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党拍摄的第一部电影是《延安与八路军》，开拍日期是1938年10月1日。这天，第一个镜头拍完，因为暴雨也就收工进屋了。八路军政治部主任兼延安电影团团长谭政出面招待，所有延安能做的菜都上来了，总计8个热菜4个凉菜。

在延安老区如此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然能吃到这么丰盛的宴席。

导演袁牧之感动得当场就号啕大哭。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开宴。

袁牧之 中国电影事业最早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后, 任首任电影局局长

1937年8月，上海的电影业在战火的威胁下全部歇业，著名左翼电影人袁牧之、陈波儿(共产党员)、钱筱璋3人离开上海前往南京，找到八路军驻南京办事处负责人叶剑英，表达了希望赴陕北意愿。

1938年春，周恩来约见了袁牧之，派他去香港购买电影器材。在廖承志的帮助下，袁牧之从香港购得一台16毫米电影摄影机及近万英尺的胶片。

1938年4月初，世界著名纪录电影大师伊文思来中国战场拍摄纪录片《四万万人民》，在台儿庄战役后，他一心想去延安拍摄，结果被宋美龄打电报阻止；在汉口，伊文思处处受到限制、监视，不允许他与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接触。

伊文思想办法联系上了周恩来，周恩来为抗战大局考虑，也劝他暂时不要去延安，但推荐了袁牧之与他见面。当得知袁牧之即将要去延安进行拍摄而设备又欠缺时，伊文思当即表示要赠送一台摄影机和一些胶片。

为了避免国民党特务的注意，摄影机的交接选择在晚上秘密进行，伊文思在约定的时间搭车来到约定的地点，将摄影机和2000尺电影胶片交给吴印咸，还用不熟练的中文说道:“延安，延安。”黑暗中匆匆而别，甚至连对方的脸都没有看清。

1938年8月18日，延安电影团正式成立，正式的名字叫八路军总政治部电影团，隶属于八路军总政治部。团长由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兼任，李肃任政治指导员，袁牧之任艺术指导(导演)，吴印咸任技术及摄影负责人，徐肖冰任摄影。

全团的主要器材条件是“两动三呆”，即两台摄影机和三台照相机。两台摄影机:一台是伊文思送的35毫米独眼手提式“埃姆”，一台是组织上在香港购买的16毫米“飞力姆”。另外共有1.2万尺35毫米底片(包括伊文思赠送的)，16毫米负片、正片各2000尺，以及一些冲洗药品。电影团址、摄影棚、洗印厂和放映间就是几间窑洞。这些就是电影团的全部财产。

1940年6月，八路军总政治部决定由吴印咸主持电影团的日常工作。当时，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物资供应极度匮乏，为克服困难，实行“精兵简政”，延安不少文艺机构或合并或精简，电影团却被保留下来。吴印咸带领电影团的人开荒种地，当年便做到粮食自给有余。他们还用废旧胶片制成纪念章出售，开办照相馆为群众服务，并举办了各种形式的摄影展览。这样，电影团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办公和生活费用。

延安电影团在8年间共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和《南泥湾》两部纪录片，还拍摄了28个专题的电影素材与资料以及数以万计的照片。他们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实现民主的生动画卷。

1938年延安电影团成立，总政治部谭政副主任(前排中)与工作人员合影

延安电影团成立后，遵照党的指示，在异常困难的条件下，迈出了开拓党的电影事业的第一步。袁牧之、吴印咸等开始筹拍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延安与八路军》。

影片的名字是在拍摄过程中定的。袁牧之为影片制定了详细的提纲，一共包括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表现抗战爆发后，全国各地的进步知识青年通过重重封锁，纷纷投奔延安;

第二部分介绍延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面貌;

第三部分主要反映八路军的战斗生活;

第四部分则又回到延安，描写从全国各地来的青年经过学习后，分赴前方各个战场。

那时候日本鬼子已经开始了对延安的轰炸，有时候一天有好几次空袭。就在开拍的筹备阶段，徐肖冰等人经历了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那天，他正和吴印咸在电影团所在地检修设备，摄影机的零件都拆了下来，正准备要装回去。突然就听见飞机的轰鸣声，紧接着就有一颗炸弹落在住处的附近，吴印咸一下子扑到零件上，用身体把它们护住，然后炸弹就爆炸了。等他们睁开眼睛，房子已经被炸毁了，房梁之类的东西落在身上，所幸的是人没有受伤。飞机还在头顶上盘旋，他们就不顾一切地从尘土中爬起来，把机器零件收拢。事后清点零件，不仅主机完好无损，甚至连一颗细小的螺丝钉都没有丢失。

