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佛教大约在东汉传入中土，无论是在佛学教义上的理论实践方面，还是在佛教修行者的实践经验方面，都逐渐呈现出在中国这种宗教文化氛围中特有的文化气象，形成了一个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传统宗教文化体系。佛教的高度中国化，是在与儒家文化传统佛教道德和清朝专制贵族王权的激烈政治冲突中逐渐逐步展开的。它最初就主要观点表现的是在魏晋南北朝三国时期关于外国沙门不敬中国王者的政治争论上。

《全晋文》载：“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制法度，崇禮秩，豈徒然哉？良有以矣。既其有以，將何以易之？然則名禮之設，其無情乎？且今果將有佛邪？有佛邪，其道固弘。”

印度古代佛教专家认为，僧人向来是方外之宾，因此僧人不应该接受任何世俗社会礼节和规范的严格限制。而中国则与儒家中的传统纲常道德正好恰恰相反，可见中国儒家的传统纲常道德伦理一直以来是整个中国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基础。佛教中所讲究的沙门不敬君亲，与中国古代儒家的宗教伦理观和名教观念是大相径庭的。

汉明帝

不过，由于汉传佛教在原始传人汉代战国时期一直被人们视为古代神仙道教方术的一种，并且在古代宗教活动形式和古代宗教文化思想内涵方面与中国以及道教无法想通。但是由于汉传佛教在当时期的影响有限，关于佛教沙门弟子是否平时应遵守礼俗的诸多问题，尚未完全引起当时士大夫和各阶层的学者更大程度注意。

魏晋玄学的出现与其所处的特殊时代固然有很大关系，但是与佛教的大量传入及其不断中原化的趋势的关系也是分不开的。而佛教为了继续扩大其影响，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日常百姓中，它更想进入统治集团，因此便和传统的儒家产生了冲突。

何晏

东晋成帝时期庾冰与何充关于佛教的争论

东晋孝成帝时的咸康六年，庾冰辅政，他始终认为自古儒家只有礼仪才能成为国家治国之本，他同时认为现代佛教文化作为新晋地区传来的一种宗教文化形式和意识形态，在建立治国治家理政思想方面并未建立有其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且已经给予中国传统现代儒家佛教治国理政思想体系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的冲击，必须坚决禁止现代佛教的海外流行或者其宗教进入统治集团。

听命及具有尊敬性的政府权力是一个国家的根本政治基础，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权力的人可以将其置于国家统治者的绝对政治权威之外。庚冰也许他并非完全反对藏人信仰藏传佛教，朝臣也以私下共同讨论他的佛教信仰为乐，但是一旦佛教涉及损害到他的国家重大利益，就必须将他的个人爱好与佛教信仰完全放弃。

庾冰

他可以作出这样的一个区分，就是庾冰反对当时佛教高层干涉个人政治，当中国佛教不断发展壮大之时，其中就需要更为坚实的佛教统治者和基础，因此就必须充分借鉴当时的佛教统治者和力量，但是这样却遭到了部分佛教世家以及大族的极力阻止。

庚冰的这一主张当即果然遭到了崇拜神佛的朝臣何充等众多人的强烈反对。何充主要问题是从藏传佛教的政治社会经济作用两个方面角度来进行回答的。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前朝的历代皇帝从未想过决定如何限制佛教僧人自由，如今自然也觉得没有必要进行改变。而且中国政府完全也没有任何理由更加鼓励藏传佛教，因为它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益。

《晋书》载“然尋其遺文，五戎之禁，實助王化。賤昭昭之名行，貴冥冥之潛操，行德在于忘身，且興自漢世，迄于今日，雖法有隆衰，而弊無妖妄，神道經久，未有其比也。”

东晋成帝

东晋末年安帝时期桓玄与慧远的佛教之争

沙门是否应当尊重皇权的争论一直继续，东晋末年又被提出来，主要是桓玄与慧远的争论。安帝元少年初中，太尉桓玄大权独揽，为了有效维护古代儒家的名教，他特意借用了《老子》。王者与统治天地一样的也具有"德"，所以也同样具有与统治天地一样的伟大政治作用。

《全晋文》载：“二仪并非因王者之权，而在于能资养众生。存乎王者。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慧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

桓玄的佛教主张，使他和那些同情汉传佛教的宫廷朝臣、教内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激烈的政治冲突。为中国佛教信仰辩护的任何一方，基本上也都是从研究佛教的自身社会政治作用的各个角度进行出发的，这与何充的大体相同。慧远为了做到论证严密，把大乘佛教中对适应解脱世俗的一切要求同对解脱世间的一切追求分别分离开来。

