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一句俗语：“虎父无犬子”，意思是当父亲的有才能，那儿子一定也不差。

在西汉王朝的皇帝中，有些确实如此言所说，比如一代明君汉文帝刘恒的儿子汉景帝刘启，就也是一位明君；千古一帝汉武帝刘彻的儿子汉昭帝刘弗陵，虽然英年早崩，但也称得上有为。可到了西汉后期有这么一位皇帝，却是出了名的虎父犬子，那就是汉宣帝的儿子汉元帝刘奭，在他继位后，强大的西汉王朝被他带上了一条不归路，开始走向衰落。

刘奭本是汉宣帝刘询和结发妻子恭哀皇后许平君的儿子，汉宣帝作为西汉后期最有为的一代帝王，在位期间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措施，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四夷宾服，让饱经战乱之苦的大汉得以重回巅峰。有一位如此优秀的父亲，刘奭本该也是一个有为之君，但无奈事实却恰恰相反。

刚开始时，汉宣帝对刘奭也是寄予了厚望，从小就让刘奭接受最好的教育，但刘奭性格懦弱，没有主见，对治理国家并不感兴趣，反而极为崇尚儒学，对礼乐一事颇有心得，好儒的他对严格履行以法治国的父亲的很多做法都不以为然，觉得他用法过于严苛。

有一次，大臣杨恽、盖宽饶向汉宣帝上书言事，建议以儒学推行仁政以及讲述苛法对于国家的危害，但汉宣帝误以为他们是在用“刺讥辞语”诽谤朝廷，大怒，最终杨恽被处腰斩，盖宽饶自杀身亡。

柔仁好儒的皇太子刘奭见如此情形，内心十分担忧，他怕父亲用法太过严苛，最终会引来亡国之祸，刘奭“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刘奭这点很不成熟，在汉宣帝治理期间，国力富强，百姓安宁，出现了孝宣中兴。刘奭在没有成熟的经验前，应该继续汉宣帝的治国方略，至少能让国家保持稳定，继续向好。而不是轻易言改变，因为汉元帝治国策略不对，造成国力趋势长期向下。

刘奭‍

其实对于雄才大略的汉宣帝来说，他深知刘奭并没有治国之才，也不止一次有过废除太子的想法，但一是太子并无失德之处，反而因仁德深受朝堂上下的拥护，没有理由废除；二是刘奭乃是他与挚爱的结发妻子恭哀皇后许平君的爱情结晶，他不忍将其废除。犹豫再三，最终还是放弃了易储的想法。但是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对于大汉来说，刘奭可真不是一个福星啊。

黄龙元年十二月甲戌日（前48年1月10日），汉宣帝驾崩，癸巳（前48年1月29日），太子刘奭继位，是为汉元帝。由于对刘奭继位不放心，汉宣帝在晏驾之前，安排了“三驾马车”辅政，也就是让乐陵侯史高、太子太傅萧望之、太子少傅周堪来协助刘奭治理国家。

