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纷飞的1947年1月23日，根据延安最新来电的指示，整个华东地区的我党政军机构，在山东临沂实施全面整合：原华中分局整体并入到“华东局”；原山东军区（新四军军部兼）和华中军区合并，正式组建“华东军区”；原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编 ，正式组建未来威名赫赫的“华东野战军”。
（饶、粟影像）
彼时这三个机构的主要首长名单，历史爱好者多有了解，其中华东局为：书记饶漱石，副书记陈毅和黎玉；华东军区：陈毅担任司令员，饶漱石担任政委。
而华东野战军以陈毅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担任副司令员，担负主要对敌作战任务；华东军区的任务是保卫解放区和政权，同时作为华野的辅助力量，自此，华东解放战争开启了新的篇章。
一定要注意前述三个机构的排名顺序，即在行政层面上，党的机构华东局领导着华东军区，华东军区领导华东野战军，这是没有含糊的，许多战争影视剧忽略了这方面的展现。
不过在解放战争期间，各大野战军在作战相关事宜上，又直接受军委的指挥，所以野战军属于双重领导的体制，而各大军区则更多承担了：支前工作、战役配合、后方警备和新兵补充等任务。
华东军区作为一级军区，组建之初领导着渤海、胶东、苏中、苏北、鲁中、鲁南等二级军区，指挥着地方部队36万余人，注意这其中不包括华野的27万兵力。
军区当时的其他主要首长名单为：张云逸任副司令员，黎玉任副政委，陈士榘任参谋长，舒同任政治部主任。
（陈、粟影像）
一、华东军区撤往胶东根据地
1947年2月初，坐镇徐州的敌“参谋总长”陈诚，纠集八个整编师共20余万大军，由南向北扑向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临沂，同时又从济南调动三个军南下，企图南北夹击我华东野战军。
为了争取战场主动，我军先是在阻击战中节节抵抗，予敌重大杀伤后，于2月15日主动放弃了临沂。而最先攻入临沂的敌军，便是大家熟悉的整编第83师和整编第74师，可谓嚣张一时。
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张云逸将军，当时还就我军撤出临沂，发表了公开谈话，在谈话中明确指出： “蒋军必然被歼，临沂一定收复”！临沂失守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随华东野战军撤离，向沂蒙山区转移。
仅仅三个月后，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便在临沂以北的孟良崮地区，全歼了老对头整编第74师，毙中将整编师长张灵甫，给了敌人以迎头棒喝。此间，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机关，基本是跟随华野司令部共同行动的，毕竟首长职务也多有交叉。
转折出现在1947年夏季，为了配合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根据军委的指示，华东野战军于7月初，实施了著名的“七月分兵”，调出五个主力纵队杀到外线，深入到敌占区遂行作战。
陈毅、粟裕则率领五个纵队（含特种兵纵队），继续坚持内线作战，结果7月中旬在南麻、临眗战役中遭遇失利，而外线部队的战况也不容乐观，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华野实施了再次分兵：
陈粟首长亲率“野司”、第6纵队和特种兵纵队，赶赴鲁西南地区，直接指挥华野主力（西兵团）的作战；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则率领另外三个纵队，亦即第2纵队、第7纵队、第9纵队，前往胶东根据地坚持斗争。
1947年8月初，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主要领导饶漱石、黎玉、张云逸等人，率机关人员随许世友第9纵队行动，先期开拔前往胶东；几天后，谭震林率伤亡较大的第2纵队和第7纵队，也向诸城方向转移。
（饶在军调期间）
其后不久，第2纵队奉命南下苏北，而第7纵队、第9纵队和新组建的第13纵队，则奉命在胶东地区合编为“华野东兵团”，也就是后来的山东兵团，以许、谭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自此，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机关，与华野司令部事实上已经分开行动，开始直接指挥山东兵团的作战，这一分开就是一年多。
陈、粟率领的野战军司令部挺进中原后，尽管与华东军区司令部处在两地，但是军区首长名单是没有变化的：华东局副书记、华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仍然还是华东军区的司令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兼华东军区政委。
一直到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之前，华野司令部才正式与华东局、华东军区机关实现会师，彼时华东局的常委名单是：饶漱石、陈毅、黎玉、张云逸、舒同、谭震林、邓子恢、粟裕共八人（1947年2月增补以后）。
