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们要知道侠客们并不是凭空出现的，必须要存有侠客们能诞生的土壤，侠客才能诞生，先秦时期是侠客是时代的主角，王侯视恐惧他们，百姓推崇他们。但是从秦始皇一统天下后，侠客却逐渐从中国消失，侠客是中国人的浪漫，凭借手中剑，博天下名。

所谓侠客，不是指现在电视上会降龙十八掌会超自然力量的人士，也不是指在街头斗殴逞匹夫之勇的人，侠客与武力的高低甚至都没有绝对的关系，中国古代的侠客更多的是指一种精神，是秉承一种自由的精神和道义，侠客们以此作为人生的准则，做自己认为对的事。

对历史有着了解的人都知道，侠客出现的高峰期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和西汉时期，墨子、聂政、豫让、专诸、荆轲、侯赢、郭解、剧孟、朱家等著名的侠客都是在这两个时期诞生，在这两个时期里中国各地到处都是侠客，而其它时间侠客数量却是呈断崖式下降，汉朝以后越往后发展侠客的生存空间就越小，这其实和地方权力被官府和豪强势力所瓜分有着密切的联系。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权力，权力就在哪里，你不要权力，那权力自然会以另外一种形式被人所掌控。

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候各国的统治极其简单粗暴，官府的组织形式也十分松散，各诸侯国并不能对人民进行强制管理，这就造成了基层权力的真空，那时候官府对地方的统治是十分脆弱的，官府在地方上下放的统治力量不强，官府的存在感不强，所以基层的权力各地官府根本无法被有效掌控，但我们要知道即使基层权力真空，也需要另一种秩序，社会不可能长期以无秩序的状态存在。既然官府不能有效地管理，那么，民间就会逐渐填补真空，这是自然的法则，无所谓野心和对错，这一时期掌控地方基层权力的便是侠客了，因为百姓尊崇侠客，所以愿意跟随侠客，所以往往地方官府想要管理基层便需要仰仗侠客。

官府的统治如此不中用，以至于侠客们的腰杆子都硬起来了，因为他们可以随时打破官府脆弱的管理，再加上此时中国还未一统，想去哪国随时都可以走，官府拿捏不住侠客们的软肋，所以这一时期侠客们的灵魂可以自由舒展，他们可以做自己认为对的事，而不必为生计奔波。侠客们可以追求财富，但有不在乎财富的资格；可以阿谀权贵，但也有蔑视权贵的实力。侠客可以自力更生，不必仰仗权贵的赏赐。这一点其实非常重要，人一旦受制于其它，精神也会变得畏缩，不再有藐视一切的勇气，只会为五斗米折腰，所以战国春秋时期才容易诞生许多流传至今脍炙人口的传奇故事。

大家有没有发现，为什么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们流行养门客？举个例子，齐国孟尝君号称有门客三千，无论出身贵贱，孟尝君都会亲自与其交谈，问对方家里有哪些人，亲戚住在什么地方，而屏风后面则专门有人做详细记录。随后，门客的家人就会收到“豪华大礼包”。这样一套组合拳下来，那些门客们哪个不为孟尝君肝脑涂地。慢慢地，随着孟尝君的门客数量越多，他的势力他的威望也就越来越高，这说到底其实是孟尝君通过门客们掌控了齐国各地基层的统治，齐国基层的势力已经由他填补，再加上他本身所掌控的中央势力，二者相结合，孟尝君跺跺脚都能让齐国的君王颤三颤，这也是为什么战国四公子在历史上那么有名的原因，因为他们把持了他们所在国家的基层权力，对国家的命运走向有着强大的影响力，所以没有哪个君主敢小看他们。

但是这种自由治理模式的背后，隐藏的却是血腥野蛮的杀戮，没有生存的秩序，也没有死亡的规则，能倚仗的，只有实力和运气。再拿孟尝君举一次例子，已经门客三千实力大成的孟尝君，有一次路过赵国，平原君想请他吃饭，赵国人听说偶像来了，纷纷出门围观。当看到孟尝君之后，大家都笑了：“原本以为是魁梧的精壮猛男，谁知道竟是个五短三粗的矮个子，笑死人了！”孟尝君怒了，竟然敢揭短！随行的门客提刀而下，砍杀数百人。一言不合就要砍死人，这不光是我们现代人都无法理解的事情，恐怕就连处在明清时代的人都不敢想象，可以想象这种模式下的残酷。

在历史的进程中，侠客可以暂时挖官府的墙脚，可官府终究要把触角无限向下延伸，收回那些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些侠客都是“风口上的猪”，那些自由的意志、舒展的灵魂，终究只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不可能无休止地生存下去。就像人总要慢慢长大，不可能永远活在年少轻狂的岁月中。侠客的终结，从秦国开始。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中央集权统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君臣建立起严密的法律、复杂的组织，然后垄断资源，构建起恢宏的体制。在这套制度中，基层社会是格子状的，任何强有力者，都不可能无限制地突破社会壁垒，人们只能在规定的区域活动，一旦碰触红线，就会受到严厉的警告。但是在收拢基层权力后，官府也会放开上升渠道，那就是为吏和从军，这两条路线的天花板都很高，指向也很明确，就是想让群众融入到秦国的制度内，秦国的改制将官府以外的绝大的资源全部垄断，有效的在各地基层建立起统治，而剩余的零零散散的资源已经不足来供养庞大的侠客群体，想要实现人生价值，就只能融入秦国的制度中来。其实写到这里，就已经很明白为什么秦末乱世为什么会爆发那么多起义来了，自由散漫贯了的六国百姓是无法在短时间内适应秦国的各项严密的规则制度，但是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时间的伟力最终会抚平一切，让六国民众和秦国合二为一，但是这其中出了岔子，那就是为底层人民打开上升渠道的军功制度在统一后忽然难以为继，这就相当于锁死了基层的上升空间，秦国官府只往基层摄取利益却不给群众分享果实，再加上残余下来的六国贵族的煽动，这不爆发起义还什么时候爆发。

