽杀绝。一边打仗，一边还要行个礼敬个酒对个诗，那种彬彬有礼风度翩翩，简直姿势感人。

所以宋襄公就是采用的春秋时代通行的战法，他之后这种战法也没有消失。你从食古不化的角度夸他或者骂他，都是弄错了靶子。

其实，战争也要讲规则，特别好理解。未必是道德高尚，讲规则的好处，是结果比较容易预测。

大国更容易偏好讲规则的战争，当时晋、楚、齐三强都是如此。因为大家实力差不多，一仗打下来，谁输谁赢本身不好说。如果赢的可以得到多少，输的将会失去多少，这个也不确定，那风险就太大了。规则下作战，心里就比较有底。

小国的心态则比较复杂。我弱小你强大，在规则下打仗，弱小的必败，而小国如果不讲规则，那么可能会有翻盘的机会，但是一旦翻不了盘，就不堪设想了。

就拿宋襄公来说，他和楚成王约了见面，说是“乘车之会”，大家都不坐战车。他的兄长目夷建议他坐战车去，宋襄公不听，结果就被楚国人抓了。但之后鲁国人出面斡旋，楚国也自知理亏，就又把宋襄公放了。

如果宋襄公真的坐了战车，后果会是什么？可能，因此能逃出来；更可能，宋国的兵车不是楚国的对手，还是被抓了。那时鲁国再出来说话，效果就差了好多。楚成王一拍桌案：“说好的乘车之会，是他无礼在先！”真是让求情的也没法张嘴。

同样的，宋国在楚军过河过了一半时发动攻击，也是有可能胜利，而一旦失败，恐怕就不仅是“公伤股，门官歼焉”，楚军不定会采用什么残暴手段，那么宋国可能就要承受一次押上国运的失败。

所以最适合嘲笑宋襄公的，大约是赌徒，因为他关键时刻没什么赌性。

从大国的角度说，当然希望小国遵守规则，因为规则下自己是稳赢的。《公羊传》和《史记》赞美宋襄公，也真是特别好理解。《公羊传》成为官方经典，司马迁写作《史记》的年代，正是汉朝和匈奴激战方酣的时候。汉朝人最头疼的，就是匈奴人“不羞遁走”，“利则进不利则退”。他们一定希望，匈奴能够像宋襄公一样，跑到长城脚下，和汉军正面对决。那汉朝就稳赢了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