这次爆炸后不久，周恩来赶来探望，询问他们有没有受伤，是否需要医生来检查一下。徐肖冰回答说，听到炸弹下落的声响，他们就紧靠着炕沿，而炸塌下来的屋梁被炕沿挡住了，否则，不死也得受重伤。周恩来听了，惊喜地说:“真危险呢，是那个土炕救了你们。看来你们应该住窑洞，至少安全有保障。”

1938年10月1日，《延安与八路军》在陕西中部的黄帝陵正式开机，揭开了中国电影史上崭新的一页。

选择在这里拍摄第一组镜头，是有深刻含义的。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在这民族存亡的时刻，影片希望通过黄帝陵的形象唤起所有炎黄子孙心中崇高的民族感情，鼓舞他们奋起抗敌，誓死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

拍完这个场景，摄影机的镜头又转向另一个场面，在黄土高原的崎岖山道上，一群群男女青年背负简单的行囊，风尘仆仆，长途跋涉而来，奔向他们心中向往的革命圣地延安。通过这样的蒙太奇连接，来深刻地揭示出影片的主题，即“天下人心归延安”。

刚拍完第一个镜头，延安就下了一场暴雨。整个剧组因为暴雨也就收工进屋了。此时，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兼延安电影团团长谭政出面招待还未参加八路军、被请来拍摄的吴印咸、袁牧之等人。

多年后，演员陈波回忆了这顿招待宴，其实就是在院子里摆了两桌，所有延安能做的菜都上来了，总计8个热菜4个凉菜。在延安革命老区艰苦的生活条件下，竟然能吃到这么丰盛的宴席。袁牧之感动得当场就号啕大哭。

后来在大家的劝说下才开宴，令陈波印象深刻的是，其中有一个拔丝土豆，这是延安时期一道很经典的菜，有了白糖、香油作为调味品，土豆的口感会更好吃。

最早的一部有毛泽东形象的电影，便是1938年10月1日在黄帝陵开机拍摄的《延安与八路军》，这也是毛泽东银幕生涯的开始。

1939年1月下旬，延安电影团即将奔赴华北敌后根据地进行拍摄， 毛泽东专门邀请电影团主要成员袁牧之、吴印咸、徐肖冰、李肃到他家做客。

毛泽东非常风趣而又含义深远地说：“你们现在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不能充分发挥你们的作用和专长， 将来胜利以后工作会很多的，比方说，现在拍摄长征就不可能，没有条件，将来胜利以后你们就有可能拍了。 ”

电影团成员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 他们拍摄了贺龙、关向应在前线视察，以及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活动的许多镜头。 在兴县、临县、岚县一带，电影团拍摄了该地区人民群众支援八路军作战的大量镜头。

一天， 第一二○师的一场战斗刚刚结束， 吴印咸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寻找着拍摄的素材。 此时，整个战场上还弥漫着火药味儿，远处依旧能听到零落的枪声。这时，吴印咸看见贺龙、周士第、关向应、甘泗淇等人来到前线视察，贺龙手拿望远镜，正在与其他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他迅速端起相机按下了快门。

电影团还拍摄了晋西北地区民兵制造地雷、埋地雷的情况，甚至还拍摄了地雷和石雷爆炸的镜头，为抗战留下了真实生动的纪录。

电影团在晋绥根据地前后停留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随后，延安电影团成员穿过敌人的严密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受到聂荣臻司令员的接见。聂荣臻特别建议电影团拍摄白求恩大夫在革命根据地的模范事迹。摄影队跟随白求恩从冀西转战冀中，前后将近两个月。吴印咸拍摄的白求恩大夫的照片， 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珍贵文献和中国摄影史上的经典之作。

小学语文人教版《手术台就是阵地》中白求恩的插图

1939年9月上旬，徐肖冰带着摄影器材到达冀中根据地。在拍摄过程中，最难挨的就是跟着部队夜行军了。由于翼中平原与其他地区不同，没有山脉，队伍找不到可以隐蔽的地方。那时也没有发明地道战，往往只能采取夜间行动。背上所有的东西，牵着马，不敢点火，也不能发出声音，否则的话，一旦被敌人发现，一阵机关枪扫过来，伤亡就很惨重了。这样子没有任何沟通地机械行走，上半夜还能勉强坚持，到了下半夜就容易犯困打瞌睡。有一次，就因为队伍中间有人打瞌睡，不知道前面的人已经拐弯了，糊里糊涂地迷失了方向往前走，后面的人也就糊里糊涂地跟着，最后走到了敌人的据点内，牺牲了好些人。

