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水浒传》中，宋江杀了阎婆惜，梁山好汉邀请他入伙。可是宋江宁愿被流放也不愿意上梁山，为什么？因为被流放之后，要是遇上统治者皇宫内有重大喜事，诸如新皇帝登基或者立太子，皇太后、皇后、皇帝的寿诞。生了皇子或者公主，或者皇子成婚、公主出嫁，立妃、立后等皇家喜事，皇帝心情高兴，为了显示出皇帝对家人的关爱，给天下做好榜样，便会大赦天下，对罪犯之前所犯下的错误既往不咎，一笔勾销。到时候他又会变成无罪之身。而上了梁山呢，便是属于谋反，就洗不白了，成为十恶之中的首恶，就无法遇赦而还了，也因此衍生出一个成语叫十恶不赦。

十恶不赦这个成语叫最早出现在文献记载是《齐律》，常用来形容罪大恶极、不可宽恕的人，为了师出有名。并列出十种不可赦免的重大罪行，其中排列在第一的便是谋反，暗中策划背叛朝廷的行为。这条罪名一旦成立，史上历朝历代受到严厉的处罚的不可胜数赵高、王莽、宇文护、胡惟庸、刘瑾……都是处以最严厉的极刑。

大家可能会有疑惑，既然谋反处置如此恐怖，为何还是有人前仆后继去干这事呢?这主要从人趋利避害本性谈起，追求利益最大化，是人的基本特质，一旦遇上机会，面对那巨大的诱惑，不是一般人所能抵挡的，便身不由己卷入旋涡，套用一句关于资本的名言来说：倘若有300％的利润，便会不怕一切危险去干。

纵观历史，一些人的经历都可分为两个阶段，就拿我们的开国将军来说，前半段戎马半生，保卫国疆，站上了时代的舞台，拨弄风云，所向披靡，成为一名身经百战的统帅，完全可以流芳百世万人传颂。谁知进入和平年代，职务更高了，条件更好了，完全可以享受和平甜美的生活，却迷失了方向，跟着一些不着边际的人瞎起哄，瞎胡闹，竟然去参加破坏和平事业的武装叛乱的事情，可惜走错一步人生翻转，让后人惋惜不已。这一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两位开国少将李彬山、张宜爱身上发生的事情，就令人一声叹息。

李彬山，1912年出生于湖南平江县虹桥区长庆村的一个普通农户家庭，父亲认为只有读书才有出路，于是小时候便送他上了私塾，由于他家兄弟姐妹多，家庭贫困的原因，只读了四年书便辍学了。当然，那个年代读书四年就算是知识分子了，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他很小的时候就帮别人做苦力，后来他看到了地主是如何压榨百姓的。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试图反抗，成立了农民协会，李彬山就加入了这个协会，也积累了一定的革命经验，为他之后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此时，红军来到了他的家乡，并在虹桥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史称“虹桥大捷”，大大地激发了湘鄂赣边区群情振奋，欢呼雀跃，踊跃参加红军。李彬山也以农民协会骨干成员的身份参加了红军，很快就成长为先进组织的成员。由于他有文化，打仗勇敢，慢慢地成长为一名中层干部，先后在湘鄂赣军区政治部担任组织干事、破坏部部长、红16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等职务，参加了湘鄂赣边区反“围剿”作战。

红16师的主要活动区域是湘鄂赣边区，又称湘鄂赣革命根据地，这里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交界处的大幕阜山区，大山绵亘数百里，地势非常险要复杂，峰峦起伏，沟壑纵横，古木参天，正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全境纵横三百多里，纵长一千多里，特别是在中央红军长征以后，这支部队作为留守红军，一直是在革命的烽火中与敌人进行坚决的斗争在这个地区，条件十分艰苦，更为严峻的是，不久后原16师师长孔荷宠叛变，这名被称为“红军第一叛徒”，他对这支队伍的活动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他带着大小叛徒专门对付红十六师，使得原本严峻的形势更加雪上加霜。

随后，敌人对红十六师大规模“围剿”，红军处于孤军无援的境地，湘鄂赣根据地进入了极其艰苦的阶段，李彬山和战友们转战在深山密林里，斗争环境越来越困苦，经常以草根树皮充饥，饿得口吐黄水，双脚浮肿，仍然与敌周旋，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军为保存实力，化整为零，分散行动。最后，红十六师的主要领导人政委陈寿昌、师长徐彦刚全部牺牲，队伍由后来的开国上将傅秋涛率领，李彬山一直紧跟着他，随后担任湘鄂赣人民抗日红军游击支队领导，这支队伍成为新四军抗日的骨干力量。

