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爆发“加上将衔”28名,川军为何独占8员?将星竟有两大妙用

度度狼观抗战 2023-09-21 06:19:09

1935年4月2日,首批叙任的陆军一级上将名单,在民国的各种媒体上新鲜出炉,不多不少正好八个。正在成都吃酒的“四川王”刘湘,匆匆看完报纸,找来找去没有发现自己的名字,心中大为郁闷,再喝口酒自我安慰道:罢了,谁让咱没有参加北伐呢?只顾着争霸四川,忘记买原始股了!

(陆军二级上将刘湘,追晋一级上将)

确实如此,在这八名陆军一级上将中,有中央军(何应钦)、西北军(冯玉祥)、晋绥军(阎锡山)、东北军(张学良)、桂军(李宗仁)、粤军(陈济棠)、湘军(唐生智)的头面人物,甚至滇军都有了代表(朱培德),唯独却没有川军的!

其中最让刘湘来气的是张学良:那个年仅35岁的少帅,几年前还是北伐军的敌人呢!要知道,四川大小军阀们,早在1926年10月间,就已宣布“效忠”了国民政府,因为那个月北伐军攻克了武汉。

四川这些军头们眼见大势所趋,只怕北伐军视川军为敌,几乎同时宣布”易帜“ ,其时间比奉军改编为“东北军边防军”,还要早上二年多,张学良是1928年底才归顺南京的。

所以刘湘很不爽,然而仅仅一天以后,再公布的“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彻底让川军将领炸了锅:老蒋这是要闹哪样,拿我们40万川军当空气咯?

(刘湘夫妇)

一、四川军阀“兵多官小”

在这一天公布的首批21名陆军二级上将名单当中,川军的一大票高级将领,只有刘湘一人上榜,且排名只在第四位,川军其他所谓大佬,军衔最高者也不过是陆军中将。

比如曾是北洋“森威将军”的杨森,1924年就已是“陆军中将加上将衔”,如今却只能挂二颗星了。而那个后来被关进功德林的“灵官”王陵基,当天只被授予了“陆军少将”衔,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哇哇大叫。

也难怪川军搓火,经过中原大战的洗牌,截至1935年初,西北军已作鸟兽散、晋绥军和桂军残部均不到10万人枪,湘军和粤军也基本“半中央化”。即便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当时也只剩下不足20万人马,而坐拥40大军的川军,凭啥地位如此低下?

再就军衔而言,早在北洋政府时期,刘湘就已经获授上将军衔,跟阎锡山、冯玉祥(也都当过北洋政府的上将)那是平起平坐的。

如今到了国民政府时代,不仅刘湘跌出了第一梯队,其他川军将领也大多降衔叙用,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

(杨森曾是北洋军的陆军中将加上将衔)

需要说明的是,国民政府首批授予的特级上将和陆军一级上将,重要资历是要参加过北伐战争,只有第一批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的八个军长,才具备这个资格,后来也基本都是“军事委员会”的委员。

比如何应钦、朱培德、唐生智、李宗仁、唐生智等等,都是北伐军长的职务,而冯玉祥和阎锡山是在北方响应北伐的,起步就已是“集团军总司令”,至于陈济棠,其实是代表粤军顶了李济深的缺。

那位当年的第四军李军长,因为多次反蒋被“永远开除党籍”,正流亡在外。而张学良凭借的是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的助蒋,尤其是后者功劳最大,直接出任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官大得邪乎。

换言之,尽管四川大小军阀们,在1926年就换了帽徽,但一直忙着在天府之国内战不休,并没有真正参与北伐战争,包括在中原大战期间,川军也基本是作壁上观,既不出工也不出力,自然不受南京方面的待见。

(早期川军)

四川军阀混战的高潮“二刘争川”,直到1932年9月才分出胜负来,此时中原大混战已经结束,南京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统一,而在这份功劳簿上,川军的贡献接近于零,政治地位当然一落千丈。