桓玄

在家或者信佛的佛教信徒，应当与社会世俗协调和谐相处，即恪守忠君孝亲，遵守传统礼教和姓名法，格守清帝王制。这样，慧远也就在这一理论基础上将藏传佛教同中国传统的宗教政治学和伦理哲学观念完全紧密揉合在一起。而专门出家修道的沙门却不同，人之有生则主要是由于察受阴阳二气的自然变化，这是人生的自然，所以沙门不重存养人生。

他通过对沙门在家高僧和弘佛信徒的礼制要求将传统佛教与沙门的儒家伦理道德的协调和统一地结合起来了;通过对沙门出家修道的要求和对沙门进行礼制的要求，既充分维护了传统佛教形式上的宗教独立性。又充分强调了和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以及王道政治的实质上的联系和一致性。这样，也就更加有利于论证地从王道政治的高度上把传统佛教和儒家名教的关系协调统一起来，慧远获胜。

慧远

两次沙门之争产生的社会背景

晋元帝和明帝在位期间，琅哪王氏集团专权。他们的显赫地位及其对佛教的支持，构成了佛教在南方成功传播的立足点和现实基础。到明帝驾崩后，成帝年幼，庚亮之妹作为皇太后摄政，庚氏集团开始了专权统治，并且在庚冰时期达到权力的高峰。但是庚氏与王氏这两大集团的斗争却从未停止过。由于王氏集团与佛教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庚氏集团领导人庚冰，通过限制朝廷中由其对手支持的佛教的影响和声望的不断增长，这是很自然的。

《资治通鉴》载：“太后臨朝稱制。以司徒導錄尙書事，與中書令庾亮、尙書令卞壼參輔朝政，然事之大要皆決於亮。加郗鑒車騎大將軍，陸曄左光祿大夫，皆開府儀同三司。”

但是，庚冰的主张立即遭到了笃信佛教的何充及其领导的前王氏集团的强烈反对。后者由于将穆帝推上皇位，自己成为摄政者，他的侄女成为皇后，从而成功地削弱了庚氏集团的权力。这样，由于反对派的力量很大，庚冰的沙门应敬王者的命令最后不了了之。

王导

后来公元403年，桓玄能篡夺王位，是因为得到了王谧的大力支持。但桓玄却是明确实施排佛教政策的少数独裁者，因为在夺权之前，就令僧致拜王者，并下令沙汰僧尼。这首先就遭到了助他篡权的最亲密的同党、信佛的王谧的反对，当然还有佛教界(以庐山远慧远为代表)的反对。当时，琅挪王氏家族的势力仍然很大。毕竟他们曾经缔造了东晋王朝，也扶持过桓温，并帮助其子桓玄篡权，在政治上可以说举足轻重的地位。

再从佛教界来看，慧远己经成为公认的领袖，在民间具有很强的号召力，而且他与王谧等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桓玄作为实权人物，对僧人在政治阴谋、宫廷斗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有着深刻的认识。在种情况下，为了维护其统治的稳定，同时也为了利用慧远来控制权势和威望日益提升的僧团势力，桓玄篡位称帝后不得不收回了令僧致拜的成命，并且对沙汰僧尼的行动进行了严格限制。

桓温

评价

通过对两次"沙门不敬王者"会议和辩论的主要社会和政治文化背景因素进行了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僧团的活动和浮沉（尤其特别是在当时的成都城）与当时占领导地位较大的士夫集团和其他佛教派别之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冲突往往有着密切的血缘联系。而他们取得了统治阶层的广泛信任和大力支持，正是印度传统佛教的势力不断发展壮大的主要组成原因。

这时的印度传统佛教势力己经跟当时印度其他传统的佛教已经有了很大的区别和差异。因为在当时印度其他传统的佛教看来，佛教已经具有了摆脱和发展超越了政治的重要特点。佛教传入中原后快速地发展演变，甚至将要逐渐超越其政治的范围，其发展和变化与古代中国特殊的文化历史和社会条件是密切地息息相关的。

在两次"沙门不敬王者"的宗教辩论中，护法活佛方丈慧远所持的主要观点和论据之一就是认为佛教的信仰有利于王道政治，只是慧远更为巧妙地将传统的佛教与其他名教巧妙地结合了起来。佛教文化实行"五戒之禁"，这自然认为有助于王化对国家的安康，因此，佛教的文化现状自然应被长久保持。经过这样的激烈辩论，庚方冷冰的宗教主张仍然未能真正得到有效实行，这次关于要向沙门佛教致敬的激烈争论，应当充分说明这是新型宗教与中国传统意识形态的激烈辩论交锋。

这种对继承佛教传统的中国印度藏传佛教文化作出的很大改造，正是向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印度和中国传统佛教文化的妥协，也是向对抗中国强大的少数民族专制统治王权制度作出的让步，主要是表现在它能够积极主动地依附于统治阶层和积极适应中国传统的佛教宗法和伦理。这最终使得佛教一步步中国化。

参考文献：《晋书》、《全晋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