为了避免这样惨痛的经历再次发生，大家就想到了个办法：把每个人裤腿上的绑带解下来，接在一起，接成一根很长很长的绳子，把每个人的胳膊都拴在一起，让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八路前面带路，后面跟着走，一般就不会走错了。但夜间行军毕竟是折磨人的苦事，特别是因为发大水，在水里行军，潮湿袭人，容易得病，又缺乏药品治疗。当时徐肖冰生病打摆子，头疼，发着高烧，身上还背着重重的电影器材，也只能咬牙坚持行军。另外，那个时候村子里老百姓家都养狗，人一进村，狗就叫唤，这样就惊动了村子里的汉奸，他们就会朝天上给日本鬼子打信号弹。如果不马上转移，就会被赶过来的敌人包围。战士们就凭两条腿，还得跑过敌人的四个车轮，所以每次听到狗叫，看到信号弹，都让徐肖冰心惊肉跳。

在翼中待了没多久，徐肖冰接到通知，让他回晋察翼去跟总摄制组会合。正好有一个骑兵营也要去那里，他便与他们同行。途中要经过一道敌人的封锁线，为了安全起见，骑兵营决定夜间上路，他们便在附近的村子里先休息吃饭。正吃着，侦察兵来报告说，铁路上有一辆敌人的火车正慢慢朝这边开过来，上面拉着很多士兵，他们从车上跳下来，守在铁路两边。这种情况表明，很可能是敌人发现了骑兵营的行踪，知道他们会从铁路经过。于是骑兵营营长下达命令，停止吃饭，立即出发。

徐肖冰第一次感觉到敌人距离自己如此之近，也第一次经历枪林弹雨的考验。他把所有的设备都背在肩上，骑着马等待营长发出最后的命令，紧张得几乎能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营长一声令下，上百匹马一齐冲了出去，徐肖冰也紧跟着队伍。眼看要接近铁路了，敌人的火车显然也发现了他们，警笛“呜呜”地响着，枪开始向着他们密集扫射。他们也顾不上还击，只是一个劲地向前冲，只要能冲过封锁线，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就安全了。

子弹从徐肖冰身边呼啸而过，他亲眼看见周围有战士中弹坠马，也有的马因为受惊把人摔了下去，这种逼近死亡的感受使人的精神高度集中，徐肖冰拼命抽打着自己的马，只想着冲过去就是胜利。幸运的是，他最终安全通过了封锁线，只是肩膀被摄影机磨破了，衣服和血肉粘在了一起，伤口过了一两个月才长好。

1939年底，电影团在晋察冀根据地重新会合。这时影片大部分已拍摄完成，团里决定由袁牧之带着已拍好的底片先回延安，拟争取时间尽快进行影片的后期制作。未完成的拍摄任务，由吴印咸和徐肖冰分头负责拍摄。这时，在晋察翼抗大二分校和第四军分区剧社工作的马似友和吴本立同时调来摄制组，两人过去都有过从事电影工作的经验。徐肖冰和吴本立被派往晋东南总司令部进行拍摄，而吴印咸和马似友则去往平西。

1939年末，徐肖冰的摄影小组来到太行山武乡县王家坪的八路军总部，在那里见到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杨尚昆、陆定一、李雪峰等著名将领。

可是， 由于只有一台摄影机，由徐肖冰一个人拍，有时拍一次不能成功，还要再拍第二次。 一个动作，往往从正面拍了还不够， 还要从别的角度再拍一次。比如打电话，第一遍可能只拍了电话机，第二遍才能拍打电话的人，这样就得让首长拿着电话打了又打。首长的时间都很宝贵，拍来拍去，徐肖冰自己也觉得有点过分。但是为了把片子拍得好些，还是要求他们一会儿坐，一会儿站，一会儿让他们指着地图部署作战，一会儿又要换换位置。

拍摄邓小平时， 开始时他很配合。 当摄影师徐肖冰不停地要求他做这做那时，邓小平生气了。 他大声说：“把我们平常的工作活动拍下来不是很自然吗？ 现在这样，重复的东西太多， 表演的东西太多， 很不自然，你们这是搞什么？ 拍一点不就行了吗？ ”