二、“总前委”指挥渡江战役
两个月以后，轰轰烈烈的淮海战役打响，随着敌人主力全部收缩到徐州附近，我中原野战军主力也跟踪进抵华东战场，形成了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格局，广袤战场上同时存在的，还有华东局和华东军区、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两套领导体系。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在淮海战役打响后的1948年11月16日，军委指示成立了“淮海战役总前委”，以中原局、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的刘邓首长，以及华东局、华东军区、华东野战军的陈、粟、谭首长共五人组成，实施全权战役指挥。
之前撰文说明过，“总前委”是在涉及到两个以上野战军联合作战时，临时成立的党在军队中的最高指挥机关，饶漱石由于之前并非华野前委委员，因而并未入选，战役期间以华东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身份，统筹华东解放区的支前和后方工作。
既然是临时性机构，一般情况下，战役结束便会撤销，然而1949年初淮海战役结束后，军委却令“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履行职责，只是更名为“渡江战役总前委”，全权指挥两大野战军部队、两大军区地方部队，准备打过长江去。
根据军委的统一·部署，华野和中野将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休整和整编，然后再向江南进军。
休整期间，中原野战军整编为“第二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整编为“第三野战军”，仍以刘邓分任二野司令员和政委，陈毅任三野司令员兼政委，华野代司令员粟裕改任三野副司令员。
在长江下游地区的对岸，敌人只有“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的45万人，且建制不全士气低落。理论上说，以第三野战军的58万大军、以及华东军区所属的30余万地方武装，完全有能力单独遂行渡江任务，强渡天堑消灭敌人。
然而军委的指示电非常明确：两大野战军完成渡江准备工作后，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二野和三野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渡江战役仍在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进行。
这就意味着，解放军将出动二野的28万兵力、三野的58万兵力、中原军区和华东军区所属的30多万地方部队，共计120万大军实施渡江战役。为什么“杀鸡也要用牛刀”呢？除了集中优势兵力大打歼灭战的指导思想外，其实另有用意。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如果解放军攻取西方在华利益最多的上海地区，会不会引发美国的武装干涉？是必须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早在1949年初，苏联代表米高扬造访西柏坡时，就提出了“划江而治”的意见，理由就是渡江很可能引发美军干涉。
毛主席当然绝不允许出现“南北朝”的局面，不过“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最坏处着手，向最好处努力，又是伟人一贯的思维方式，因此渡江战役之前，对此潜藏的危险必须做到未雨绸缪。
三、改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
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西柏坡强化了渡江战役中军政两方面的准备，在军事上，以总前委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两大军区的120万大军，其中三野主力负责在渡江以后，解放沪杭等重点地区，而二野主力则直出浙赣线。
也就是说，二野主力的作战区域，是位于三野的侧后方向，既要解放浙西、皖南和江西等地区，同时担负着沪浙闽战役预备队的重要任务，一旦出现美军武装干涉的情况，可随时驰援三野的作战。
在政治上，为了加强渡江战役以及进军宁沪杭地区后的领导，决定改组“加强版”的华东局和华东军区。1949年2月11日，西柏坡为此专门复电总前委：“同意你们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
电文同时指示：“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四同志参加华东局为委员，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也就是说，中原局几位主要军事首长，将奉命加入新的华东局。
