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关中平原东部最开阔地带，黄河、洛河、渭河三河在此汇流，有一个古称同州的地方，那便是大荔，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由于此地未及开发的处女地，那里没有汽车，没有大马路，只有驴车和羊肠小道，没有电影电视，只有头缠白布憨厚善良的农民，山丘落日晚风清，飞鸟归巢满山声，霞披片片天上挂，暮色丝丝绕树行。令人如痴如醉。周围山丘村庄良田环绕，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循序播种，依季耕种，日出日落，一付怡然自得的农家乐。

就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新中国成立之后，兴建起了一个知名的农场，之所以说他知名，就是因为很多高级干部都曾经在这里生活和劳动过，这些老革命干部的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提出的口号是“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于是起早摸黑，靠铁锄挖泥与肩挑（土）车推，修筑道路，开垦田地，种植果树。

在那个岁月里，这个农场是全面实行军事化管理，早晨起床时喇叭里播起床号，吃饭也是集体整队到食堂，出工下地，以及全校集中到某处活动时各连都是列队而行。连搞农业生产的用语和日常的许多用语，都军事化，比如大的农业季节中的几个阶段，比如冬修水利叫“战斗”，春耕、春插小忙称“战役”，夏收夏种双抢农忙称“会战”。这些级别较高的干部在这里分配的工作是种田、养猪、挑粪、做饭、挑水、打井，自食其力，知道此情形，不由得由肃然起敬，心里暖暖的，深为这些革命先辈们的无私奉献的革命精神感动得热泪盈眶。

1974年那个秋天，农场里养猪组来了一位年纪接近六旬，面容消瘦，行动已不太自如老人，他一天的工作是加班磨细饲料，推着饲料车来到饿得在栏里嗷嗷叫猪投料，饲料一投下去便悄无声息，随后剁猪菜，拌饲料，一天到晚忙着这些没完没了的事情。有时，老人在空闲之余走出猪圈，到农场小卖部报纸、买火柴等小物件，每逢人多时，就在后面排队等候，有时候主动让别人前去购买东西。

这位干部模样的老人，他身穿着破旧的藏青色旧军装，手提篾织的圆篮，拄着手杖，虽然蒙受冤屈，但从没有对任何人流露过半句怨言，他坚定的生活信念，对组织的挚爱之心和关心群众的高贵品质给农场职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大家从来从来没有把当做犯人对待，而尊称他首长，即使在食堂打饭菜时，大家主动让他先买。此人便是曾经担任过空军参谋长，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的贡献的开国上校梁璞。

梁璞，1920年出生于河北高阳北梁家庄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少年在家乡读了点书，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后，高阳一带沦陷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遭到日军践踏，日军所到之处，百姓遭殃，生灵涂炭。年仅十几岁的梁璞亲眼目睹日寇在家乡抢劫粮食、禽畜，烧毁房屋、家具，抓捕劳工，割青苗等，对稍有抵抗的人残忍杀害，其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令人发指，罄竹难书，一时他的家乡血流成河、一片废墟，十六岁的梁璞便毅然参加吕正操将军的“抗日人民自卫军”。

吕正操出生于辽宁海城唐王山后村，他的祖上是河北清河。少年时代，吕正操就亲眼目睹日本侵略者对家乡人民的压榨和蹂躏。日军的残忍激起了吕正操的正义之心。由于吕正操精明强干，写得一手漂亮的小楷，不久就被张学良推荐考入东北讲武堂深造，毕业后担任张学良的少校副官，张学良主政东北后升任中校参谋处长、上校团长，西安事变之后，在河北晋小樵镇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军阵营，从此改称“抗日人民自卫军”。冀中平原上树起了第一面先进组织抗日武装力量的大旗，梁璞在这支抗日武装里茁壮成长，他英雄无畏，勇士虎胆，抗日杀敌，立下一系列战功，很快就晋升为副团长。

梁璞工作能力非常强，虽然参是属于三八式干部，但到日本投降前，二十多岁的他就当上了副团长，要是按正常轨迹发展下去，到建国后授予开国将军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到了解放战争初期，身为团级干部的梁璞率部打得最出彩的是固安保卫战，率部鏖战七昼夜 以一当十挫顽敌，战果辉煌，重挫了敌人的锐气，鼓舞了军民的斗志。也有力地牵制了敌有生力量，配合了我军在冀西山地和燕山山脉的大规模运动战。

固安位于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北部，雄踞于平大公路与廊涿公路的交汇处，城北距国民党华北大本营北平(今北京)不足百里，城南为广阔的冀中解放区，既是拱卫北平之屏障，又是保卫解放区之门户，战略位置十分重要。解放战争初期，我军一举占领固安，并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和剿匪反特，瓦解了受日伪控制的红枪会，众志成城，重建家园，解放区的形势一片大好，然而，反动派妄想保住北平，占领华北，进一步侵占解放区，固安城就是必争之地。

1946年12月9日，敌军纠集万余人进攻固安，我军固安保卫战拉开序幕，当时，完全美械装备的国军渡永定河和白沟河包围了固安城的北、西、南三面，企图按《孙子兵法》中“围师必阙”的规则，故意“网开一面”，以实现其兵不血刃夺取固安城的目的。敌方先以猛烈炮火向西门猛攻，后列成四路纵队前进，60多名号兵齐吹进军号，大有一举夺城的势头。作为主力部队的冀中十分区75团，在副团长梁璞等率领下，奉命固守此地。