刘伯承过来打圆场，说：“不拍不知道，一拍吓一跳。 原来拍个电影这么麻烦， 看来我们这些人是做不了演员了。 可是小平啊， 你别着急， 他们是为了把我们拍得漂亮一点才这样认真，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些人本来长得就让人害怕， 再马马虎虎地拍出来，谁还敢看我们？ 自然而然，然而不然。 ”几句话把大家都逗笑了。

延安电影团这台摄影机的特点及操作原理。摄影师叫它独眼龙，它只能上一个定焦镜头，而且它的驱动是上发条的，有点八音盒的原理，所以它可拍摄的时间很短，而且它需要重新换胶片，操作难度其实是很大的。

朱德性格和蔼， 拍电影时特别配合。 他有一匹威风的大洋马，是聂荣臻从日本旅团长那里缴获来的。聂荣臻派人把它送给朱总司令。徐肖冰觉得朱总司令骑在这匹马上，拍出来效果肯定很好，朱德同意了。 他骑在马上拍了电影镜头后，又拍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后来制作成了一幅著名的邮票， 还成为史沫特莱写的一本书的封面。

徐肖冰打算去拍摄一些八路军便衣队进行侦察的镜头，他将这个打算向部队首长作了汇报。首长表示，要想拍摄到这样的镜头风险很大，一来必须要进入到离敌人很近的地方，二来又不能惊动敌人。最后，五个侦察兵将徐肖冰带到了处在解放区与敌占区之间的井陉，把他带进了当地一个维持会长的家里，要维持会长帮忙带徐肖冰混进敌人的据点里去拍电影。

这个维持会长虽然迫不得已当了日本人的傀儡，但很有爱国思想，常常暗中为八路军办事。会长听完后思索了一会，对徐肖冰提出了两个条件:一是不能带枪，带着枪万一被日本鬼子搜出来，当场就没命;二是一切都要听他的安排，看他的眼色行事。徐肖冰同意了。

维持会长先给徐肖冰化了一番装，让他穿上长衫，带上“良民证”，看上去像个普通百姓，又找了一个很大的钱褡子，把摄影枫装在里面，伪装成一袋干粮由会长背着。徐肖冰的枪当然被留下了。待一切准备妥当，两人就上路了。一路上要经过好多道敌人的岗哨，每一道都会遭遇盘问，好在维持会长与这些岗哨的人都很熟，一见面就会热情地跟哨兵打招呼或者递根烟，这样敌人一摆手就允许他们通过了。但有一道岗遇上个新来的哨兵，硬要看看钱褡子里装的是什么，把徐肖冰吓出了一身冷汗，心想要是被看到就完了。

这时，老练的维持会长赶紧迎上前去说:“老总，那里面是给你们队长送的一点小意思，你当然可以检查的。不过，队长说过要赶紧一点，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我们怕耽误了队长的事情。当然你要检查是可的……”,说着就把一包大烟递了过去。哨兵接了大烟，也就没有继续坚持，推了维持会长一把，吆喝道:“快走，快走，以后少来麻烦我。

就这样有惊无险地混过了敌人的岗哨，维持会长把徐肖冰带到了一处敌人废弃的堡垒里面，徐肖冰把摄影机的镜头伸进敌人往外打枪的枪眼里等着，一直等到下午，已事先安排好的八路军便衣开始在铁路线上行动，这一难得的场面就被徐肖冰顺利地拍了下来。从敌占区回来后，领导批评徐肖冰说，不管怎么说，你都应该带着手枪的，你空着手，要是真的被敌人发现了，恐怕很难活着回来。

像这样冒险的拍摄经历还有很多，比如，有一次拍摄八路军游击队拦截敌人的火车。那时游击队得到一个情报，说是有一列敌人的火车会在晚上10点前后从太原开到井陉，车上运的都是军火，于是游击队打算拦截这列火车。这样的镜头对徐肖冰来说是不可错过的精彩场面，自然要跟着队伍一起去，把整个场景记录下来。

但是这次袭击是在晚上，没有光就无法拍摄电影，于是徐肖冰就想了个办法，让战士们每人带上一捆稻草，等战斗一开始就把稻草点燃，这样就可以把火车的四周照亮而使拍摄得以进行，运气好的话，说不定能有特别的效果。