由此导致的一个现象,是川军的高级将领们,在当时国民政府军界的职务普遍偏低,最大的头目刘湘,也仅仅是“四川省主席、四川剿总司令”而已,只能算地方大员。

而冯玉祥、阎锡山是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朱培德是代参谋总长,唐生智是训练总监,陈济棠是“南天王”兼南路军总司令,互相的职务差距不是一点半点。

另外一层,是南京政府对川军的战斗力,此间表现出明显的鄙视,在“二刘争川”的混战期间,红四方面军趁机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非常迅速。刘湘在军阀混战中胜出后,曾纠集111个团20万大军发起“六路围攻”。

战役结果是川军完败,徐向前指挥英勇的红军将士们,大破兵力优势之敌,毙伤俘川军8万余人。1933年8月,刘湘因所部惨败被迫提出辞职,虽不久获准复任,但是老蒋对川军的态度日趋不满。

(邓锡侯、刘湘、刘文辉)

二、老蒋本意正要“削藩”

1935年川军的日子更不好过,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杀入川境,又分别通过四川北上,而奉命“追剿”的川军,要么交手即败,要么保存实力,总之屡次堵截不利,恭送各路红军离境。

老蒋大怒,一边命令中央军跟踪进入四川,以武力做后盾,准备实施“削藩”之策;一边开始对川军下手,要求限期实施“整编”,其实就是裁军裁官裁编制,跟修理其他军阀手段相同。

根据军政部拿出来的整军方案,彼时编制多达300余团的川军,必须在1935年9月底之前,裁撤到100个团左右!那就是要砍掉三分之二以上,据称每年因此可省军费2000多万元。

既然裁汰缩编川军已成定局,其高级将领的铨叙军衔当然要控制,摆明了这就是“军衔歧视”。四川大小军阀眼见中央军源源开入,还要裁汰他们命根子一般的军队,当然不愿意任人宰割。

于是以刘湘为首的川军将领,跟老蒋进行了长达两年的明暗博弈,总之不肯轻易就范,仅1935年下半年,就召开了两次整编会议,双方吵得一塌糊涂,火药味充斥着重庆和成都。

南京政府试图控制云贵川的“削藩”政策,是军事政治双管齐下的,在军事上,专门设立重庆行营,调动和指挥大批中央军入川,以武力迫使川军服从命令;在政治上,则对川军内部实施分化瓦解,从而引发刘湘等人的强烈反弹。

至1935年底,经过两期所谓“整编”的40万川军,军官只是在花名册上少了6000人,士兵干脆没有裁撤多少,许多部队摇身一变成为了独立旅、保安团,反正是换汤不换药,气得重庆行营直翻白眼。

恰好1936年连续爆发了两广事变和西安事变,时局一片混乱,川军裁汰的事情也就拖了下来,局面稍安。然而到了1937年6月,终于腾出手来的老蒋,下决心要彻底解决川军的问题。

这次来真格的了,老蒋不仅重新制定了多达十一条的《川康整军方案》,还专门派出军政部长何应钦,以“钦差”的身份赶到重庆,当面逼迫刘湘以下川军将领,限期一个月内完成第三期整编。

(何敬之)

按照这个整军方案,川军有关人事、财政、编制等特权,通通被南京政府剥夺,何应钦明令:在之前正式备案171个团的基础上,川军必须再砍掉20%的编制和兵员,由此引发川军大小军头的严重不满,会场一度剑拔驽张。

这次会议是1937年7月6日召开的,然而就在会程的第二天,传来了“七七事变”爆发的消息,国难当头,川军将领们主动停止了跟何应钦针锋相对,基本同意按整军方案执行,并且纷纷表态,在8月10日之前一定完成整编,然后奔赴抗日战场。