刘奭非常信任萧望之和周堪两位老师，但这却让身为外戚的史高认为自己受到了冷落，开始对他们不满。

萧望之忧虑外戚和宦官擅权，建议元帝改由贤明公正之士掌管中书，但是懦弱的刘奭竟然称不敢贸然更改祖宗旧制，而这条建议又引起了执掌中书的宦官们的不满。于是危机来了，宦官联手外戚，开始对付萧望之和周堪，很快，宦官党首弘恭、石显诬陷萧望之使之入狱，悲愤之下饮鸩自杀。“后数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故前将军望之傅朕八年，道以经术，厥功茂焉。其赐望之爵关内侯，食邑六百户，给事中，朝朔望，坐次将军。’天子方倚欲以为丞相，会望之子散骑中郎伋上书讼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复奏：‘望之前所坐明白，无谮诉者，而教子上书，称引亡辜之《诗》，失大臣体，不敬，请逮捕。’弘恭、石显等知望之素高节，不诎辱，建白：‘望之前为将军辅政，欲排退许、史，专权擅朝。幸得不坐，复赐爵邑，与闻政事，不悔过服罪，深怀怨望，教子上书，归非于上，自以托师傅，怀终不坐。非颇诎望之于牢狱，塞其怏怏心，则圣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萧太傅素刚，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语言薄罪，必亡所忧。’上乃可其奏。显等封以付谒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发执金吾车骑驰围其第。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杀，其夫人止之，以为非天子意。望之以问门下生朱云。云者好节士，劝望之自裁。于是望之仰天叹曰：‘吾尝备位将相，年逾六十矣，老入牢狱，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谓云曰：‘游，趣和药来，无久留我死！’竟饮鸩自杀。天子闻之惊，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狱，果然杀吾贤傅！’是时，太官方上昼食，上乃却食，为之涕泣，哀恸左右。于是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良久然后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请绝其爵邑。有诏加恩，长子伋嗣为关内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岁时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终元帝世。”然而他却没有追究逼死萧望之的弘恭等人的责任，仅口头骂了几句，“弘恭、石显议置萧望之于牢狱，汉元帝知其不肯就吏，而讫可其奏。望之果自杀。帝召显等责问以议不详，皆免冠谢，乃已。”可见汉元帝确实毫无政治谋略可言。

后来汉元帝身体有恙，竟委政于石显，他天真地认为宦官没有家室，不会缔结“外党”。石显之流其实颇擅长“结党”，他不仅与宫廷太监结为“内党”，而且勾结史丹、许嘉等外戚，并拉拢那些见风使舵的匡衡、贡禹、五鹿充宗等儒臣，结为“外党”；内外呼应，兴风作浪，党同伐异。易学大师京房曾提醒元帝不要宠信佞臣，元帝却执迷不悟，依然听任石显专权；京房触怒石显，很快被逐出朝廷，随后又因“非谤政治”而被处死。结果从此石显专权，“元帝即位数年，恭死，显代为中书令。 是时，元帝被疾，不亲政事，方隆好于音乐，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显为人巧慧习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内深贼，持诡辩以中伤人，忤恨睚眦，辄被以危法。”他排除异己，中饱私囊，欺压百姓，残害忠良，使得纲纪紊乱，吏治腐败，西汉王朝就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为以后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如果只认为他政治上无能那就大错特错了，其他方面他一样没啥能耐。

在经济上，由于元帝受儒家贤良思想的影响，减少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管控，但现在不是汉初时期，这一举措导致了地主豪强势力侵占财源，兼并土地，明显地减少了中央的财政收入，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史载元帝时期“虽遭初元、永光凶年饥馑，加有西羌之变，外奉师旅，内振贫民，终无倾危之忧，以府臧内充实也”。但是，对于地主、豪强和商人的势力，重儒的元帝并没有加以约束。汉政府缩减国营事业以满足他们对财源的要求，而放弃徙陵不但肯定土地兼并的合理性，也加速他们对公私田的掠夺进程，以至于豪民坐大，中民破产，大量小农破产流亡，从而在根本上损害了以编户为基础的财政体系。如果不是汉宣帝打下的底子较好，离亡国也不远了。

在外交上，对履杀汉使的西域罽宾国不加惩戒，只断绝来往以示警告：“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琅当德，杀副已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绝而不通。”汉武帝时在海南设立的珠崖郡有土著反叛，汉元帝数年无法平定，“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立儋耳、珠厓郡，皆在南方海中洲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最后直接放弃了珠崖，简直是亏先帝功德之举，种种作为使大汉声威大受影响。

不止于此，后来汉元帝越来越贪图享乐，不理朝政，致使原本强盛的大汉帝国迅速衰落，汉宣帝终其一生开创的孝宣盛世，如此轻易地被毁于一旦，先皇所言真可谓一语成谶，让人不得不叹息一句：虎父犬子。

竟宁元年五月壬辰日（前33年7月8日），在位16年的汉元帝刘奭病崩于未央宫，享年42岁，谥号“孝元皇帝”，庙号“高宗”，至东汉光武帝时期，剥夺其庙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