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最成功的风投大项目——吕不韦投资秦异人这个历史项目，至今读起来依然使人感到其味无穷。战时期虽然还无所用商品经济，然而士农工商的社会分工却已形成。在当时商人的名声虽然很不好，韩非就曾将“商工之民”列为社会的“五蠹（虫）”之一，然而也涌现出了不少很有头脑的商家，吕不韦可算是一个杰出的代表。

吕不韦由商家而变为政治家，首先在于他有清醒的效益观念。据《战国策》记载，吕不韦在见到异人后，曾返家同他的父亲进行过一次讨论父子二人发现，种田能获利十倍，买卖珠宝能获利百倍，而建国立君却能获利无穷。于是吕不韦方才视异人为可以囤积牟利的“奇货”，决心以“家累千金”为本钱，干起了冒险的政治买卖。

在这场交易中，吕不韦凭着商人特有的精明，让金钱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作用：五百金作为交接宾客的费用，替异人买来了声誉；五百金用作疏通关节，为异人买来了继承人的地位；六百金用来贿赂看守者，为异人买来了化险为夷，归秦即位的机遇。

由于吕不书的苦心经营，最后终于达到了预期的目标，获得了同秦王分享秦国的厚利。在中国历史上，吕不韦称得上是钱权交易的开山祖师，也算得上是精通权势心理学、善于走门道的公关专家。他虽然结局并不理想，但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个成功者。

吕不韦的成功，不在于他当了十来年的相国，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以及被秦王政尊为“仲父”；而在于他有一定的远见。

这种远见，择其要者有两点：一是送给了异人一个儿子，即大名鼎鼎的秦始皇。虽然血缘关系并不能决定秦始皇的功绩，但当秦王政十三岁即位的最初几年，国事皆决于吕不韦，这对稳定秦国的局势，增强秦国的实力，无疑是一大贡献。秦始皇的是是非非自当任人评说，然而在讲究亲手关系的人们心中，秦始皇的雄图与吕不韦的精明是一脉相通的。

一个商人竟然和皇帝之始结下了不解之缘，这虽然有点近乎滑稽，但这毕竟是历史、在吕不韦的这种殊荣中，今天的读者是可以见仁见智地发表感想的。

二是送给了后人一本著作，即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这部书当然不是吕不韦亲手所写，然而组织之功却是不容否定的；书成之后，悬千金于咸阳市门之上，公开宣布“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如此气魄，古今中外又能举出几人！

关于《吕氏春秋》的学术价值，这里姑且不论，仅就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编写目的和它博采兼收诸子百家言论的实际内容来看，所谓百家争鸣的特点是相当突出的，比之秦始皇，显然不可同日西语。以商人的眼光来指导文化，虽然难免断章取义、各取所需之弊，但那不墨守成规，不拘泥宗派的开放精神则是很值得赞美的。至于说吕不韦为相后养食客三千人，并派给食客写作的任务，这一点表面看来似乎是赶时髦，学信陵君、孟尝君等人的样，但吕不韦则在文化学术上留下了成果，其他人却毫无建树，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