在著名的皖南事变时，皖南新四军组成了三个纵队，傅秋涛任一纵队司令员，张铚秀任新一团团长，李彬山任政治处主任，驻守南陇的峨岭一带，位于军部驻地云岭的正北方。此时新一团面对顽军的重重包围，李彬山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也可圈可点。李彬山沉着冷静，与新一团的干部们共同指挥。在战斗的过程中，政委丁麟章、参谋长徐赞辉先后负伤，最终就李彬山配合团长张郅秀率部苦战。幸运的是，在新四军其它部队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他们将敌人击溃，大部分都冲了出去，新一团也是皖南事变中少数成建制突围的部队，李彬山是功不可没。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重建，李彬山进入新四军第六师，继续在苏浙一带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及顽军。解放战争时期，李彬山参加了莱芜、孟良崮、鲁南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渡江战役，并在渡过长江后继续南下，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新中国成立后，李彬山又马不停蹄地参加了抗美援朝，担任了志愿军二十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回国后他担任了二十四军副政委以及上海警备区第二副政委等职务，1955年，李彬山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还荣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

通过战争年代洗礼的李彬山，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54岁就担任是上海警备区第二副政委，上海属于直辖市，是一名省部级干部，可以这么年轻的省部级干部，级别是不低了。然而，时间很快就来到1966年，“十年特殊时期”开始后，李彬山就跟错了人，在一些会上发言，公开指责警备区其他领导，得到了错误领导人的欣赏。这时，本来不是管民兵工作的李彬山，被他们任命为上海民兵司令，竟然把把警备区部队当作假相的当面之敌，针对警备区部队大搞民兵战备演习，发枪发弹，在我军历史上极为罕见。

更为离谱的是，1976年10月8日，那帮人看到大势已经去，他们准备“放手一搏”，于是，进行紧急部署，决定建立指挥班子，设立了两个指挥部，其中，以李彬山为指挥人员实施动手的指挥部设立在东湖路招待所，这个地方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是个非常神秘的地方，曾经是旧上海“大亨”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公馆，徐景贤在《十年一梦》一书中，多次提到东湖招待所，其成员在上海的阴谋活动，波谲云诡，行踪隐秘。他们的活动场所大多高深莫测，云山雾罩。如今，这些场所褪去了神秘面纱，有的成为向公众开放的宾馆会所，有的成了历史保护建筑。李彬山的二号指挥点直接负责武装叛乱的实施。

以张宜爱为首的一号指挥部设立于丁香花园，该所位于华山路849号，传说是李鸿章藏娇之地，由李鸿章委托盛宣怀置办，为李鸿章第九房姨太太丁香居住，故名。丁香花园建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产权归李经迈，后由李经迈之子出售，几经易手。解放后，丁香花园成为上海市委机关招待所，一些高级别的领导领导人在此住过，中央华东局也曾在此办公。后来，在这里成立了专门的写作班子，撰写大批判文章，抽调了各单位的“笔杆子”，组成市委写作班，地点设在丁香花园。

市委写作班下设文学组，主要笔名“丁学雷”，为“丁香花园学雷锋”之意，由市委宣传部文艺处干部徐景贤负责。“文革”中，上海师范学院（现上海师范大学）政史系一位青年教师曾批评写作班住在丁香花园，用“丁学雷”笔名不妥，“无产阶级革命大批判组怎能用卖国贼小妾的姓氏呢？”结果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被隔离审查。这个一号指挥部负责总体武装叛乱和舆论准备，守卫电台，一些机构都听从他们的指挥。

当然，面对这群疯狂的人，中央派出了以苏振华为首的工作组，前往上海，工作组迅速行动，各个击破，成功粉碎了他们的阴谋。由于采取了有力措施，及时制止了这一犯罪活动，把这场危机给解决了。

另一位开国少将张宜爱，1913年出生于安徽六安市独山镇牌坊冲，他成长时期，见证了军阀混战、外敌欺凌。当时的他年轻气盛，一心想要报效国家，奈何始终无门。直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他的老家来了红军，他毅然决然地参加了这支人民的队伍。后来，所部改编为红四方面军，他担任过特务队四大队分队长、红25军手枪团副团长、红28军特务营政委等职务。

在红军时期，他的职务虽然不算很高，但他经历过的磨难比任何人都多，曾两次在主力部队出走的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能够生存下来实属不易。当时，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败，被迫转移，只留下一部分人坚守鄂豫皖苏区，留守部队重组为红25军，这是第一次重组。1934年，局势变得更加严峻，红25军被迫离开鄂豫皖，仅剩千余人留在当地继续战斗，不久这些力量又重组成了红28军，这是第二次重组。主力两次转移几乎耗尽根据地资源，导致士气低落，甚至有人选择离开。然而，在这个困难的时期，张宜爱始终坚定如一，还作为留守红军的他坚持了三年的游击战，即使面临生死考验也没有退缩。