某种意义上,正是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避免了川局继续出现动荡,否则川军极有可能跟中央军发生火拼。这是有前例的,1936年老蒋被扣时,刘湘差点命令成都的川军动手,把中央军驻蓉机关和部队全部缴械。

现如今川军上下接受了整编方案,且主动请缨奔赴抗日战场,对于企图全面控制四川的南京方面来说,简直是特大利好,老蒋窃喜之余总得有个态度,于是当即下令给一批川军高级将领晋衔。

这就是将星的第一个妙用:拉拢加忽悠,前面是刻意压制,后面则必须封官晋衔,以便让川军主力尽快上路。

(川军士兵)

三、川军将领逐次“加星”

1935年首次铨叙时,由于上将员额数量控制严格,曾有93名原来挂着上将衔的将领,被压缩为“陆军中将”军衔,甚至包括陈诚、薛岳、卫立煌等中央军大员,必然引发一些职务上的尴尬,以及军队内部的矛盾,于是1936年2月再推出《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

条例的大概意思,是一些资深或者职务较高的陆军中将,可以根据任职情况“加二级上将衔”,全称为“陆军中将加二级上将衔”,简称才是“中将加上将衔”,坊间亦称为“候补二级上将”、“准二级上将”等等。

这个办法,其实早在北洋时代就用过,前面提及的杨森,便获得过这一军衔,即在上将员额固定、暂时没有出缺的情况下,给一些职务和级别较高的中将级军官,先弄个候补上将的名份。

国民政府在最初设计铨叙军衔体系时,一度放弃了北洋军制中关于“加衔”的模式,目的是避免高级军衔的泛滥,然而1935年在实际操作中,又发现问题太多,这才恢复了“加上将衔”(其他加衔没有恢复),具体规定有以下主要几条:

(邓锡侯是川军第二位二级上将)

1、符合晋任二级上将之规定者,因为员额所限须先“加上将衔”。说明:这就是真正上将的门槛了。

2、陆军二级上将出缺时,由已“加上将衔”之中将择优特补。说明:获得中将加上将衔,有优先晋二级上将的权利,并且是“选升”。

3、“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之员数以陆军上将员额为限。说明:加上将衔的数量不能超过特级上将、一级上将、二级上将的现有总数,以免泛滥。

4、已“加上将衔”之中将,其服制与二级上将同。说明:中将加上将衔以后,便可以挂三颗星,大礼服与二级上将相同。

1937年7月10日,刘湘致电南京吁请一致抗日,决将川军主力缩编到15万人,自兼司令长官、以邓锡侯为副司令长官,分三路出川奔赴抗日战场,南京政府稍后予以正式批准,同时宣布晋衔二员:

(刘文辉)

陆军中将邓锡侯,此前已于1937年3月31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是川军第一位“中将加上将”衔的获得者,另外在9月间被紧急加衔的是:

陆军中将刘文辉: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五军团长兼第24军军长。

陆军中将杨森: 1937年9月18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时任第六军团长兼第20军长。

陆军中将唐式遵,1938年10月24日也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23集团军总司令。

因此截止抗战之初,川军能挂三颗星的将领,也不过区区五人,其中陆军二级上将1人、陆军中将加上将衔4人。1938年初刘湘在汉口病逝(追晋一级上将),从此在整场抗日战争期间,川军再无真正的“陆军二级上将”。

(唐式遵)

四、“厕所事件”后再次加星

如果深度研读抗日战争史,是不能够得出“川军战斗力很强”这个结论的,这是由川军的装备和训练水平,以及长时间参加“低强度”的军阀战争所决定的,面对现代化的日军,仅就军事层面而言,川军的整体表现其实很一般。

川军抗战声名之盛,主要体现在气节和骨头上,那就是不认怂不投降,所以才有了王铭章、饶国华、李家钰等陆军中将,战死沙场之壮举。这三位中将都被追晋为“陆军二级上将”军衔,追晋是较为特殊的哀荣,并不需要再先加上将衔了。