战士们提前来到了铁路段，在铁轨上埋下了地雷，然后埋伏在道路的两边，静待火车的出现。火车果然在预定的时间出现了，随着地雷炸响，指挥员一声令下，战士们向被炸坏的火车车厢里冲。不料，火车司机在逃走前拉响了警笛，不远处敌人据点的探照灯应声而亮，朝这边照射过来，照亮了八路军战士的身影。敌人的机枪扫射过来，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战士们顾不上点燃稻草，都赶紧翻到车厢里去抢夺里面的武器弹药，可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辆空车。一看扑了个空，战士们赶紧从车厢里撤了出来。这时据点里的敌人也已经出动，指挥员赶紧命令战士们撤回自己的地盘里。

天亮以后，大家彼此打量，才发现每个人浑身都是黑黑的，样子十分滑稽。原来那是一辆煤车，里面都是煤灰，要不是当时太紧张，如果能留下一张照片，想来也是很有趣的影像。不过徐肖冰事后说，如果当时这辆火车真是运送武器的，而战士们也真把稻草给点起来了，那点燃的稻草就会给敌人以攻击的目标，实在也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百团大战前夕，徐肖冰奔赴129师的385旅和 386旅两个著名的部队进行拍摄，陈锡联和陈赓分别是这两个旅的旅长。徐肖冰到达 385旅的那天，正好赶上他们要去攻打南关。

南关是正太铁路必经的交通要道，也是敌人的武器弹药库所在地，是一个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小镇。只要能够拿下，我方在武器装备上自然可以得到极大的补充。但是敌人当然也知道南关的重要，派了重兵把守，再加上镇子本身易守难攻，要拿下它，可不是易事。所以这场战斗由旅长陈锡联亲自指挥。

1939年，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委邓小平、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蔡树藩在太行桐峪镇合影

战斗对徐肖冰来说早已不再陌生，不过指挥员和战士们还是很担心他这个摄影师的安危，想方设法保护和照顾他。而徐肖冰心中所想的，则是怎样能够更好地拍下战士们奋勇杀敌的英雄形象，看到精彩的瞬间，他往往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安危，想方设法抢下好的镜头。

这一仗打得一如事先料想的艰苦。敌人躲在坚固的工事里，用各种武器顽固地防守，战士们则得用枪、用手榴弹把敌人的防守阵地打垮才能往里冲。敌人修了很多碉堡，每一个碉堡都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往往要牺牲几个甚至十几个战士的生命才能抢下一个。就这样一个接一个地打，一步接一步地向前攻占，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开辟了一条胜利之路。

战斗从天没亮开始打响，一直打到下午两点多，终于全歼南关的日寇。

胜利让徐肖冰和战士们兴奋不已，大家冲进敌人的弹药库，准备缴获战利品。

战斗前大家翻山越岭地小跑着夜行军，跑了80多里路后又立刻投入战斗，直到战斗结束，什么都没顾得上吃，可以说是又饿又渴。这时大家除了寻找弹药，也希望能找出一些吃的来。

弹药库里存放着不少木板箱，里面有瓶装的液体，也有固体的东西，但是上面的文字看不懂，也不知道那是些什么东西。有的战士发现了一种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油从牛皮纸里渗出来，闻着也没有什么怪味，打开一看是黄色的东西，看起来像是很好吃的黄豆糕。有不少人饿极了就把这东西拿起来吃了，徐肖冰也吃了点，这时突然有人喊了句：那是炸药，不能吃的。可这时有的战士已经吃了不少，想吐都吐不出来了，当时也没有医生在场。后来，徐肖冰听说就有战士因为过量食用炸药而丧了命。

第十八集团军为徐肖冰发放的《延安与八路军》军用通行证

另一场令徐肖冰记忆深刻的战斗，就是百团大战后期陈赓率领386旅打的榆社攻坚战。战斗在夜里23时打响，一部分战士从正面攻击敌人，还有一部分战士则掩蔽在后面的巷道里，徐肖冰就跟随后一部分战士隐蔽在挖好的坑道里，架好摄影机等待机会拍摄。

战士们知道徐肖冰没有打仗的经验，不会躲避敌人的枪炮，所以都不让他到前面去。陈赓让炮兵团先打一阵重炮，一方面击毁敌人修筑的一些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在炮弹的烟火中掩护战士接近敌人的阵地。待接近敌人阵地后，就明处暗处一起向敌人发起了攻击。敌人那里的火力也很猛，碉堡里的机枪一刻不停地扫射着，凶猛地压制着八路军的进攻。这时在战壕里的战士连续把手榴弹扔进敌人的碉堡里，把碉堡炸翻，正面的战士才得以前进，很多战士就倒在了敌人的碉堡前。

