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通江县城地处川陕交界大巴山脉横亘全境，由鹰龙山余脉构成，横卧诺水河畔，古树参天，曲径通幽，山高路远沟深、茫茫森林绵延，风景虽然优美，自古为偏远闭塞落后的区域。“通江”这两个字是后来改的，由于境内有一条河叫通河，即宕河、诺水河汇流而成的一条河流，古时候交通不便，人们大都依水而生，通江城也临水而建。在方圆几百里中，只有这里能够借由水路通往南方，乃至通往川外，因此人们便称此地为通江，为“通江达海”之意。
这个远在四川东北角落的县城常常隐匿在人们的视线中，却在县城的中心地带有一片古香古色的建筑，碧瓦飞甍，颇为大气的建筑，这里从前是通江的文庙，但门上高挂着一副匾额，其上题着“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旧址”几个金字，这便是人们常常提到“一府三乡”之称，“一府”便是红军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首府，所以后人把这里称为孕育红四方军发展壮大的摇篮。
走进这个革命旧址，我们看到里面的雕塑及文字介绍得知，当年红四方面军的领导机关，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副总指挥王树声、参谋长曾中生在这里运筹帷幄，领导指挥红四方面军和川陕苏区地方武装，抗击敌人的围剿，通过几年时间的努力，使这支当年红军队伍中三大主力之一的红四方面军发展到八万正规的精锐部队，当然，不得不提也绕不过去的是，这支部队的领导机构中，还有一名核心人物，虽然在特殊的年代经常隐讳不提，但在民间百姓的谈资中，是常常念叨的，那便是红四方面军集体领导成员之一的张国焘。
别开张国焘后面当叛徒的可耻行径不提的话，在1932年至1935年这段跨度为三年的时间里，红四方面军指挥部驻于通江文庙，这里便成为川陕红色革命的中心，无数的命令从这里发出，“三路围攻”和“六路围剿”被彻底粉碎，并且取得了空山坝大捷等一系列胜利，在红四方面军的发展壮大，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当年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一支能经常打胜仗的部队，自然有一个好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名灵魂人物，这样在民间就流传开了领导这支红军队伍张国焘的事迹，使他在通百姓心目中成为神一般的人物。
据通江一带老一辈子的人听他们的父辈介绍说，张国焘当年在通江的“神化”，起源于二十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次小规模的农民起义。那是1912年的那个秋冬季节，当时清朝刚刚灭亡，一时陷入军阀混战的乱局，各地豪绅地主趁机压榨百姓，巧取豪夺，民不聊生，老百姓的生活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此时，通江苦草坝有一位名叫张昌祥青年农民揭竿而起，组织贫苦农民拿起锄头、镰刀，打着红绸为旗帜，专门打击土豪劣绅和作威作福的官府，开仓放粮，打富济贫，一时队伍迅速扩大。
这场农民起义在通江引起巨大反响，一时如火如荼，特别是在苦草坝演兵场，队伍整齐的步兵队列，人人持矛挥刀，英姿飒爽；雄壮的骑兵队伍，个个跨马横戈，威风凛凛；在战鼓擂动时，一统帅飞奔而来，这名起义领导人张昌祥立马横刀，以威严的目光扫视全场，后发出号令，在其鼓角相闻的范围内，东边粮仓座座，西边营房排排，当地民众以为有这样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全体百姓都拍手称快。
然而，就在起义的号角吹响不久，官府便调集重兵前来镇压，最后这支当初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部队被官府血腥镇压下去后，起义首领张昌祥不知是死于乱军之中，还是远走高飞了，反正从此后再无下落。那时代刚刚从封建社会走出的老百姓，特别是象通山这样偏远地区，没有文化的民众多数仍受神权命运等旧观念所支配，在这起义过程中，认定农民起义的领导人张昌祥指挥起义队伍，并不是一般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自然树成救苦救难的菩萨转世。在一些受到恩惠老百姓的家中，甚至还塑着他的雕像以示纪念。