战斗打响后，敌军发动猛烈的攻城，我军组织了一个尖刀连，在刺骨的寒风中，他们脱掉棉衣，一身轻装打扮，枪上刺刀，严阵以待，当敌人攻上城墙时，一齐挥枪刺杀，像扦蛤蟆一样把刚爬上城墙的敌军穿死，尸体挑落城下，通过激战，连续打退敌军20多次进攻，消灭大批敌人的有生力量，久攻不下，敌人开始炮轰城门，妄图藉此打开一个缺口。在隆隆炮声中，守城战士们在战壕里架起锣鼓，敲打秧歌点，高唱革命歌曲，欢庆首战告捷，敌人还是寸步不能进入。

连续两天攻城受挫，敌指挥官气急败坏，连夜调兵遣将，集中30余门火炮，于第三天早晨开始不间断炮击。仅一个多小时，就有上千发炮弹倾泻在城门及其周围二三百米的地方, 整个城门沦为一片火海，外围城墙西北角被炸开一道数米的缺口。上午9时左右，敌军在十多挺机枪掩护下，成连排建制轮番向西门缺口处猛攻，同时，还出动装甲车、飞机掩护，争夺战更趋白热化，梁璞所部虽然伤亡严重，但还是以顽强的战斗力阻止了敌人的猖狂进攻。

此时，固守阵地长达四天的梁璞意识到，只有采取奇袭的方式打击敌军，于是，率一部北跨永定河，挺进敌后，在全歼榆垡守敌70余人后就地设伏，击溃北平援敌千余人。致使敌我双方冷战对峙状态，守城部队与十倍于己且装备精良的敌军已经激战7昼6夜，毙敌千余名，胜利完成了预定计划，是役是一场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典型战役。指挥员梁璞得到了上级的嘉奖，随后晋升为师级干部。

新中国成立之后，梁璞进步很快，他职位晋升很快，先后担任空军司令部作战处处长、作战部部长、副参谋长、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空军上校军衔，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64年晋升为大校军衔。成为一名军团级别的高级将领。在七十年代初，上级批准成立“宇航员训练筹备组”，产指定由空军参谋长梁璞主持，他非常认真地组织筹建了这一组织，着手建设宇航员训练基地，成为后来举世闻名的航天英雄的最先培养基地的雏形，可以说为祖航天事业的发展奠定基础。

然而，历史与人生的碰撞总是偶然又惊心动魄，1971年9月12日这一天，由于国庆节即将到来，时任空军参谋长梁璞提前准备，正在指挥车队组织国庆演练，就在次日凌晨，他命运的转折点发生了，正准备休息梁璞接到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值班调度员的电话，报告称256号三叉戟飞机在未预报的情况下从山海关机场起飞。在面临严峻局势下，他以最快的速度果断地赶赴空军调度室，梁璞先是直接对三叉戟飞行员潘景寅喊话，没有得到回答。

其实当时梁璞对256三叉戟上乘坐了谁根本不知道，因此，他对来到空军指挥所的李德生主任立即作出汇报：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向北，马上就要出国境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梁璞三次请示李德生，怎么办，是否拦截。李德生请示上级后说，得到指示，这架飞机不能找，不能拦截，让它飞。飞机飞出国境后，上级多次来电话查飞机上到底加了多少油。……梁璞反复核实，证实256三叉戟在山海关没有加上油，梁璞又组织参谋反复计算油量，认定256三叉戟只能飞到温都尔汗。

而就在同一天的凌晨3时15分，沙河机场报告，起飞了一架直升机，正向张家口飞去。根据上级指示，他积极组织拦截行动，得知周宇驰等人欲逃离时，他迅速安排战斗机拦截直升机，巧妙应对飞行员陈修文的趁乱调整罗盘的手段，最终确保直升机安全返回。梁璞与李德生坐镇空军调度室，度过了六天六夜的紧张指挥，共同应对那段关键时期，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了巨大努力，展现出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九一三事件后，空军成为“重灾区”，梁璞在六天的指挥中表现出勇敢与果断，在保卫国家安全的道路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空军历史中的传奇人物，后来这几年一直在“空军五人小组”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然而就在三年之后的1974年春节前，新任空军司令在一次大会上正式宣布三大“罪状”：一是目无空军党委（通知梁璞开会，他说有病。司令员、政委去看他，却看他在下棋）；二是不及时传达上级指示；三是对上级领导不尊重。反正似是而非。

随后，上级找梁璞谈话，对他实施“保护”，停职审查。因为没有揭出梁璞什么问题，够不上进“亚疗”的标准，把梁璞送到木樨地进行学习。后来又来到大荔农场进行劳动，农场里的职工，经常能看到一位身材中等、面容清癯、头发白多于青而且非常稀朗、穿着一件旧灰色军装的老人，手里提着一只小竹篮子，他那清癯的脸上总是那样安详、恬静，有时候在职工们看来还略带矜持、严肃，此时的他，从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到八年猪倌，有时梁璞每天练习写字，书法大有长进。

所幸的是，多年以后，组织认定梁璞与九一三事件毫无关联，没有任何问题，随后以享受副兵团待遇离休，享受晚年生活，晚年时有记者现场采访他时，他连连感叹，遗憾之极，眼中涌出了大串的泪花，哽咽着说不出话来，认为自己能安享晚年，即使是遭受一点磨难，没有丝毫的怨言，因为比起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来说，可谓幸运得多，看得出，他是在深深的怀念着自己那些出生入死的战友，他的宽广胸怀令人无比敬仰。2005年梁璞因病去世，享年8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