一开始，徐肖冰是躲在巷道里拍了一些镜头，但看着前面的战斗场面，他忍不住跳出去拍摄，刚抓了几个镜头，敌人的机枪就扫过来了，后面几个战士大叫着“快回来，快回来!”就赶紧把他拽回巷道。刚退进去就又有一梭子更凶猛的子弹打了过来，幸好及时地避过了。战士们把徐肖冰挡在身后，训斥他说：“你的胆子真不小，在战场上你不能单独行动的，你想拍什么一定要向我们打个招呼。首长一再交待我们要保护好你的安全，你要老老实实地跟在我们后面，否则你要没命的。”

到了第二天下午3时，我军发动了一轮密集型强攻，枪、炮、手榴弹从各个阵地上一起轰鸣起来，敌人的火力果然被压制住了。这时狡猾的敌人采取了毒气攻势，毒气开始在主攻道上蔓延，我军指战员几乎全部出现中毒症状，一个个头昏眼花，边流鼻涕边咳嗽。为了陈赓的安全，参谋长周希汉坚持要他回后方指挥所去，但陈赓说:“我要看到你们打下榆社才走。”

战斗一直持续到深夜，陈赓指示突击部队暂时停止攻击，转入近迫作业与坑道作业，准备把坑道挖到敌核心阵地内，用棺材装上炸药实行爆破。第三天下午，坑道全部准备就绪。只听一声号令，我突击部队乘坑道爆炸、碉堡倒塌、烟雾弥漫之际，奋勇冲击，突击敌核心阵地。

攻打榆社时的陈赓(右)

那时，徐肖冰是与陈赓一起待在指挥部里的。他拍完了指挥部的镜头，打算去拍一些战斗场面，于是就向陈赓提出要到前线去拍摄的要求。当时双方相持得很激烈，敌人反扑的火力很猛，也牺牲了很多战士。陈赓说，没有把握保护，所以决定不准徐肖冰上前线。

徐肖冰非常着急，因为对于《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来说，八路军攻打日寇侵占城市的场面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不容易拍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场景，影片的质量将大打折扣。所以不管陈赓怎么不同意，也不管敌人的火力有多么凶猛，他还是爬在牺牲了的战士们的尸体上冲了出去，一ロ气冲到了主要的一个突破口。把机器架好后，他首先拍了些电影镜头，然后就拍照片。那一张著名的《不要忘记他》的作品，就是在那时拍下的。照片上的战士是八路军129师386旅16团的张义周排长，在这场战斗中壮烈牺牲，他的头部被敌人的机枪扫得血肉模糊，徐肖冰哭着按下了快门，拍下了一张无比真实的特写。

徐肖冰作品：《不要忘记他》

傍晚时分，八路军终于打进了城里，徐肖冰跟在战士们的后面接近了敌人的司令部，那是一所中学，敌人都聚集在中学的操场里，外面筑起了高高的土墙。战士们就从外面往里头扔手榴弹，也不知道扔了多少进去。最后把操场门打开一看，地上躺满了被炸死和炸伤的鬼子。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场面，徐肖冰端起摄影机就往里冲，冲到院门里边正想拍，被一个战士发现了，一把把他拽回来，吼道:“你不要命了?敌人会把你的脑袋打碎的!”还说敌人并没有全死完，有的半死不活的如果趁机开了枪，徐肖冰就会牺牲在这里了。又或者有的手榴弹还没爆炸，没准一会就炸了，都是很危险的。紧接着，在城墙上，一个参谋也给徐肖冰上了一课。占领了敌人的司令部后，徐肖冰以为敌人都被消灭光了，可以自由自在地拍电影了，就跑到城墙上去拍。那个参谋看到他，赶紧把他拽下来，什么也没说，只拿个木头棍子顶着自己的帽子从城墙上举了出去。敌人以为是人，就对着帽子开了一枪。参谋说，你看看，多危险!

