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35年叙任的一大票陆军上校名单中，包括步兵上校、骑兵上校、工兵上校、通讯兵上校、辎重兵上校等等，你根本查不到张钟麟的名字，因为这阶段叙任的陆军上校，基本是黄埔前三期的天下，甚至包括我们熟悉的杜聿明、郑洞国、范汉杰、董钊、马励武等黄埔一期毕业生。
（原命张钟麟）
这一时期抗战还没有爆发，全国军队正处于整编和缩编状态，特别推出铨叙军衔体系，目的就是改变之前军衔泛滥（可以视为职务军衔）和各军阀部队随意授衔的情况，因此将官群体和校官群体的数量，通通被压缩了。
从1935年下半年开始，军官领章佩戴的基本都是“铨叙军衔”，也就是对军龄、职务、功勋等几方面进行综合衡量后，由军事委员会铨叙厅评定、由国民政府公布的“正式军衔”，记入个人档案，领对应标准的薪水。
彼时的黄埔四期生，受限于军队资历和军队职务，大多授予了陆军中校或少校军衔，毕竟第四期1926年10月才毕业，到1935年春还不过九年光景，仔细算算停年时间和晋级频率就明白了。
能够混到（陆军）工兵上校的黄埔四期生，目前查到的只有赵锡田一人，也就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那个整编第3师师长，因为他当时已经确定要提第3师的旅长了，而且人家还是顾祝同的外甥。
爬得比较快的几个黄埔四期生，尽管在30年代初期已经担任了上校团长：诸如张灵甫，时任第1军74师第113团团长，再如胡琏，时任第18军11师第33团团长，但是在1935年铨叙时，正式军衔都被压低了。
那他们就只能叙任陆军中校衔，注意“上校团长”即是之前职务军衔的表述，前面是军衔，后面是对应的职务，陆军中校衔及以下军官的叙任名单，未见诸公布名册，数量实在太大了。
而“陆军中校”则是铨叙军衔的表述，只要军官尚未退役，即便暂时没有职务赋闲在家，军衔依旧还是中校，所以若想弄清楚张灵甫的军衔，首先得理解这两套军衔体系的联系和区别。
（抗战时期）
一、陆军中校张钟麟
以1933年9月为基准时间，中原大战之后，南京政府正着手对全国军队进行整编，大部分的军级单位，以及相当一部分师级单位被撤销编制，逐渐形成了“路军、师、旅、团”这样的作战序列，如此军队高级职务的数量大幅减少，也间接保证了军衔“铨叙”工作的开展。
对军官的正式军衔进行叙任时，也要参考其时任职务，彼时军职和军衔的大体对应情况是：
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陆海空军特级上将
军事委员会委员、派系头目：陆军一级上将
省主席、路军总指挥、军长（数量不多）：陆军二级上将、陆军中将
师长：陆军中将、陆军少将
旅长：陆军少将、陆军上校
团长：陆军中校、陆军少校
需要指出的是，中高级军官的“一职适配两衔”，是比较通用的军衔评定规则，这里不过多解释了。我军在1955年的大授衔中，也大致遵循了这个原则，比如正师职的说明是“多数授大校衔、少数授少将衔”、副师职的说明则是“多数授上校衔、少数授大校衔”。
（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第19军军长蔡廷锴）
至于某位军官，在某一职务任上，究竟应该授予两级军衔中的哪一个，那就是“铨叙厅”需要研究和讨论的范畴了，对各方面条件综合分析后，最终给出结论，然后上报层峰批准和公布。
期间也有可能受到高层干预，比如委员长写个条子什么的，对某位军官的军衔授予，专门给出意见，然后搞个微调也不是什么稀罕事，人情世故这东西自古有之，别大惊小怪。
比如杜聿明、郑洞国等一期生，在1933年长城抗战期间，已经混到了“少将旅长”的职务军衔，但是在1935年的铨叙中，他们俩都被压缩为陆军上校衔。
因为关麟征、宋希濂、孙元良那一批实职师长，也仅仅授了陆军少将衔（原来都是中将师长），之间总得拉开差距，黄埔一期生首批叙任陆军中将的，仅有胡宗南、李延年、李默庵等寥寥几人。
