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未来的开国十大元帅中，仅有六位出现在观礼台上，彭、林、叶、徐四位首长因故未能参加，其中的前三位皆因战事紧张，着实不方便离开工作岗位，分别时任西北军区（一野）司令员、中南军区司令员（四野）和广东军区司令员，而徐向前的情况最为特殊：正在青岛养病。

（开国大典上的五帅）

时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由于过度劳累，在太原战役的后期就已经病倒了，肋膜炎复发得非常严重，连续高烧不退，后来只能躺在担架上，坚持在前线指挥作战。

在这样的情况下，军委特别委托参加重要会议后，准备赶回西北的彭老总，中途转道太原城下，临时接替了徐帅的指挥权，率大军发起总攻，一举解放围攻了半年之久的太原。

1949年6月中旬，在中央有关部门的精心安排下，徐向前偕夫人、孩子和几名警卫人员，乘车经石家庄、济南等地，前往青岛进行休养。

行至济南，徐向前一行受到了热情接待，他在四方面军的老部下许世友，正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整整盘桓三日后，再一路辗转，于7月中旬到达气候宜人的青岛，住进了山海关路17号。

这是一座幽静的小院，位于青岛八大关海滨疗养区，然而一段时间以后，虽经医生们多方治疗，徐帅的病情仍无大的好转，尤其是并发的呕吐，几乎让他无法进食，更别提专心工作了。

（徐向前）

眼见我军在全国各战场上凯歌高奏，自己却不能领兵杀敌，徐帅急得不行。实际上，徐帅心中最迫切的愿望，是率领第一野战军全面解放大西北，特别是消灭宿敌“马家军”，以慰籍那些牺牲在西征路上的四方面军将士们。

当时彭老总是以“军委副主席、解放军副总司令兼总参谋长”的职务，兼任的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如果徐帅身体条件允许，能够领军经略大西北，彭老总是完全可以卸任兼职，调回北京工作的。

可惜病来如山倒，徐帅遗憾地失去了这个雪耻的机会，心中自然烦闷不已，也无形中影响了病情的好转，不得不继续滞留在青岛。

不料三个月后，一个新的重要任命又让他心急如火起来：1949年10月19日，军委正式任命徐向前为解放军总参谋长，而副总参谋长却是时任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

（开国大典上的聂帅）

一、总参谋长人选的变化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是中央军委的重要军事机关（如今称为联合参谋部），用军事术语来说，也是解放军的总司令部，因此总参谋长（简称总长）一职可谓至关重要。

我军在红军时期、抗战时期的总参谋长人选，笔者之前多有文章说明，在此不展开介绍了，这里着重解释一下，解放战争时期的人选变动情况。

在1945年党的“七大”上，军委副主席、我军“延安总部”副总司令彭德怀，被任命为直属军委的总参谋长，统一领导各战略区的日常军事工作。

1947年3月间，胡匪军进犯陕甘宁根据地，彭老总临危受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一野前身）的司令员兼政委，注意这是以上级首长身份担任的兼职。

在彭老总率兵作战期间，总参谋长一职，则由同样是军委副主席的周公暂代，换句话说，在解放战争最艰苦的时段，周公曾是毛主席的主要军事助手，共同负责“中央前委”的工作。

1947年6月，我军总部机关正式改称“人民解放军总部”，此前负责“中央后委”工作的叶帅，重新接任总参谋长。

（朱老总和聂帅）

解放战争收官阶段，叶帅先后担任北平市长和广州市长，以及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等职务，尤其是他奉命南下以后，已经事实上脱离了总部工作，此间仍由周公兼任“代总参谋长”。

新中国成立在即，周公是当仁不让的“政务院总理”人选，行政事务繁杂，实在分身乏术，另选总参谋长成为当务之急，然而老帅们当时各有重任在肩，可供选择的人选实在有限。

军委最初的想法，是决定调“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进京，担任总参谋长一职，毕竟刘帅在红军时期、尤其是在长征路上，较长时间担任总参谋长一职，轻车熟路。

在专业素养方面，刘帅那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的，红军走向正规化的先驱人物；在实战经验方面，更是八路军129师和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的军事主官，各方面都比较合适。

