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位名人曾经说过：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但关键处就那么几步。是呀，漫漫人生路，有无数的选择，但关键的只有几步。在作出人生的重要选择时，我们要善于抓住各种机遇！脚下有路千万条，不用着急往前跑，要想好了再起步，路走对了，成功之路将在你脚下延展。一旦走错了，那可谓是遗憾千秋。

我们就说1927年8月1日发生在江西南昌的一场起义，它打响了武装夺取政权的第一枪，宣告了先进组织把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坚定立场，标志着独立地创造革命军队和领导革命战争的开始。因此，这次起义的时间8月1日是创建人民军队的开始，后定位为建军节。更为重要的是，这次起义为军队培育了一大批优秀干部。据统计，新中国十大元帅中直接或间接参加过南昌起义有7位，大 将 3位，上将4位、中将6位，还有众多未授军衔的开国元勋。

因此，有人称南昌起义是我军将帅摇篮，要是参加过这场起义能活到建国后，意志坚定在这条路上走下去的人，那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沙场建功，政坛驰名，要不就是名满天下的开国将军，要不就是妇孺皆知的开国元勋。然而，任何一场革命斗争中，都有掉队和落伍的人，有的是面对失败意志薄弱，有的是面对诱惑走上歪路，有的是碰到困难知难而退，今天，在这里说一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团长，但没有把握机会，关键时候走错了一步，导致陷入泥潭，成为一名叛逃者，他虽然是活到了建国之后，其搭裆成副国级，他却被公审就地正法，其曲折命运重大转折的故事的确令无数后人唏嘘。此人便是国军中将黄质胜。

黄质胜，字秩文，1882年出生于广西灵山县旧州镇双凤村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他老家这个地方，这一带本是天然盐场，当年整体经济条件是较好的，据地方志记载，昔日货船沿钦江北上，靠岸泊在灵山县旧州镇最多时每天达300多艘。盐工将卸下的海盐，或人背，或马驮，经过10多公里山路之后便又可在灵山县沙坪镇再次装船，把海边的味道通过邕江水系传送到四面八方。作为古盐道旧州镇通往沙坪镇的一个普通村子，双凤村历史上因海盐贸易的繁盛而驿馆鼎盛、商贾云集，生产生活也自然与盐沾上了关系。

黄质胜照

不过，地方虽然不错，但天子脚下也有穷人，黄质胜幼时家境十分贫寒，他长到16岁的时候，父母认为男孩子没有读书更不行，于是家人省吃俭用的情况下，把他送入私塾读书，这个16岁的半大小伙子，在一群6、7小的小伙伴面前，自然是有鹤立鸡群的味道，但总是遭到这一群孩童的嘲笑，不过，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的他，自是不理会这些孩子，吞下苦果努力学习，成绩一度是出类拔萃。

黄质胜故里

不幸的是，黄质胜刚刚读一年书，他的母亲因劳累去世而不得已辍学，没有书读之后的他与父亲一起劳作，从小时候开始父亲就把他定位自己种田的“接班人”打造，晨起床就放牛，早饭后上山砍柴火，田里采桑叶，野外捡猪草，农忙又抢季节，便日复一日下田干活，犁田、耙田、施肥、播种、锄地、收割所有农活都得干，父亲便手把手教他种田莳秧，这种日子一直持续了几年，眼看一个崭新的农民要诞生了。

种田是非常艰苦不说，整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田地里刨食，还受到地主老爷的压迫，终于让黄质胜忍无可忍，1905年正是清朝末年，他狠下心去从了军，在清军的巡防营当了一名普通的士兵，由于他在部队里办事清楚明白，有股子干练劲，毕竟上过一年的私塾还能读能写，他还晋升为一名班长。清朝灭亡之后1917年，黄质胜在广东肇庆讲武堂受训，毕业后在肇军林虎部担任排长，1921年该部改编为粤军第一师，师长是邓铿，他担任第四团二营第三连连长，当时的团长是陈铭枢。

随后，黄质胜跟随着这支部队，先后参加讨伐陆荣廷、第一次北伐、讨伐陈炯明以及平定沈鸿英等重大战役。在这些战役中，作战勇敢的他因战功升为营长，在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二次北伐时，黄质胜所在的第四军为入湘主力，在汀泗桥、贺胜桥、攻克武昌诸战役中，他再次表现出色，屡立战功，得委以代理第十师（师长陈铭枢）第二十八团团长。后来又率部参加箬溪、马迴岭、仙岭等战役，黄质胜正式升为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上校团长。

在这一系列作战过程中，黄质胜与后来当上二级上将蔡廷锴同一级别，两人在战场上结下的关系比较亲密，在蔡廷锴自己的评述中，他称与黄质胜是“知交最早，由兵目起至师长二十余年来，都是同一战线”，称他“人极忠厚俭朴”。所以，蔡廷锴任第十师师长，黄质胜担任的是副师长兼团长，可见关系非同一般。