历史的烟云忽忽吹过，20年后的1932年，还是那个秋冬季节，还是那群打着红绸（红旗）的队伍，还是专门整地主豪绅，帮助穷人，浩浩荡荡地开到通江，一时间民众沸腾，老百姓四处一打听，这支队伍的名称是叫红军，更让他们称奇的是，这支队伍的领导人也姓张，竟然叫张国焘，这里的乡下人没有直接受过革命的洗礼，根本不知道红军是什么回事，据一些20年前曾经偶然见过起义领导人张昌祥的老人，探头探脑在红军队伍中得来的消息，红军的这名张姓领导人与当年的那名长相一模一样，而且年龄也差不多，便传播出去消息，现在的此“张国焘”，就是20年前领导农民起义的张昌祥，只不过改了个名字而已。
一时间这种讹传风靡一时，迅速传遍了整个川北苏区，为一般乡下人所深信。甚至那位农民暴动领袖张昌祥流落到外地的妻子，得到消息后，拖着孩子从外地赶过来，来证实这名红军领导人是不是她失踪了的丈夫。就这样，大家认定此就是彼张，传得更离谱的是，称张昌祥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在外得神仙点化，脱胎换骨，现在又领着神兵回来了。
这种说法在具有浓厚封建迷信色彩的老百姓中间影响力非常大，很快便传遍了整个通、南、巴地区。如果张国焘不是通江苦草坝的张昌祥，为何会带着大军开到大巴山来？而且视大巴山为家园，对“干人”爱护备至、视作亲人？那个年代的人，满脑袋神权命运旧观念，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一支与他们祖祖辈辈所见所闻过的四川阀部队截然不同的红军，而这支红军全中国那么多地方不去，偏偏要到这通、南、巴来？在他们的意识中，无论什么样的军队开到这块地方，总是胡作非为，闹得人心大乱鸡犬不宁，唯独这支红军一反其它军队所为，专替穷人说话撑腰打抱不平。还把地主老财家的土地财物分给穷人，盘古开天地，哪里听说过这样的事？
虽然这个时候张国焘和红军的所有高层领导人，都在一些会议和宣传上，千方百计地告诉百姓我们红军队伍的性质、宗旨和任务，同时指出张国焘根本不是四川人，是出生在江西萍乡上栗金山镇山明村，早年在北京读书等等，但由于当时信息传播渠道不是很灵，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被“神化”的张国焘在通江仍然象神一般地存在。
今天，在通江县城五一村仍然保留着一幢老式建筑，此地前临诺水后依山，一楼横卧诺水边，在这座楼下有一块石板桌子，他的战马拴一侧，楼下住的警卫人员在这张桌子上下棋对弈，桌子上留着一个刻度非常清晰的棋盘。这便是张国焘在通江时的居所，有一些地方干部来到这座楼前向他汇报工作时，便觉得此人城府很深，是个脸上没有春夏秋冬的人，也就是脸上没有表情，说起话来很慢，还哼哼哈哈的，在肚子里打主意，有时又很粗暴，很跋扈。
不过，随着红军在这一带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张国焘的名气自然也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这里打了几仗取得胜利之后，张国焘成为四川军阀们的眼中钉、肉中刺，千方百计地想把他除掉，在全川各地城镇、乡村、通衢、渡口广贴告示，声称谁提着张国焘的脑袋来见，给予10万大洋奖励，面对如此巨奖，的确有不少人去冒险想发财。这一阶段，出现了两次对针对他的暗杀事件，一次张国焘路经一个小乡场，埋伏的杀手从楼上扔出手榴弹，他的两个贴身卫士当场炸死，自己竟毫发无损。另一次杀手装扮成送菜农民潜入通江城红四方面军总部，深夜摸到张住的木楼，被起床小解的参谋邱世岳撞见，杀手挥枪将邱面部打得血肉模糊后逃走，张又躲过一劫。
在这一阶段，张国焘的安全保障问题成为总部首长最为关切的问题，在一次由黄超主持的保卫工作会议上，连在前线指挥作战的陈昌浩等也特地赶回来参加，总部警卫排一共４０个人，全都是从作战部队里精挑细选出来的，个个都很能干，有的还有绝活，这些人全部配有座骑，个个身挎２０响的盒子枪，另配四挺捷克式轻机关枪。在其依据的外围，码头、城门设立多处哨卡，检查过往行人，同时，还配备一些便衣侦察员，以各式各样的身份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这几道防线，将他的住所象铁桶一般保护起来。