（陆军中将李默庵）
这几人担任实职师长的时间较早，胡宗南自然不用说了，李延年1931年底升任第9师师长、李默庵1930年底升任第10师师长，均属“进步较快”的黄埔一期生。
既然在1935年叙任的陆军上校名单中，查不到张钟麟（张灵甫）、胡琏的名字，说明肯定授了陆军中校衔，且不可能是陆军少校衔，毕竟都是中央军的主力团长，另外跟后来的军衔晋升也对不上号。
我们熟悉的“四行孤军”带头人物谢晋元，也是黄埔四期生，他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期间，职务还是第88师524团的团附，领陆军中校衔，可见这几个同期同学的资历和职务，互相差不太多。
应该说，张灵甫1935年授陆军中校衔是比较合适的，铨叙军衔体系搞起来后，从1935年到1937年这段时间，军官多佩戴正式的军衔，那张灵甫就得把三颗豆的校官领章，换成二颗豆的。
（谢晋元）
二、陆军上校张灵甫
叙任军衔是个挺麻烦的事，涉及到人情和派系的平衡，于是墨墨迹迹分批授予和公布，一直折腾到1936年初才告一段落，在未来的第74军系统中，骨干人物铨叙军衔如下：
1936年1月28日：俞济时授陆军中将衔，时任第88师师长，铁杆嫡系赶上了首批末班车。
1936年2月3日： 施中诚授陆军少将衔，时任第57师第169旅旅长，被照顾的杂牌将领。
黄埔三期毕业的王耀武，尽管之前已经升任了补充第1旅旅长（中央军嫡系部队），仍然跟学长范汉杰一样，被授予了陆军上校衔，注意老王之前的职务军衔可是“少将旅长”，同样被压低了。
范汉杰那是黄埔生的第一个师长，只是因为深一脚浅一脚混进了粤军部队，又赶上了第十九路军反蒋的闽变，级别和军衔耽误了一些，1935年5月4日仅实授陆军上校。
（第74军中将军长施中诚）
变动始自1936年2月，之前被普遍压低的铨叙军衔，造成了一些内部矛盾和职衔严重不符的情况，于是再推出《陆军中将加衔暂行条例》，一批陆军中将有了晋升的空间，下面的少将和上校则等来了机会。
1936年9月间，之前被压低的陈诚、卫立煌、张治中、薛岳等人，集体晋升“陆军中将加上将衔”，总算可以挂三颗星了。
由此至10月5日，关麟征、孙元良、李玉堂等人晋升陆军中将，而杜聿明、郑洞国等人则水涨船高，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从陆军上校再晋升为陆军少将。
1936年9月5日，也是借这个东风，王耀武晋升陆军少将衔，并拟定出任第51师师长，当天同时晋衔陆军少将的，还有黄埔一期的学长范汉杰。
李天霞、胡琏、戴笠等部分陆军中校，因职务提升较快，顺延到抗战爆发前，也分别晋任陆军上校，不过张灵甫却没有赶上这一拨，他摊上事了，摊上大事了。
（陆军上校胡琏）
刚刚授为陆军中校的1935年冬天，这厮在西安家中，悍然枪杀了第二任妻子吴海兰，引发全国舆论大哗，经过审判后，被南京军事法庭判处死刑。
经过张灵甫一番申诉后，再加上同僚的积极活动，死刑令并没有立即执行，呆在监狱里准备吃十年牢饭。不过这样一个差点枪毙的重犯，在此期间是不可能晋衔的，此乃军事常识。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南京政府下令所有在押的服刑官兵，除了“政治犯”以外，一律要调服军役，并保留原来的军衔参战。
经过王耀武的不断求情，张灵甫得以被秘密释放，然后获准回家探了个亲，顺便还同第三任妻子高艳玉完婚，历史爱好者熟悉的王玉龄女士，其实是第四任了。
（老范挂的中将职务军衔）
期间张灵甫为避人耳目，才把原名“张钟麟”更改为“张灵甫”，旋赶往汉中第51师师部，在王耀武的保举下，晋升为上校候差员（师部附员），有些文献中也写为“师部高参”，反正暂时没有实职。
注意这个上校附员，其实还是个职务军衔，因为张灵甫保留的是陆军中校正式军衔。
