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中石先生——我国著名的书法家、教育学家，北大五十年代初的老校友。和其他五十年代的北大人一样，欧阳先生的人生见证了许多起伏跌宕的世纪转变：从抗日战争到新中国成立，从传统文化世界走向民主科学的新天地……在轰轰烈烈的青春里，也有不得已的苦涩滋味。而他依然平和如是，把时光酿成酒，愈久益甘。

欧阳中石，首都师范大学教授，著名学者、书法家、教育学家。1950年考入辅仁大学哲学系，次年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师从金岳霖，主修中国逻辑史。1954年自北大毕业后，先后在通县师范学校、通县二中、北京171中学任教，任教期间提出语文教育改革方案，取得显著成绩。1981年调入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主持创立了高等院校中首个从专科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书法教育体系。

张爱玲的名言常被人提起，“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少年得志固然快意，然而天道往往更偏爱厚积薄发、大器晚成之人，比如这里将要讲述的欧阳中石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他，师承名师，精通中国文化；然而，当他真正得以施展拳脚，以书法家、教育家的身份享誉大江南北时，已是“知天命”的五十高龄。老先生自嘲：“我这个人啊，少无大志、见异思迁、不务正业、无家可归，只是个教了一辈子书的教书匠。”就是这样一位自称什么都不是的教书匠，却成为国人心目中传统文化的大家。

1928年10月29日，欧阳中石诞生于山东省泰安县。这座位于泰山之麓的小城，至今仍保存着“国泰民安”的济世情怀，然而欧阳中石出生的年代却没有半点“国泰民安”的氛围：就在这一年，济南发生“五三惨案”，五千多名日军从青岛一直攻到济南城下，焚杀了万余人。欧阳中石的幼年生活就在这样动荡而艰辛的环境下度过。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欧阳中石回父亲的老家避难，在农村接受了两年私塾教育。私塾授课沿袭古制，上午背《四书》，下午习写字。欧阳中石的古典文学功底就是在那时打下的。

战乱的时局并未泯灭欧阳中石爱玩好动的少年天性。从幼时起，他对一切事物都充满好奇，热衷于尝试，无意之中，竟陆续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各个方面，并有幸与许多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大师们结缘。欧阳中石十四五岁时，听说济南城外的古庙有个隐蛰的老和尚，写得一手好字。于是他拿着自己的作品登门拜访，要拜老和尚为师，过后才知道，这位老和尚就是武严法师。武严虽一口答应，却要欧阳中石向自己买一块钱一张的宣纸练习。当时市面上的宣纸一张才一毛二分钱，欧阳中石家境拮据，一边咬着牙答应，一边则卯足了劲地看老师写字。短短数月，他就熟练掌握了中国书法的各种流派、笔法。不久，法师云游他方，欧阳中石才得知，自己每次上交的“学费”老师早就悄悄还给了自己的母亲。多年之后，欧阳中石在此基础上师从著名书法家吴玉如，开始涉足篆、隶、甲骨等书体，逐渐自成一家。

1942年，欧阳中石来到济南读高中。在那里，他遇到了著名数学家苏步青。苏步青觉得这个中学生的数学思维很不错，鼓励他今后钻研数学。欧阳中石摇摇头，“你看错了，你不知道我的数学差点不及格。”时局动荡，令欧阳中石错过了系统接受新式教育的机会，自己的数学成绩在他的印象里从此落下“差劲”的标记。尽管如此，苏步青不久后仍然给这个中学生写了封信，让他今后上北京去读书。

当时的济南中学里有一位从辅仁大学美术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叫顾谦，是著名诗词学家顾随的弟弟。顾谦在济南中学举办的诗社，吸引了众多学生慕名参加，其中就有欧阳中石。从那时起，这位好学的少年就不止一次地表现出对顾随的仰慕。甚至有一次，他托上京探亲的顾谦老师为未曾谋面的顾随带两瓶香油，作为学生的年礼。可惜火车太挤，香油洒满一地，没能如愿送到顾随先生手上。这个遗憾怀揣了十几年，直到1950年才得到弥补：就在欧阳中石考取辅仁大学后不久，经顾谦的引荐，欧阳中石成为顾随先生的入室弟子，听老先生陆续讲授了音韵、杂剧、书法等传统文化知识。

三四十年代的中国依然是传统戏曲的天下，梨园班子活跃于大江南北。耳濡目染之下，欧阳中石不仅喜欢听戏，常常还跟着在台下唱两句。久而久之，他的唱词有板有眼的，讨人喜欢。1943年的一天，欧阳中石到某票友家里串门，兴致所之，他随口唱起一段京戏。唱声刚落，屋里走出一个人，问：你唱的是什么？欧阳中石说，这是奚派的《白帝城》。那人又问：“那你还会唱别的吗？”欧阳中石应声说会，唱了一段《珠帘寨》。这时，票友才告诉他，这位就是京剧奚派的创始人奚啸伯。就这样，欧阳中石神使鬼差地被“奚老板”收为徒弟，与京剧结下不解之缘。

