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钻进上山下乡“革命队伍”

这事要从小时候上幼儿园说起。当时我上五爱小学幼儿班，到中班时搞教学试点，整个班全部升入一年级，五爱小学又是五年制，所以考上无锡一中，我比同届的同学小了两岁。接下来“文化大革命”懵里懵懂地大串联，到后来“复课闹革命”，又随大流。

说起上山下乡，我其实是“钻”了去的。按当时的政策，未满16周岁是可以不下乡的，可父母犯了愁，前面66、67届全部下农村，也看不出以后另有去向的迹象。记得当时父母领着我专门去了学校主管部门询问，答复完全一致：“现在可以不去，年满十六周岁后仍需接受再教育，下乡的地方可能会更远更苦。”当时也确实只有这个答案。父母权衡再三，现在和同学一起下去，都在一个农场，能帮着照顾，于是下了狠心，主动报了名。就这样，我也踏上了“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的征程。

1969年3月1日，天空阴沉沉的，还下小雨夹雪，我和同学们上了船。直到离岸的笛声拉响了，船上、岸边哭声一片时，突然感到真的要离开家了，叫了声“妈”，心里在想的是“以后衣服脏了怎么办呀”！在家我是老五最小，离开家前从没做过家务，洗衣服时只要拿个棒槌在姐姐们后面跟着就行了。

那年，我14周岁半，身高1.39米，8年后回到无锡，已经身高1.78米了。所以，我是在“广阔天地”里长大的。

二、难忘那份情

稀里糊涂地赶上上山下乡，连生活都不能自理的我意味着一切将

从头开始。深感庆幸的是，这些年我一直跟一中同学一起。

由于父母的嘱咐，到农场后我随邻居、乙班同学高俊煊分班分组，自然就跟着乙班同学一起劳动、生活，也就受他们的照顾最多。刚到连队，一切条件是那么艰苦，一有思想波动就会懒床，找点理由一天不起床，杨育才、高俊煊他们总是不声不响给我打水打饭；在睡大统铺时，睡觉紧挨着班长吴伟铭旁边，晚上常常睡到他身上；当通信员时，正好是长身体的时候，坐马车到团部去，只要一挨着马车倒头就睡，卫云琪和吴仁谱一边赶马车一边还要护着我；跟伟铭一起扛土方，他总是把箩筐拉得后后的，主要的份量都在他那头······可真说起来，他们也不过大我两岁，也都是个孩子，也是爱闹爱玩，需要照顾的年龄！但他们对我担当起了大哥哥的角色。每想起这些，都会使我激动不已，使我难以忘怀。

三、在艰苦岁月里磨练

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留给每个知青的记忆都是刻骨铭心的，我的脑海里也随时会浮现出当年那些艰难困苦的场面······

记忆最深刻的是冬天进行排水沟清淤泥，就是把沟渠里的水排干，然后用铁锹一锹锹把淤泥挖出，撂到岸上去。苏北的冬天特别冷，那年冬天，气温降到零下18℃！那时知青没有长统靴，只能赤着脚下河，由于淤泥要到齐膝盖深，下身还只能穿条单裤。干活时，先把冰敲开，然后赤着脚跳到冰淤泥中。这时铲淤泥动作一定要快，要用力气，不然大腿以下要冻麻木，干到出汗了，脚才能挪得动步。最痛苦的还是清淤后回去的那段路，那是只能赤着脚走回去的路。脚丫子走在冻僵的土坷垃路上，还有铁一般坚硬的冻凌，脚底戳得那个钻心的疼，一步一拐，一步一拐，想走快又走不快，回到宿舍两条腿从脚底到膝盖已失去知觉。回到宿舍，赶紧坐下，把脚搓啊搓，搓得稍稍有点知觉了，才敢用水洗去脚上的淤泥。那滋味真是一生都忘不了。

这活叫痛，还有一种活叫“灰”，那是在晒场上脱稻子。秋天成熟的稻子割下、捆好，人扛车拉地把成捆的稻子运到晒场，再用大型脱粒机把稻谷打下来。这家伙吞吐量很大，但要用人工喂机。机器边上有条输送带，靠人把成捆的稻子解开，均匀地铺在输送带上，光这就需要7～8人手脚不停地服侍它。这种脱粒机械的运行原理也就是离心抛散吧，成堆的水稻在机肚子里抛打、揉搓，碎叶和秸秆上的泥化成粉尘，呼呼地从机器缝隙里吹出来，输送带口子上那些粉尘喷吐而出，整个机器都笼罩在滚滚的灰尘中间。那时根本就没有口罩什么的防护用品，有也不顶用。干活时男生用上衣连头一罩，女生用方纱巾包裹，袖口裤口用麻绳一扎，就算是最好的防护措施了。但这哪里挡得住那些粉尘呢？只要上机15分钟马上就认不出谁是谁。一天下来，厚厚的粉尘裹得人像个泥人；三天下来，喉咙痒痒的，咳出来的痰开始全是黑的，后来才慢慢变黄。

这些都是农场生活的一个缩影，还有苦的，脏的，累的·······苦难生活磨练我们的意志，也培育了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知青精神。在一连，大多是无锡市一中的同学，大家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困境中奋发图强。同学中担任领导干部的哪个不是吃苦在前，工作中哪个不是冲在最艰苦的第一线？农场生活使我学到了许多人生哲理，苦难磨砺的知青精神使我终身难忘，也终身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