在秦国的统治下，已经没有多余的空间给侠客驰骋，他们仰仗的基层权力，也被官府逐步夺走。没有自由的社会环境，侠客身上自由舒展的灵魂也变得日渐局促，最后不得不向现实低头，成为秦国大厦上的一颗螺丝钉。既然资源都在官府手中，那么所有人都伸手向官府讨饭，所谓的尊严和傲骨也就逐渐消磨殆尽了。所以秦国没有侠客，也没有文艺。除了国力较弱的燕、韩，其他四国皆有名闻天下的公子，而秦国没有，那些忠义死节、爱憎分明的传奇故事，基本都发生在关东六国，唯独秦国没有，这并不是偶然。

但是这种中央集权的大政府制度也不是没有好处的，对于普通人而言，秦国的制度是对他们而言又是极大的保护，像孟尝君这种一言不合就随便杀几百人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在秦国发生，只要敢拔刀，马上治你私斗罪。除此之外，秦国又将上升通道系统性地开放，这在其余六国是不可想象的。严密的制度设计和对资源的充分利用让秦国的战斗力爆棚，在蛮荒的时代，保证自己的生存才是首要的，这种大政府制度的诞生在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必然的，这是由于地理位置来决定的，如果不把全国的资源都系统性地利用上，那么发育完全的草原游牧民族将会对中原大地造成不可想象的劫难，安宁将会成为一种奢望，直到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再度诞生。

秦末乱世，楚汉战争，打到汉朝建立的时候，身为皇帝的刘邦连四匹同色的马都凑不齐，刘邦是在秦国的废墟上建立起了汉王朝，长时间的战乱，让汉朝统一后首要的任务便是休养生息，汉朝根本无法像它的老前辈秦朝一样建立起强有力的地方统治，汉初江山只是沙滩上的城堡，虽然足够庞大，看似坚固，但也仅此而已，它的地基并不牢靠，于是属于侠客们的有一个风口来了，这将是侠客们最后的黄金时代，汉朝地方官府与占地为王的侠客们再度合作自治。这些侠客们凭借着崇高的威望，他们的一言一行都会被追随者们不打折扣地执行，杀人犯法也在所不惜。

鼎盛的时候，侠客们对基层的统治甚至能影响天下大势，汉景帝时期发生的七国之乱，景帝命周亚夫带兵平叛，周亚夫从长安出发，一路奔赴洛阳，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大侠剧孟。剧孟也热烈欢迎王师，表达了合作的态度。从此以后周亚夫就放心了：“吴楚七国造反，居然没有拉拢剧孟，能成功才见鬼了。”由此可见侠客们的影响力有多强大。

但我之所以会说汉初是侠客们最后的辉煌时代，那是因为王座上的人变成了汉武帝，秦皇和汉武之所以可以并称，那是因为汉武帝不仅筑基了大一统，更是恢复秦朝对地方基层的统治，中央权威深入地方基层，能做到这一点的在整个中国古代史里也就秦和西汉这两个武力爆棚的王朝，后世的王朝们没有哪一个能做到这点，哪怕是唐朝也差点意思。汉朝最后一个有名的大侠是郭解，这个人生活艰苦朴素，但是遇到别人有困难马上会倾囊相助，由此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威望，有很多追随者，汉武帝要把汉朝各地的豪强迁徙到茂陵，名单中就有郭解的名字，郭解觉得自己很冤，自己本来就没什么钱，为什么要把他迁去守陵。于是他就去找当时的大将军卫青帮忙，结果起到了反作用，汉武帝可不是什么傻白甜，没那么容易被糊弄过去，他听完卫青说后，冷笑道：“一个平民百姓居然能让大将军求情，说明此人不穷。”是啊，一个平民百姓连县令都见不到，怎么能请到大将军卫青呢？只有一个解释，郭解没钱，但有巨大的影响力，而这种影响力可以演化为权力。对于能和朝廷抗衡的人，汉武帝绝不会心慈手软，马上就动用更大的权力让他搬家。

郭解搬家时，有很多人前来送行。他们纷纷赠送路费盘缠，加起来差不多有一千万钱！而且郭解走后，他的门人随手就把县官杀掉了，原因是县官把郭解写入了搬家名单。大汉不允许这种能人存在，不久后，郭解的家族被全部砍死。从此以后，汉朝再也没有登得上台面的大侠，侠客的黄金年代也彻底终结。

但是这种对基层的强有力的统治在那个时候的生产力情况下，是注定难以为继的，秦汉的超强统治只能说是偶然，历史的正常轨道应该皇帝统御中央，士族豪强统治地方。汉武帝死后，他苦心经营的局面逐渐崩溃，这一次豪强士族经过长时间的发育，替代大侠们抢夺了地方基层的统治权，历史终究回归到他应有的轨道，侠客们也逐渐失去了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