北伐后期，反动派在上海等地发动一系列政变，一时革命力量处于极端危险的境地，为了挽救中国革命，先进组织领导人没有屈服或放弃，迅速调整了策略和方针，决定以武装斗争唤醒民众，并南下广东，会合当地革命力量，实行土地革命，恢复革命根据地，然后举行新的北伐。1927年8月1日凌晨，南昌城内响起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声，拂晓，战斗胜利结束，驻扎在南昌城内的敌军全部被歼。

起义大获成功后，起义军在南昌停留了2天，之后按照预定计划，为重建革命根据地，进行二次北伐，起义军在8月3日即率军南下，于8月3日举兵南下，以师长蔡廷锴、副师长黄质胜率领的第十师为先头部队，打算挥师广东，重建革命大本营，可沿途南下过程中，遭到了国民党军围追堵截，以至于遭到失败，更为严重的是，由于起义军撤离南昌比较仓促，行动之前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以及物资准备，沿途除了不断因伤亡减员外，不少人员脱离起义军。

面对如此重重困难，8月4日当这支部队才行军几十公里的进贤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和副师长黄质胜见前后左右均无其他部队，机会难得，便立即与心腹密谋商量后，于途中设法脱离先进组织，带着部队拐了个弯往福建方向逃去，要投靠老蒋。按蔡廷锴黄质胜的计划，当部队进入进贤城的时候，由28团控制县城各城门，30团进城驻扎，29团仍继续保持监视，预计4日执行该计划，因天气炎热行军缓慢，只能推迟到5日执行。

蔡廷锴、黄质胜率领第十师叛逃，这一事件造成的后果和影响是十分严重的：第一，从政治、军事的影响来说，为反动派提供了污蔑南昌起义的口实，虽然这样的污蔑不能阻挡革命的发展进程，但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心理上必然会留下对革命不利的影响，都认为这是“造反”，无形中形成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境地。

第二、大大地削弱了南昌起义部队的实力。要知道，当时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2万人，而蔡廷锴、黄质胜一个第十师就5000人，占起义人数的四分之一，而且这支部队本来是南昌起义时的精锐，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正是这支部队的临陈逃离起义阵营，造成了起义军军事实力大减，也预示了起义军未来前路的漫漫。所以，后来有一位元刘在总结南昌起义经验教训时，两次讲到：“如果在南昌留下了蔡廷锴、黄质胜，第十师尚在，这是绝对大胜仗。”这并非是一厢情愿的假设，敌方一些参加此役的指挥官解放后，在回忆录中也承认当时他们的部队也是损失惨重无力再打。

我们从历史书上可以看出，南昌起义的这两万人，8月7日到达抚州临川时，因天气炎热，加上一路不断的溃逃，起义军剩下13000多人，而到达潮汕以后，起义军兵力仅剩下10700余人，如果起义军能够留下蔡廷锴的第十师，那么对于后来几次战斗，都是极为有利的。还需要注意的是，蔡廷锴率领的第十师，本身也是起义军之中的精锐力量，参加过北伐战争，革命意志也很坚定，而且这5000余人中，多数都是广东人，根本不会水土不服。对于南下广东并不排斥，也不太可能会出现逃亡。

第三、对部队起义官兵的信心极大的损害。另外蔡廷锴率部离开起义军，也直接导致了部队在9月28日汤坑一战中的失利，汤坑战役是关系到起义军能否顺利进军潮汕的关键一战，双方最初投入作战的兵力大致上在6000余人左右，虽然起义军在作战中正面突击作战取得优势，可随着国民党军陆续增兵，并采取两翼包抄态势，起义军连续两天作战，伤亡高达2000余人，因此无力作战下去。第十师是经过北伐战争锻炼的一支部队，战斗力很强，这样一支精锐之师脱逃，对起义军来说确实是极大的损失。最重要的是，这支部队的脱逃导致了起义军在战斗中失利。可见蔡廷锴、黄质胜率领十师的脱逃给南昌起义军带来的不利影响是非常重大的。

蔡廷锴，字贤初，1892 年 4 月出生在广东省罗定县罗镜镇龙岩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比黄质胜整整小十岁。蔡家的日子，和周围其他农民家庭一样，过得紧巴巴的。但蔡廷锴作为家中的独子，他的父母还是寄予了厚望，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让他接受教育。于是，一家人勒紧裤腰带，终于让蔡廷锴得到了去镇上小学读书的机会。蔡廷锴每天天还没亮就往学校跑，就等着听先生上课，遇到啥不懂的，他那手举得比谁都快，问题一个接一个，好像生怕老师不知道他有多渴望知识似的。这段上学的日子，对他来说，简直是人生的转折点。

不幸的是，他也与黄质胜一样，幼年的时候母亲去世，仅上了3年学的蔡廷锴被迫辍读。十几岁的他过早地担起生活的重担，忙时他和姐姐种地，闲时他和父亲学裁缝。生活的磨难，练就蔡廷锴倔犟的性格和健壮的体魄。随着年龄的增长，蔡廷锴的眼界越来越宽了，外国列强对中国的欺侮，清政府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常使他愤恨不已。一本《三国演义》蔡廷锴看了又看，爱不释手。他相信自己有一天会像赵子龙那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此时恰逢乱世，他也选择进入军营。