战斗持续了三天，最后终于把榆社给攻下来了。在清点战利品的时候，战士们发现了一门迫击炮，大家都很高兴，有的推，有的拉。结果有人不小心拉到了炮栓，里面的一发炮弹被引发了，炮弹发射出来落在不远的地方就炸开了。当时周围有很多人，死炸伤。

徐肖冰也在那附近，被震得晕了过去，给炸起来的土埋在了下面。等别人把他救出来晃醒后，他第一个反应就是拿起相机拍照片。结果因为人还是晕的，冲出来照片焦点都是虚的。不过这张虚了焦点的模糊照片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真实地记录了这次危险事件，也记录下了徐肖冰的敬业与无畏。

徐肖冰被爆炸的炮弹震晕后醒来时拍下的照片

1940年3月初， 袁牧之带着电影底片，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军分区所在地河北省易县出发返回延安。

徐肖冰 使用的 摄影机

因延安没有电力、清洁用水，也没有制作设备，不具备电影制作条件，中共中央决定派遣袁牧之前往苏联，完成《延安与八路军》的后期制作。

袁牧之认为，冼星海具备丰富的电影作曲经验，《延安与八路军》的音乐应该具有中国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他希望能批准冼星海同去苏联。党中央批准了袁牧之的请求。

袁牧之动身之前，毛泽东在杨家岭家里设宴为他和冼星海饯行。警卫员听说要请艺术家吃饭，还特地跑到老乡家里买了一只鸡。

抗战初期，音乐家冼星海来到延安，条件非常艰苦，他是个南方人，吃不惯粗糙的小米饭，因而一度营养不良，浑身没劲儿。冼星海提出来说“要保证我吃鸡，否则写不出作品”，这让有关方面很为难。他不知道，那时在延安要吃到一只鸡该有多难，就是有钱也买不到。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时，毛泽东在窑洞里单独宴请他，餐桌上几乎都是素菜，加上玉米、红薯、小米饭。后来，还是邻居老婆婆看不过去了，把自己养的一只下蛋的鸡杀了做成菜端了上来。

冼星海知道这些情况后，再也不提吃鸡的事了。当时的延安，对冼星海这样的文艺名家还是非常优待的，冼星海每个月薪金是15元，而毛泽东、朱德每月的薪金事5元，林彪、贺龙、刘伯承几个师长每月4元薪金，士兵是每月1元薪金。

经过艰难的旅程，31岁的袁牧之和35岁的冼星海在1940年11月抵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很快将《延安与八路军》的底片全部洗印出来。正当工作接近尾声时，令人意料不到的事件发生了。1941年6月22日， 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由于初期战事失利，在慌乱的撤退过程中，已基本制作好的《延安与八路军》的底样片不知去向。

这一部影片是电影团成员冒着生命危险，历尽辛苦换来的，许多党的领导人曾对它寄予了关爱和期望，在中国电影史上有着极其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它的不幸丢失，是中国电影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文献资料的重大损失。新中国成立后，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关系良好时期，好几批中国电影代表团到苏联访问时，都曾努力寻找这部影片的下落，可惜最后只找回一小部分，这是中国电影史上重要的遗憾。

更令人痛惜的是，因为战争原因，袁牧之、冼星海困在苏联长达5年之久。冼星海因为长期劳累、营养不良而患上肺炎， 于1945年10月30日病逝于苏联，年仅40岁。

1940年5月袁牧之离开延安前，为了胶片的安全，曾与上级领导和吴印咸进行了讨论： 已拍摄好的几千英尺胶片资料，大部分是35毫米胶片，体积庞大，而且很重，赴苏路途遥远，一切都很难预料。 经过斟酌，袁牧之、吴印咸等最后决定，根据制作一部纪录片所需的素材，带走大部分拍摄好的底片去苏联，一部分内容相近的16毫米底片就留在延安，等待袁牧之到苏联后的消息再决定。

正是由于这一明智决定，吴印咸在前线拍摄的部分八路军历史资料得以保留（有白求恩），这部分电影资料后来在延安用手工冲洗出来， 随东征纵队千辛万苦带到东北的兴山(鹤岗)。新中国成立后又被带到北京保存。

这部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军民斗争的影片，也珍藏了很多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的珍贵史料。新中国成立后，一些镜头资料被找了回来，使用在《中国人民的胜利》(1950年)和《解放了的中国》等影片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完整的《延安与八路军》已经看不到了。

《延安与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纪录电影，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永不磨灭的丰碑。

徐肖冰 侯波和毛主席合影

参考资料：

何立波《失踪的首部人民电影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

李俊洁《在摄影机后面观察历史的人——徐肖冰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