正因为大多数川军部队战场表现欠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若干中央军大佬比如陈诚等人,纷纷指责川军拖后腿,最终闹出个“厕所事件”:杨森等川军将领严重不服,又不敢公开顶撞,密谋在会场的洗手间里搞事体。

权高位重如老蒋者,那也得亲自上厕所的,于是在墙面上看见了如下的标语:“川军回川保卫大四川”,“川军不能白流血”,“川军不是后娘养的”云云,老蒋一边提裤子,一边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好容易调出四川的几十万大军,难道要放回去继续当地头蛇么?那抗战大后方非得乱套不可!

为了稳定川军将领们的情绪,陈诚出面请了客喝了酒,而老蒋也说了不少言不由衷的宽慰话,同时表示将给战场表现较好的川军将领,连升官带加衔,这一回将星的妙用是:安抚和分化。

陆军中将孙震:1939年5月2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22集团军总司令,“孙跑跑”的叔叔。

陆军中将潘文华: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川陕鄂边区绥署主任、第28集团军总司令。

陆军中将王缵绪: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29集团军总司令。

陆军中将王陵基:1940年5月25日特加上将衔,时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第30集团军总司令。

因此到了抗战中期,川军将领中已有8人获“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数量确实追平甚至超过了一些杂牌军,但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都是候补而非实授二级上将,说明川军已经缺乏领军人物了。

(孙震)

直到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2月21日才有正式任官令:“陆军中将加上将衔熊式辉、陈仪、邓锡侯等三员,着晋任为陆军二级上将”,也就是说,邓锡侯成为继刘湘之后,川军第二个真正的陆军二级上将。

邓锡侯时任川陕甘边区绥署主任,后来晋升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按规矩,他是增补二级上将何成浚退役的出缺,另外熊式辉是增补万福麟退役而出的缺,陈仪是增补徐源泉退役而出的缺。

抗战爆发前后,军事委员会曾拟定晋升28名陆军中将“加上将衔”,都是准备任命为战区副职、集团军总司令的。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仅川军就占了7员,如果算上“先行一步”的邓锡侯,则达到了8员之多,占到了总数的四分之一以上。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四川作为大后方和主要兵源地,其对抗战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老蒋需要用“升官晋衔”的办法,稳住川军高级将领群体,避免内部矛盾激化。

另一方面,老蒋也企图利用加衔等方式,使川军内部山头林立,且无明显鹤立鸡群者,便于对川军将领分化收买和刻意拉拢,而从结果来看,这个手段倒是颇为有效。

尾声:川军“三星将领”的结局

抗战胜利以后,群龙无首的川军,已被分化瓦解得七零八落,其中一部分彻底投靠老蒋,被迫完成了杂牌军队的“中央化”,比如杨森、孙震的部队,或者完全依附蒋系而存在,比如王瓒绪等。

另有一部分实力遭到严重削弱,再也掀不起什么浪花来,比如邓锡侯、刘文辉和他们的部队;还有一部分干脆失去了兵权,实际处于“寓公”状态,于是曾经数量庞大的川军,事实上已不再成为一个军事集团了。

而在认清老蒋的真实面目后,川军将领们也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这8名挂着三颗星的川军大佬,最终的结局如下:

(潘文华)

1949年12月,邓锡侯、刘文辉和潘文华,在四川彭县率军起义,宣布弃暗投明。

1949年12月,王瓒绪在成都率部起义,结果几年后又企图越境逃跑,被捕后病死狱中。

1949年12月,杨森、孙震先后逃台,失去了兵权只能担任闲职,混吃养老。

1950年2月,王陵基兵败后化装潜逃,在川南地区被俘,成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中,军衔最高的俘虏,注意他只是“陆军中将加上将”军衔。

1950年3月,唐式遵率残部负隅顽抗,在川南地区被我军击毙,成为解放战争中毙命战场的最高军衔将领。

(王陵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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