然而刘帅婉拒了这一任命，坚持要去办学，最终得到了军委的同意，后出任南京军事学院的院长。

（陪同朱老总阅兵）

其他几位老帅的情况是：朱老总任解放军总司令，彭老总在西北、林总在中南、贺老总在西南、陈老总在华东、“叶参座”在华南，罗荣桓又已确定担任总政治部部长。

如此在未来的十大元帅中，能够担任总参谋长的人选，仅有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可供选择了，于是主席最终决定：“看来，是时候请我们在青岛养病的名将子敬（徐向前字）出山了”！

这里先说聂司令员的职务变化，平津战役胜利后，聂荣臻仍以华北军区司令员的身份，“兼任”平津卫戍区司令员、北平市长、北平军管会主任等职。

叶帅南下以后，1949年6月聂帅再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协助代总参谋长周公的工作，也就是说，聂荣臻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升任“副总长”了，在周公无法继续兼任代总参谋长的情况下，聂帅接任总参谋长似在情理之中。

然而毛主席一锤定音，做出了出人意料的决定：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徐向前，直接出任解放军总参谋长，反而一跃成为了聂荣臻的上级！

（阅兵总指挥）

二、华北军区组建的特殊性

许多历史爱好者对此感到不解，毕竟在华北军区的职务排名中，聂荣臻是司令员，而徐向前是第一副司令员，妥妥的上下级关系，如今却以徐帅为“总长”、以聂帅为“副总长”，这样的人事安排似乎不合常理。

其实是有所误读的，众所周知，抗战爆发时徐帅担任的职务，是八路军第129师副师长，跟聂帅所在的115师（包括晋察冀军区），并非一个系统。1941年徐向前从山东调回陕北后，也是跟贺老总搭班子，担任联防军副司令员。

1947年6月，身体基本康复的徐向前，重新披挂上阵，被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专司山西地区的作战指挥，跟聂帅的职务仍无交集。就序列上来说，徐帅率领的三个新老纵队，属于“刘邓大军”的一部分。

期间徐向前率部多次以弱胜强，揍得阎军节节败退，至1948年5月，军委重新调整战略区划，将黄河以北的解放区，全部纳入到新成立的华北军区，其中自然包括山西老区。

（聂帅在军调期间）

华北军区司令部的构成，则是晋察冀军区机关的全部、晋冀鲁豫军区留在老根据地的机关一部，在此情况下，原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顺理成章出任“华北军区”司令员，徐向前只能屈就第一副司令员。

不过以徐向前兼任司令员的华北军区第一兵团，在作战上，并不接受华北军区司令部的指挥，而是直接对军委负责，包括山西战场的组织、行政和后勤工作，第一兵团也有相当的独立性。

这支转隶华北军区的部队，既是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子弟兵，也是比较特殊的存在。彼时华北军区的另外两个兵团，同样直接由军委掌握，换句话说，聂司令员主要负责军区行政和地方武装，并无野战指挥的任务。

因此聂荣臻和徐向前在华北军区的“上下级关系”，其实只是名义上的，聂司令员无权指挥山西战场的作战，徐副司令员也没有实际参与华北军区司令部的工作，双方同时接受西柏坡的垂直领导。

军委对于徐帅和第一兵团，为什么做出如此特殊的安排呢？一方面，华北之敌是由傅、阎两部分组成的（华北剿总和太原绥署），双方并无直接隶属关系，这俩军阀的关系也非常微妙。

有鉴于此，华北我军也是分成两线作战，其中徐向前的第一兵团，承担着单独打击晋军解放山西的任务，而华北军区另外两个野战兵团，主要是跟傅作义指挥的绥远系军队和中央军相周旋。

既然战略任务并不相同，因此徐向前兵团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以免多层指挥贻误战机。另一方面，聂徐二帅此前也没有共事过，而徐副司令员的军队资历，又明显高于聂司令员，必须加以特殊考虑：

1931年徐向前出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时，聂荣臻还只是红一方面军的红1军团政委；长征路上，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徐向前曾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理论上更是聂荣臻的直接上级。

（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三、为何任命徐帅直接出任总长？

由此可见，两位老帅在华北军区的职务，更多的是一种临时性办法，理清了这层，便知军委直接任命徐帅为总参谋长，并无不妥之处。而远在青岛的徐向前，在接到任命通知后，第一反应是非常地不安。

徐帅不仅考虑到跟聂帅的职务关系问题，同时也认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胜任，遂立即致信军委请辞，而毛主席的态度十分坚决：“且在青岛安心休养，病好了再上任，这个位子会给你留着。”