直到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最激烈的时段，张灵甫被任命为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第305团上校团长，1939年12月实授陆军上校衔。
换句话说，到抗战爆发初期，张灵甫总算实现了铨叙军衔和职务军衔的一致，以陆军上校的军衔，担任上校步兵团长职务，算是巧合。
此间王耀武担任师长，所以两个军衔也实现基本一致，及至晋升第74军中将军长时，包括后面的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等职务，便又出现差距了。
（陆军少将王耀武）
三、抗战期间的“虚衔少将”
第74军火线组建以后，参加了淞沪会战、南京会战、武汉会战等惨烈的战役，官兵折损严重，骨干军官甚感缺乏，于是张灵甫的职务一路得到晋升，当然，也得算是王耀武手下的悍将。
然而在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大面积冻结了铨叙军衔的晋升，少量的晋升要么是委员长特批、要么是死后追晋，因此在1945年之前的七年中，张灵甫的铨叙军衔始终没有变化：陆军上校衔。
随之而来的是职务军衔的广泛使用，相对于1935年的铨叙，从表面上看，简直是开历史的倒车，实际却并非如此，因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从180万人扩充到600万人以上，所谓的抗日军兴嘛。
期间“军”以上的大型编制不断涌现，什么军团、集团军、兵团、战区等等，况战事频繁，哪有时间和精力对军官一一考评？又哪来那么多将官来充任要职？所以职务军衔的使用，确实是形势所需。
（第74军少将副军长）
另外一层，全面抗战的八年，是那个委员长削弱杂牌的最好机会，把军官的任命权完全抓在手里，进而彻底实现军事独裁，也是必要的手段：职务军衔只需军委会的“任职令”即可，而不再需要国民政府的“任官状”。
所以黄埔生的军职，抗战期间普遍晋升飞快，尤其嫡系部队的军官更是如此，俞济时、王耀武统率的第74军，当然是嫡系中的嫡系，张灵甫自然也是沾了光的，其职务军衔的变动如下：
1938年3月：升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上校副旅长；
1938年9月：升任第74军第51师第153旅少将旅长；
1940年11月：改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副师长（此间取消旅级编制）；
1941年10月：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代理师长（原师长廖龄奇被杀）；
1941年11月：升任第74军第58师少将师长；
1944年5月：升任第74军少将副军长（军长由施中诚改任，李天霞就此出局）。
至抗战胜利前夜，鉴于大批高级军官的职务军衔，已与铨叙军衔严重脱节，比如有些挂着中将牌牌的军官，铨叙军衔还只是上校甚至中校，实在不太合适，军事委员会遂酌情进行了批量晋升。
1945年2月20日，第74军少将副军长张灵甫、第57师少将师长李琰、第58师少将师长蔡仁杰，以及第100军中将军长李天霞，同时叙任“陆军少将”；同日，第四方面军司令官王耀武叙“陆军中将”，杜聿明和郑洞国也是这批。
王耀武能有什么小心思呢？为了让心腹张灵甫顺利接手第74军，一边以杂牌将领施中诚暂时担任第74军军长，一边保举张灵甫前往陆军大学“镀金”，同年2月底，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学习，离开抗日前线去了重庆。