尽管是戒备森严，但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还是有一次，张国焘差一点被丢了性命。1934年底，红四方面军苦战数月，粉碎敌人的六路围攻，攻克川北重镇绥定（今达川市），占领著名的盐城南部后，反六路围攻取得了空前的大胜利，为此，总部决定在通江召开祝捷大会，邀请当地著名的川剧洪祥戏班助兴，那时整个通江城都充满了喜庆气氛。
这个戏班的班主名叫金泰合工须生，儿子金宝林艺名金童儿，工武丑，名声比他父亲还响亮，最拿手的是《皮金滚灯》、《三叉口》，父子俩接到红军邀请前往祝捷演出时，有４名不速之客登门拜访，来人正是“四川剿总”刘湘的武术教官江湖上人称“贺神腿”的贺朝正和他几个武艺高强的徒弟，他们化装成采购银耳的成都客商，先是进入苏区绥定，原准备次日潜入通江，此时他得到消息，洪祥班金泰合、金童儿父子要去为红军祝捷演出，贺朝正灵机一动，心里琢磨，这么大的庆祝活动，张国焘肯定要参加的，而且演戏时人多，枪响之后全场必然大乱，脱身的可能性也要大得多。于是他们便找到了金家父子，称有要事前往通江，望能混在戏班里进入，并许诺事成之后给他们每人1000元大洋，自己足足可以赚个98000元，真划算。
洪祥班金家父子看到这贺朝正出手大方，当下掏出一根金条，作为定金。一时心花怒放，借口是戏班人员混进通江，那岂不是小事一桩，一开始金氏父子不知道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刺杀张国焘，但却明白他们肯定是干与红军作对的事情；也知那可是九死一生的买卖，但抗不住黄灿灿金条和白花花银元的诱惑，便答应帮忙。但是到了通江后，金氏父子见贺朝正四人关在屋子里商量。他们鬼鬼祟祟的样子，不知要捅出啥大祸事，心中也难免发虚，越想越害怕，最后，父子俩拿定主意，得先为自己寻条退路。便找了一条小船准备逃跑。
这天晚上开始演出，戏班自己带来的两盏气灯，把整个舞台和操场照得大亮堂堂。剧目是大戏《白蛇传》，张国焘的位置是最前面三排长凳。为了领导的安全其见，几十名流动哨在担任警戒，旁边也有几名警卫坐着，寸步不离盯着周边随时可能发生的情况。当然，安保人员肯定没有想到的是，贺朝正等人已经身着戏装画上脸谱，这次杀手竟然化装成戏台上的演员，居高临下开枪射击，这的确是令人防不胜防，看来张国焘是凶多吉少。
俗话说，人算不如天算，贺朝正的如意算盘是这场戏演到高潮，即“水漫金山寺”时，那出锣鼓齐鸣，闹闹腾腾，鱼兵虾将一齐上台，身穿戏装的刺客拥上台去，一齐向距台口仅咫尺之遥的张国焘开枪，然后击灭气灯，在黑暗中乘乱逃出。谁知戏刚刚演半个钟头，天上就下起了雨，由于这个是露天剧场，雨虽不大，可毛毛雨能湿衣裳，加之时令已入冬季，风雨交加，冷得很。身边的警卫张国焘眼镜上的玻璃片让雨水打湿了，他不停地用手指在镜面上揩，便撑开红油纸伞替他遮雨，张国焘回过头叫警卫把油纸伞收了，并低声吩咐：“反正这川戏我也听不懂，我们就回去。”说罢起身要离去。
谁知他没有走上几步，“砰砰”几声枪响，张国焘左侧的警卫员小田倒了下去，原来，台上的贺朝正见他们要离开，心想这么好的机会失去了，在慌乱中撩开耳幕赶紧开枪，谁知并没有击中正在移动中的张国焘，而且这枪声一响，满场顿时大乱。紧接着，两盏气灯几乎同时被击灭，操场上黑影憧憧，板凳踢倒了，桌子掀翻了。正在外围巡逻的警卫人员两只眼睛时刻盯着首长，随后象闪电一样窜上来，用自己的身体组成屏障，将几位首长簇拥在中间，一边保护着首长快速向大门口走去，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的动静。
此时一片黑暗的剧场中，枪声响得像爆豆子一样，布置在四处流动警戒的卫士们立即围了上来，戏台上的那几个人已经是插翅难逃，随后全部落网，包括戏班的金家父子等悉数被抓到，次日押赴市曹公审处决。远在成都坐镇指挥的“剿总”刘湘听到派出去搞暗杀的人全军覆没时，不住地哀叹：看来这样的招数对付红军是不管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