少年无心，观者有意。与这些名家的邂逅，令自幼“见异思迁”的欧阳中石接触到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为他后来的厚积薄发埋下了伏笔。欧阳先生对此不无感叹，“我的人生中一个很大的骄傲，就是遇到了很多好的老师，尽管这些老师教育我的时间有长有短，但他们给予我的惠泽是无限的，应该说指导着我的一生。”

1950年9月，欧阳中石考取辅仁大学哲学系。此时，抗日战争刚结束不久，全国上下洋溢着斗志昂扬的气氛，各大高等院校也在重建和恢复当中。是年10月，就在欧阳中石刚入学不久，辅仁大学宣布从私立转为国立，其哲学系将携部分同学并入北大。1951年夏，欧阳中石成为其中的一名幸运儿，来到他心目中的“民主王朝”——北大红楼学习。

如愿以偿进入中国最高学府的欧阳中石非常兴奋，“红楼的生活条件不是很好，不比辅仁那边强，但是学术气氛太好了。”当时哲学系的学生，住在“三院”，学在红楼。一天三顿饭都得从三院赶回红楼的饭厅。每到用餐时间，饭厅里里外外都是人，学生们还得在饭厅外摆桌子吃饭。“当时的北大同学以简朴著称，生活都很艰苦。我们看见（这环境），觉得不应该那么艰苦。但一到了那环境，也向北大同学学习，在艰苦朴素中读书。”

生活虽艰苦，苦中也有乐。那时的北大，自是大师云集之处。全国最有名的文化先生们，也经常在北大举行学术讲座，这让欧阳中石开了眼。有一次，欧阳中石和同学正要从红楼穿过民主广场，其间有一段上下的长台阶。同学们正要下楼，看到楼下上来一位先生，居然是汤用彤。汤先生时任副校长，却还坚持为学生讲课，深受学生爱戴。两个同学紧张得赶紧站到一旁，不料汤用彤自然地收回已经迈上台阶的脚，步步退了回去。“当时我们说不好是什么心情，但是心里很激动。我们让老师上来，但是老师一直招手，让我们下来。我们实在拗不过老师，我们就下来了。越是这样，越觉得心里愧疚。”

受到如此热情、浓厚的学术氛围的影响，自幼“不学无术、见异思迁”的欧阳中石决心好好学习专业知识。“我过去不懂要学专业，只知道让读什么书，就读什么书。让学什么就学什么。”来到红楼不久，欧阳中石就写了一篇关于特称判断的专业论文。当时在清华教书的张岱年先生曾在辅仁大学讲过课，与欧阳中石熟识。欧阳中石就去清华把论文交给了他，张岱年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了在北大搞逻辑的金岳霖和王宪均。

此时的北大哲学系正迎来风风火火的发展时期。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大调整，北大同时从沙滩红楼迁至燕园。一时之间，全国高校的哲学系都并入北大，冯友兰、金岳霖、张岱年等大哲学家齐聚燕园，出现了哲学系教师比本系学生还多的盛况。这让作为学生的欧阳中石很是激动，“就这一下，我们太幸福了。全国的哲学家我们都见到了。”

在北大求学的时光是欧阳中石最幸福、也最怀念的岁月。“我在北大的时间有3年。所以思想一直在北大，特别是在红楼。”有一幕至今令他印象深刻：有一年的五一劳动节，北大的所有学生在红楼汇合后，集体上街游行，队伍的前方抬着红楼的模型。当北大的队伍经过天安门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东的马寅初校长小跑到楼中央，对毛主席说，那就是沙滩红楼，我工作过的地方。大家看到这一幕，倍受鼓舞。

尽管在毕业后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欧阳中石没有直接从事逻辑学的相关研究，但哲学的基本思维一直对他发挥着持续影响。他清楚地记得，在一次课上，老师问：“学哲学是学什么的？”大家众口不一，有说中国哲学定义的，有说西方哲学定义的。老师笑了笑，说：“我认为学哲学，学的是俩字：学聪明。”当时大家引为笑谈，事后越想越有道理。欧阳中石说，“我到以后连化学都教了，为什么？因为哲学确实可以囊括一切，它的道理可以用于各处。逻辑就是我的方法学。”

1954年，欧阳中石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等待着组织的分配。他本以为自己会和其他大多数同学一样，留在科研机构、或高等院校，但分配结果却出乎意料：去河北教育局报道。报道之后，欧阳中石才得知，由于苏联当时反对逻辑，大多数学校不让开逻辑课，欧阳中石顿时失去了一技之长，被分配去通县师范学校教数学。

这一去，就是二十四年。在这二十多年里，他的同窗李泽厚、谢龙等已经在学术界大放异彩，积累了骄人的学术成绩，欧阳中石则默默地在河北省的一个普通院校从事着基层教学工作。他从数学教起，后来又陆续转教语文、化学、历史、甚至体育等学科，有什么需要就教什么，不懂的科目就边学边教。尽管现实不遂人意，欧阳中石的心境却始终平和，他把这视为生命的历练。“我（人生的）前半截教书，教这个那个，看起来我的路很坎坷，但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是对我的培养。学哲学之前，要我概括这个学科、那个学科，很困难，但现在就有条件了。哲学的思想在我的教学中得到了实践，我觉得太好了。”