1949年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会后专门召开了酝酿华东人事安排的座谈会，会议最终决定，由十七名委员组成新的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在华东局的领导下，再以饶漱石等十一人组成“上海市委”，以饶漱石为市委书记、陈毅为上海市长，具体执行接管上海的任务。
我军的大原则是”党指挥枪“，既然华东局的领导名单和顺序有了变化，那么华东军区的首长名单也要相应进行调整，于是自1949年3月起，也就是渡江战役发起之前：
刘伯承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改任第一副司令员，张云逸仍任副司令员；邓小平出任华东军区第一政委，而饶漱石按排名顺序降任军区第二政委。
前一段历史大剧《破晓东方》播出时，一些观众总以为，我军进驻上海的最高首长应该是饶漱石，头条上此类质疑也比比皆是，显然这样的感觉，那是非常错误的。
当时在上海的最高首长，无疑是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兼第二野战军政委邓公，其他所有党政军机关和首长，皆在邓公的领导之下。
至于由刘邓首长分别出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原因，想必读者都很清楚：党内地位和军队资历在那摆着，这跟二野和三野各自拥有多少部队没有关系。
早在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时，总前委书记、常委、委员的名单和顺序就说明了一切，关于这个问题，就不过多展开说明了。
四、刘邓首长离开华东战略区
1949年4月20日，百万雄师过大江，几十万敌军土崩瓦解，战役进程非常顺利。至5月中旬，三野主力包围上海并解放杭州，二野主力也横扫浙赣线上的敌人，在南京至江西沿线地区整补待机。
而预想中美军出兵干涉的情况，并没有出现，当三野先头部队向上海逼近时，停泊在黄埔江和吴淞口的美国军舰，纷纷集体撤往外海，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姿态。
也许认为蒋政权是烂泥扶不到墙上，也许是受各方面因素的牵制和影响，总之“纸老虎”没有敢露出獠牙来，我军周密的战前准备，可谓是虚惊一场。
早在3月间改组华东局的时候，西柏坡一度决定“中野确定两年内留华东，不做新的机动”，也就是要认真配合三野经略东南，以保证江南富庶地区的稳定，这里毕竟曾是敌人的统治中心，以及西方列强势力侵入最深之地。
（上海解放）
我们在《大决战》等影视剧中，多看过陈毅被任命为上海市长后，主动请辞并恳请以二野进驻上海的桥段，便是发生在这个决策的背景之下。
陈老总认为“中野太苦了”，理应到上海进行休整和补充，不过中央没有同意，只任命刘伯承为南京市长兼军管会主任，仍以三野接管上海。
既然潜藏的危机并未爆发，随着战局的变化，二野在华东作为战略预备队的任务终于解除，至上海解放后的5月下旬，毛主席开始酝酿新的大进军计划，在致总前委的电报中指出：“二野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
也就是说，中央调整了“二野两年内留在华东”的原定计划，确定将以刘邓首长领军，担负解放大西南的战略任务，刘邓首长自然也将离开华东，如果继续担任华东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职务，显然就不合适了。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隐蔽我军从湘西杀入川东的真实战略意图，二野进军西南那是秘密军事行动，因此如过早进行华东地区人事方面的调整，肯定不利于保密工作。
1949年7月间，华东局第一书记兼华东军区第一政委邓公，动身回北平汇报工作和治疗休养，关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班子调整，才逐渐提到日程上来。
各方面条件成熟以后，1949年8月15日，邓公正式免兼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全部职务，不久改任新组建的“西南局”第一书记，同时以第二野战军政委的身份，兼任稍后成立的“西南军区”政委。
第二野战军的其他几位首长，也不再担任华东局的有关职务，关于这段历史，笔者前一篇文章有详细的介绍，不再赘述。
也是在同一天，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的领导班子，重新进行了相应调整：饶漱石恢复华东局第一书记、华东军区政委的职务，直到1952年“五马进京”；再以陈毅为第二书记、谭震林为第三书记、张鼎丞为第四书记。
在此期间的1949年6月，华东军区已与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合并（各自保留番号），刘伯承免兼华东军区司令员后，陈毅恢复军区司令员职务，同时以粟裕为军区副司令员（兼三野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军区副政委（兼三野副政委）。
1955年4月，根据重新划分大军区的决定，华东军区正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南京军区”，首任司令员许世友、政委唐亮；而原属华东军区的山东军区，则改编为人民解放军“济南军区”，首任司令员杨得志、政委王新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