在华北军区司令员此前已任副总长、在徐帅暂时不能履职的情况下，毛主席为何如此坚持以华北军区副司令员担任总长呢？除去徐帅的革命经历和军队资历外，其实还有另外三个重要的原因。

1、总参谋长岗位职能的需要

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10月，我国华东、华南、西北和西南的部分地区，仍未得到彻底解放，敌人还有150万以上的军队，分布在上述地区负隅顽抗，因此我军当时的军事作战任务并不轻松。

而总参谋长是全军的司令部首长，也是具体执行军委指示的重要职能岗位，军事才能是硬性条件，徐向前毕业于黄埔一期，其优秀的大兵团指挥能力，早在红军时期就展现的淋漓尽致，完全胜任这个岗位。

历史上没有百战百胜的将军，即便西征之败的主要责任，也不应由徐帅来承担，当时拥有部队最后决定权的，其实是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徐为副主席）。

笔者个人感觉，若非有其他因素干扰，或者徐帅拥有军事指挥的全权，西路军的结局肯定会更好一些，经历过”血战漫川关“、“反六路围攻”等危急局面的徐帅，军事应变能力绝对是强悍的。

比较而言，聂帅在执行党的政策、根据地建设等领域，确有过人之处，但是在战役指挥层面，还是存在短板的，毕竟在红军时期主要担任政治主官，须知“总长”跟“防长”的性质有所不同，那是最高军令首长。

因此，毛主席对徐帅的军事才能和指挥能力，那是非常认可的，这也是选择徐帅直接出任总参谋长的重要原因，事实上，在粟裕病重的情况下，徐帅还是志愿军司令员的第二候选人，可见一斑。

2、对徐帅军职偏低的“补偿”

在1937年8月22日的洛川会议上，改组后的中央军委共有11名委员，未来的十大元帅中有七位入选，其中就包括徐向前。而未当选的三位分别是陈毅、聂荣臻、罗荣桓，他们直到1945年党的“七大”上，才增补为军委委员。

在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谈判中，我方原拟的条件是编组为四个军，徐向前亦是军长人选之一（林贺刘徐）。然而最终的谈判结果，八路军只能编为三个师，徐向前因此错失军事主官职务，出任第129师副师长。

到解放战争后期，陈毅是三野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是华北军区司令员、罗荣桓也是四野的政治主官，而徐向前还只是大军区的副司令员，显然党内职务和军职是不匹配的，于情于理都应做出调整。

既然当时的各野战军各大军区，均已“名花有主”，那么总部正职（总参、总政、总后等）是较好的选择，而最合适徐帅的职务，无疑就是总参谋长。

3、徐帅是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

读者应该注意到，解放战争时期，我军五大战略区的军事主官，甚至军政搭档，都出自红一方面军（闽赣苏区）：包括一野的彭老总、二野的刘邓首长、三野的陈粟首长、四野的林罗首长和华北军区的聂司令员。

战争年代，为了保证各战略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能够认真理解和贯彻军委的指示精神，这样的安排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全国解放以后，本着“五湖四海”的精神，人事安排自然要进行调整。

红四方面军系统堪称名将如云，彼时分布在四大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担任兵团司令员、军长、师长的大有人在，唯独没有担任大军区（野战军）正职的领军人物，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为了团结也好，为了平衡也罢，作为红四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徐向前出任总长都甚为必要，毕竟稍后开始的军队评级和评衔工作，也是要参考所任职务的，而毫无疑问，徐向前一定是元帅军衔。

（聂、徐二帅在授衔仪式上）

即便在徐向前因病不能到职的情况下，军委也并未调整“总长”的人选，1950年起，只是任命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为“代总长”，所以我们在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中，能够看到聂代总长向主席汇报的镜头。

1951年赴苏治疗的粟裕将军，康复回国，旋被任命为第二副总参谋长，聂荣臻为第一副总参谋长兼代总参谋长，但是“总长”一职仍为徐帅保留着，直到1954年10月，才正式由粟裕接任总参谋长，由此可见主席的态度。

在1955年授予的十大元帅中，徐向前排名第八、聂荣臻排名第九，也从另外一个角度，基本说明了两位元帅的资历深厚程度，以及1949年调整徐帅职务的必要性，至1978年以后，徐帅还一度担任了“防长”职务。

（晚年的徐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