1977年，欧阳中石迎来他生命中的一次转机。随着高考制度的恢复，社会各界从一度批判、否定知识的姿态中走出，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人才调动的大潮。在欧阳中石与一些高等院校联系调动事宜的过程中，北京一七一中学看中了他，抢先一步调走了他的档案。1978年秋，欧阳中石离开生活了二十四年的通县，拄着拐棍来到一七一中学任教。此时的他，已经因一次抢救学生的见义勇为行动而导致左脚残疾。

经过二十年的“卧薪尝胆”，欧阳中石很快就在北京语文教学界崭露头角：他向东城区教育局提交了一套语文教改方案，指出中国语文教学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提出了“三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年，按字法、词法、语法、修辞法、思维法、章法重新选编语文教材，系统掌握汉字的规律；第二年，在初略涉猎所有文体的基础上，重点学习议论文和抒情散文；第三年，学习中外文化史，开阔学生视野。这一超前的教改方案获得了一七一中学的支持。校方拿出四个班作教改实验，采用欧阳中石编写的语文教材授课。实验班的学生参加高考语文测试时，平均成绩比区内其他学生高出了整整6分，引起轰动。

凭借出色的才干，1981年，欧阳中石调入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教育系，结束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基础教育生涯。此时的欧阳中石已经五十三岁。

在北京师范学院的头几年，欧阳中石一边继续研究语文教改课题，一边拾起自己的老本行——逻辑学。除了在其他一些高等院校兼授逻辑课，欧阳中石不分日夜地埋头于典籍当中，参与逻辑学教材和逻辑史的编撰工作，合作出版了《中国逻辑史》、《逻辑》等著作。而为公众所乐道的“把书法教育引入高等院校”这一成绩，却是“事出偶然”的收获。

八十年代的中国洋溢着一股讨论与研习传统书法的热潮。不仅在国内，日本、韩国等国家也都热衷于学习和交流中国传统书法的问题，中国书法教育体系的创立呼之欲出，只差一个领头人了。在此之前，就曾有老同志向中央建议设立高等书法教育专业，却由于时机不合而被搁浅，这个想法在业内却未消散。在一次跨越多省的实地文化考察中，欧阳中石注意到，全国基层文化馆存在着一个普遍现象：很多精通业务的干部都没有相应的学位文凭，而这与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书法专业的缺位直接相关。这激发了欧阳中石创办高等教育书法班的灵感。在联系了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志后，欧阳中石带头向首都师范大学申请，创立了成人书法教育大专班。提议一经公布，便获得学界和书法界的广泛响应，季羡林、李泽厚、叶秀山、启功等文化大师纷纷到校讲学，培养了一批日后成为业内活跃分子的优秀学员。2005年，首届书法大专班的毕业作品展在香港、北京两地举行，引起广泛反响。初试成功，便一发不可收拾。在欧阳中石的提议和推动下，首都师范大学相继创办了从本科到博士后的书法教育学位，成为我国第一所开设从大专到博士后的完整的中国书法教育体系的高校，欧阳中石担任硕士、博士生导师，成为书法家中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书法教育工作者。

公众都把欧阳中石视为一位书法家，欧阳中石却不以为意。“我们那个时候有很多比我写得好得多的人。”与其留心于外界的赞誉和追捧，欧阳中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研究中国文字上。“我的注意力现在不在书法上，在汉字上。我觉得书法艺术、戏曲艺术和科学知识有共通性，而我们中华文化的字把这一切都连在一块了。”从早年广泛涉猎于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欧阳中石一步一步地走向对中国汉字的追寻。在他看来，汉字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

对于自己颇带传奇色彩、“大器晚成”的一生，欧阳中石的慨叹都浓缩在“教书匠”这一自我总结当中。“应该说，我这一辈子从启蒙上学开始就没离开过学校。对于这些经历，应当这么说：我想这样做吗？我不想这样做，我没有想到，但是，时代和环境让我就是这样做了。当时看不必为此而烦恼，今天回头看，是有钱都买不来的财富。我想来想去，教书匠对于我是最确切的。”

当了一辈子学生，教了一辈子书，欧阳中石极为强调教育在学生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性。“一个学生成不成才，老师起很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做老师的一定要深刻地知道自己身上的负担，不是能开玩笑的。”他以为，教育的根本在于立德，“ 我们就是要让学生保持他的德。用德把他竖立起来，成长为一个人。我们教学生，就是使学生得到成长。这是最有意义的事。”

参考资料：

《蒹葭苍苍》，欧阳中石著，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石访谈》，黄殿琴著，中央编译出版社；

《金石为开：金岳霖的人生艺术和欧阳中石的艺术人生》，卞毓方、杨清汀著，作家出版社。

此文转自北京大学校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