稍晚一些的1945年6月28日，第18军中将军长胡琏，也晋任“陆军少将”军衔，他就属于两个军衔有些脱节的代表性人物。顺便说一句，张灵甫在陆大期间表现得比较腐败，有同学董其武的回忆为证。
（第四任妻子王玉龄）
四、解放战争中的“虚衔中将”
1945年冬，施中诚率第74军全部进驻南京，因兼“首都警备司令”，仅仅三个月后，在老王的一番运作下，施中诚调升第20集团军副总司令。而陆大结业的张灵甫，终于如愿以偿，晋升第74军军长，赴任时领章确实还挂着一颗星。
但无论是中央军嫡系第74军的军长、还是握有实权的“首都警备司令”，都是中将级的职务，前任施中诚也是陆军少将衔，但升职后一直挂两颗星的中将职务军衔，张灵甫当然也不例外。
1946年4月20日，军委会（6月改制某某部）正式发布任职令，张灵甫出任第74军中将军长兼“首都警备司令”，领章可以挂上二颗星了。一个多月后，第74军改制为“整编第74师”，张灵甫改任中将（整编）师长。
着重说明，无论职务称谓是什么，张灵甫的中将都是“职务军衔”，其正式的铨叙军衔仍然是陆军少将，并且一直到死都是。
老电影《红日》张灵甫剧照
1946年6月起，整编第74师被调离南京，投入苏北战场，张灵甫也就不再兼什么司令了。结果在战场上狂了还不到一年，1947年5月16日，整74师在孟良崮战役中灰飞烟灭，中将师长张灵甫战场毙命。
在1963年拍摄的老电影《红日》中，由舒适老师扮演的张灵甫很传神，但军衔展现却是错误的，可能是编导认为，张灵甫的正式军衔只是陆军少将，那么在“四六式”军服的肩膀上，就应该扛一颗星。
事实上，解放战争时期的敌军将领们，如果职务军衔和铨叙军衔不符，仍然会执行“哪个衔高挂哪个”的惯例，否则指挥起来很不方便。
比如廖耀湘，1947年8月混上中将兵团司令官时，其铨叙军衔还是陆军（骑兵）上校，难道要挂着三朵梅花去指挥六万大军？显然是不现实的，1948年9月22日，才刚刚晋任陆军少将。
（肩膀一颗星）
因此廖司令官，必然是挂着中将职务军衔的两颗将星，这也是职务军衔使用的必要性，同样，张灵甫虽为陆军少将，既然担任拥兵3万余的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肩膀上肯定要挂着两颗星的，这才符合历史。
而1952年拍摄的老电影《南征北战》，就没有犯这个错误，片中由项堃老师饰演的敌“张军长”，历史原型就是张灵甫，肩膀上很清楚地挂着两颗星：中将军长。
当时“军”和“整编师”两类编制共存，军事主官基本都是中将衔，不过得说清楚，其中有的是货真价实的“陆军中将”，比如黄百韬（1943年晋任陆军中将），此间担任整编第25师师长，人家就是“真货”。
而有的只是中将职务军衔，铨叙军衔可能是陆军少将、甚至是陆军上校，那么张灵甫其实是个“水货”，严肃一点可以称为“虚衔”，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肩膀两颗星）
最新版的电视剧《红日》里面，老李出演的张灵甫，跟整编第83师师长李天霞一起，很规矩地挂着中将肩章，这是正确的。李天霞在大陆期间的最高铨叙军衔，也不过是陆军少将，晋升陆军中将已是逃台以后的事了。
这事的道理明摆着，孟良崮战役之后，号称“千里救援”的李天霞随即被撤职，并押送徐州军法处审判，在牢里呆了好几个月，都成为罪犯了，怎么可能再给晋衔？
1947年7月30日，在孟良崮战役中毙命的三名陆军少将，即整编第74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少将副师长蔡仁杰、少将整编旅长卢醒，同时被追赠为陆军中将的正式军衔，然并卵。。。
盖棺定论：张灵甫生前最高铨叙军衔为陆军少将，最高职务军衔为中将军长兼警备司令、中将整编师长，这也是他战死时的两个军衔（之间有一级的差别），死后被追晋为陆军中将，跟挂掉的戴笠、戴之奇等人，衔级情况基本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