后来当上师长的蔡廷锴和黄质胜率部脱离南昌起义的部队，其本质就是超利避害，认为起义军的前途暗淡，于是明哲保身，更想升官发财。不过，蔡廷锴带着这支部队过去后，的确很快就升了官，被任命为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兼军长，这支部队在随后的淞沪抗日打得出色，他也被誉为抗战名将，并被授予上将军衔。新中国成立后，蔡廷锴选择站在人民的一边，曾经担任副国级领导干部，1968年病逝，享年76岁。

蔡廷锴可谓是结局良好。然而，与其一起在南昌起义叛逃的黄质胜就没有他这么幸运了。黄质胜脱离南昌起义部队后，很快就晋升为二十四师少将师长，紧接着后又授予中将军衔。这一时期，才三十多岁的黄质胜就感到有些飘飘然了，自认为肯定是前途无量。不过，短短几个月之后，黄质胜就被打回了原形。当时黄质胜率部驻扎于高雷地区，结果由于疏于管理，他属下宁克烈部的两个连，驻山口范德星团的一个连，相继起义去当了红军，而特务营营长，学兵营长及驻山口连的连长，又分别被乱兵击毙。基于这一严重事件，黄质胜被撤销一切职务，无奈之下，黄质胜只能回到老家灵山旧州镇双凤村抱老婆孩子，当起了闲人。

黄质胜正在灵山老家躺平的时候，他的老上司、老战友蔡廷锴又想起了他，当时，在广州建了第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蔡廷锴向筹委会推举“与十九路军饶有历史”的黄质胜充任未来残教院院长一职。虽说这只是一个没有实权的虚职，但也好过在家无聊，于是黄质胜欣然赴任。今天，在广州新港西路下渡路口的西南边，有一块高2.15米，宽0.85米碑为花岗石的刻“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纪念碑”几个大字，该工程落成之时，黄质胜宣誓就职，又参加对十万大山的调查，后被委任为军垦第三区主任，驻徐闻办军垦。

黄质胜等在广州树的纪念碑

接下来，侵华日军登陆钦州湾，南宁失陷，这个时候，人家又想起了能打仗的黄质胜，他再次被任命为“广东南路第三游击队司令”，统率以灵山抗日群众为主体的广东南路第三游击队，这期间，他在这一带打了一些游击战，让日军吃尽了苦头，这样一些坚持到抗日战争全面胜利，他也因此名场大振。本来，按照这样的轨迹发展下去，作为抗战的功人员，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肯定是不会吃苦头的。

然而，偏偏这个时候，执迷不悟的黄质胜不识时务，担任“广东第八清剿区副司令兼灵山县县长”，妄图凭借熟悉当地地形率着残兵败将与我军对抗，对当地民众吹嘘这里有能“坚持两三年”的“永久工事”，以保存反动势力，伺机反攻。然而，我英勇的队伍，通过夜袭、奇袭、偷强攻等一系列战斗，最后发动总攻，最后被生擒。

黄质胜当了我军的俘虏之后，还认为自以为像其它战场被俘的国军将军一样，会有优待，大不了坐牢。一段时间的改造，然后被特赦释放，出来后还担任参事等职务，毕竟自己还参加过著名的南昌起义呢。不过呢，他说了不算，接下来灵县对他进行了公审，据灵山县志记载，他当上这个所谓的清剿区副司令兼灵山县县长期间，在当地大开杀戒，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先进组织和革命群众，许多平民百姓也被他为了冒功而充当先进人员被杀害，他也彻底沦为红色叛徒。黄质胜的倒施逆行引起了当地百姓的极度愤慨，人民纷纷上审叛台上对他进行控诉，还编了一首顺口溜来痛骂这个毒瘤：“仇何恨，血海深，蛇蝎心肠黄质胜。今日他有刀枪棍，他日杀之告冤魂”，强烈呼吁对他从严惩处。

最后，经审查人民政权给他定出五大罪状：一是叛变革命，杀害干部和群众；二是“围剿”红军，打伤红军干部多人，放走关押的土豪劣绅；三是自恃手中有兵，在当地为非作歹，成为了称霸一方的地头蛇，残害无数革命家属及群众；四是大肆清乡，强制实行联保并村围闸，围攻革命队伍和村庄，疯狂搜捕先进成员和革命群众；五是假借抗日之名，与人民军队对，杀害多名我军干部。他五大罪状每一条都令人触目惊心，都足以血债血偿。面对自己的累累罪行，黄质胜非但没有认真悔改，反而顽抗到底，

1951年11月12日，灵县人民政府在灵城召开公审大会，数万革命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目睹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黄质胜被就地镇压。当地百姓听闻黄质胜的死讯后，纷纷到亲人的坟前哭祭一番，足见黄质胜后期已经堕落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针对黄质胜在关键时期走错一步，错过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立功机会，原本他将有着不可限量的光明前途，可惜他的信仰不够坚定，然而后来一错再错，可以算是连续走错几步，最终导致自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的确是罪有应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