张宜爱最危险的一次战斗发生在1935年冬，时任手枪团分队指导员的他，在蕲春将军山遭到敌人围攻，激烈战斗中，他腹部受了严重贯通伤，肠子外流。战友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把他背下战场，送到红军设于岳西鹞落坪的“山林医院”。看着张宜爱伤势严重、奄奄一息的样子，战士们都说他活不了了，可他却挣扎着坚定地对军医说：“我活得，死不了！”幸好这位医生医术高明，缺医少药的情况下，竟然用炒烫的大盐粒拿布包着敷在他的腹部，治愈了危及生命的腹膜炎，张宜爱竟奇迹般地度过了危险期，又重返战斗岗位。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张宜爱所部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后来，他又他被师部委派为中共津浦铁路工作委员会铁路便衣大队队长。这个大队虽然只有百余人，但他们都是从主力部队中精心挑选出来的精锐，战斗力不亚于一个营。作为队长的张宜爱，率领这支英勇的部队在铁路各支线设立活动点，有时化装成田里种田的农民，山上砍柴的樵夫，一有机会便扒上火车，不断截击日军火车，破坏交通，打击出扰之小股日军。不仅用敌人火车上的物资装备了自己，更是扩大了影响力。

张宜爱领导的铁路便衣队，健壮的队员们灵活机警，犹如幽灵般出没在战场上，爬上飞快的火车，像骑上奔驰的骏马，车站和铁道线上，是我们杀敌的好战场，“扒火车，炸桥梁，就像钢刀插入敌胸膛，打得鬼子魂飞胆丧。”迫使日本鬼子节节败退。被根据地人民亲切地称呼他们为“老飞”。而张宜爱，则是这支队伍中才华横溢的队长。除了津浦铁路上的游击战斗，他还多次参与了扫荡和顽抗战斗，赢得了无数的战功。他也成为日后著名电视剧《铁道游击队》里的原型人物之一。

1944年10月，抗日战争已经进入了尾声，随着战事的发展，铁路便衣大队被移交给嘉山县管理，张宜爱依然肩负着打通交通线、护送首长和军用物资安全过津浦线的任务。解放战争时期张宜爱曾任华野二纵四师参谋长、华野13纵37师副师长、三野31军91师副师长等职。在攻打济南时，他幸运地躲过了敌军一发炮弹的攻击，师政委徐海珊牺牲、师长高锐负伤，而他却安然无恙，可谓是大难不死。

1952年，张宜爱被任命为志愿军第20军59师师长，率部参加抗美援朝，并在朝鲜东海岸反登陆防御战中表现突出。回国后，他继续在海军陆战师担任师长，并被任命为海军舟山基地司令员和上海警备区参谋长等职务。1955年，张宜爱被授予大校军衔，并获得了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6年后，他晋升为少将。开国将帅是指1955年至1965年，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后被授予将帅军衔的解放军高级将领的统称，因此张宜爱属于开国少将之列，他本可以名留下青史。

随后，张宜爱升任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客观来讲，这样一位积极参加革命工作的人，战争年代做出过不小的贡献。调任上海警备区任副司令员后，在上海最初还是不错的，他执行了上级的政策，做了不少突出的工作，维护当地的稳定与繁荣。然而，获得了更大的权力后，便与另一位开国少将李彬山合作，制定了一份包含78人的干部使用名单，使得上海警备区的局势变得混乱不堪。

特别是在1976年10月期间，张宜爱在反革命集团的倒行逆施面前，没有保持应有的政治觉悟，反而与造反派勾结，并决定“孤注一掷”竟然在和平时期大好局面下，试图煽动民兵和警备区部队叛乱，如此疯狂之举的行为，的确令人匪夷所思。要是拿到古代来说，这是一种谋反的行为，当然，社会在进步，现代人不为么认为。不过，他们这种叛乱行为，幸好处理事件的是级领导人及时采取行动，将不法分子全部控制住，避免一场严重的危机。

李彬山、张宜爱两位久经沙场，战功赫赫的开国少将，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无畏，尤其是在抗日时期进行了艰苦的敌后作战，冒着生命危险进行革命，可谓是历经九死一生，他们半生征战的目的，就是把侵略者赶走，让人民翻身得解放，享受和平生活的美好阳光。令人没有想到的是，在晚年的时候，选择与夺权者站在一起，甚至曾经考虑过发动叛乱，最终在1980年被剥夺授予的军衔、勋章，甚至被开除党籍。因为一些错误的选择或主动或被动地影响了后人对他们一生的评价，实在是令人无比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