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3月22日，淞沪警备司令熊式辉顷接南京电令，立即派兵搜捕“通缉犯”白崇禧，电文措辞非常严厉：“务将该逆搜出，解京究办”！根据情报显示，这个桂系二号人物，已从塘沽港秘密登上日籍轮船，企图途经上海南逃，熊司令看到电文中，赫然有“如日轮抗拒检查准以击沉”的注语，这才知道老蒋来真的了。
（熊式辉）
老蒋果真是动了杀机的，在此之前，已先期派出特务秘密前往北平，准备对白崇禧实施暗杀，同时为了瓦解桂系在华北的军力，“双管齐下”大耍流氓手段，一边邀请下野的唐生智出山，赴平津地区策反湘军旧部。
另一边还派出专员，拉拢驻唐山的第36军军长廖磊反水，投名状当然是白崇禧的人头。注意廖磊虽然是广西人，早年却是唐生智的湘军部将，是在“李、白西征唐生智”的军阀混战中，兵败才投了桂系的。
岂料廖磊铁了心要跟“小诸隔”混了，不仅把老蒋的阴谋向白崇禧和盘托出，还亲自护送白崇禧逃往天津，另外一个军长李品仙则送上一万元路费，白崇禧于是在塘沽港化装登船南下，打算潜回广西，跟李宗仁、黄绍竑汇合后，再举兵跟老蒋死磕。
要说熊式辉在北伐时期，曾是白崇禧的部下，他这个淞沪警备司令部中将司令的职务，还是接替白崇禧而来，如今却要对老长官兵戎相见，而且还是密杀令，内心属实大为震惊。
然而熊司令毕竟是老蒋的铁杆嫡系，关键时刻的立场那是不含糊的，当即率兵舰二艘溯黄浦江出海，全副武装杀气腾腾，准备在吴淞口外拦截日轮抓捕要犯，白崇禧的小命眼看就要不保。
（白崇禧）
一、蒋桂因何翻脸？
蒋系和桂系是有“蜜月期”的，时间大抵从北伐誓师的1926年7月，至老蒋第一次被迫下野的1927年8月，此间白崇禧先后被任命为北伐军代总参谋长、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那得算是蒋总司令的得力助手，打得很是火热。
众所周知，北伐军最初的作战序列有八个军，除第5军留守广东外，余皆参与北伐战争。而长江以南的战事，主要是打击吴佩孚、孙传芳两个军阀的部队，因此在具体作战中，北伐军大体上又兵分两路：
一路以张发奎第4军（粤）、唐生智第8军（湘）为主力，进军华中打击吴佩孚，以攻取武汉为战略目标；另外一路以第1军（蒋）和第7军（桂）为基干，进军华东打击孙传芳，目标是夺取宁沪杭黄金三角区。
在并肩作战的过程中，蒋系和桂系越走越近，逐渐形成“拥蒋”的军事集团，白崇禧深度参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就是明证；而张发奎和唐生智选择效忠国民政府，形成了“拥汪”的军事集团，其他三个军则处观望状态。
（总司令和代总参谋长）
到底谁来当老大？在争夺最高权力的大背景下，双方矛盾逐渐加剧，先是汪精卫操纵党政机构，通过决议限制“北伐军总司令”的权力，企图打破老蒋的军事独裁，后是老蒋干脆自立门户，拉拢一些政客组建“南京国民政府”。
于是出现了武汉和南京两个政府对立的局面，史称“宁汉对立”，其中南京方面最高权力机构“军事委员会”的四名常委是：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可见当时蒋、桂关系之紧密，当然，桂系也有着自己的小九九。
搞出两个政府（其实广州还有一个）总是不妥的，于是在内部一些人的奔走呼吁下，宁汉双方开始接触和谈判。而武汉方面对于“宁汉合流”开出的重要条件，就是蒋中正必须“去职”，否则没得谈，因为老蒋那是造成分裂的元凶。
适逢老蒋在徐州新败，被孙传芳和张宗昌联军揍得灰头土脸，被迫率部撤回江南，军事声望也落入低谷，于是桂系趁机落井下石，要求老蒋辞职以便实现“宁汉合流”。
老蒋主动提出回老家歇歇，内心却希望何应钦出面挽留，结果何应钦硬是明确表态，老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无奈首次宣布下野，时间是1927年8月13日。
（李、白）
桂系由此掌握了南京政府的军政大权，白崇禧指挥桂军、黄埔校军先是取得“龙潭大捷”，基本消灭了孙传芳的的残余主力；又挥师西征，打垮了桀骜不驯的唐生智所部，收编了其手下的10万人马，军事实力大增。
唐生智兵败下野后，汪精卫也失去了主要军事支柱，只好辞职出洋。如此，原本势力较弱的桂系，一口气赶走了蒋汪两大巨头，后来居上成为最大的实力派，风头一时无二，难免引发各方忌惮。
蒋、汪眼见都着了桂系的道，遂私下在上海谈和，相约共同“复职”，而桂系精锐在前两次战役中折损不小，加之在政治上缺乏号召力，又得不到其他派系的支持，自然无力阻挡蒋汪的复出。
1928年1月4日，蒋汪分别复任总司令和国民政府主席，曾经遭到逼宫的老蒋，至此洞悉了李、白的政治野心，复出后无时无刻都在琢磨，怎么样削弱和消灭桂系，并且在各方面预作准备，只是为了联合起来进行“二次北伐”，暂时没有下手罢了。
1928年6月，北伐军击败张作霖进入北平，蒋、冯、阎、李四大军头齐聚香山碧云寺，共祭中山先生，同时宣告北伐功成。而老蒋也总算能够腾出手来，开始实行“削藩”之策，更要报被桂系搞下台的一箭之仇。
二、蒋桂战争全面爆发
截至北伐胜利时，李宗仁担任总司令的第四集团军，已经下辖十六个军另九个独立师，拥兵30余万人，其中桂系直接掌握的部队，也达到了八个军二十三个师，跟蒋系第一集团军、冯系第二集团军的实力不相上下。
桂系的地盘此时也达到巅峰状态：李宗仁以武汉政治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武汉控制两湖；白崇禧以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北平政治分会委员的身份，统率收编的湘军驻华北；黄绍竑则以广西省政府主席、第15军军长的身份，率兵驻守老巢广西。
桂系势力的急剧膨胀，当然是老蒋所无法容忍的，在北平汤山的会议上，老蒋私下曾对冯玉祥说：“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充分表明，其对桂系已怀有极强的戒惧心理，必欲除之而后快。
毕竟名义上都是一条船上的，老蒋想搞桂系，也得有充足的借口才行，于是1929年初，单方面提出了军队编遣方案，以国家养不起这么多兵为由，开始搞整编和裁军，其中第四集团军只给了13个师的编制。
（李宗仁在武汉）
李宗仁和白崇禧对老蒋的险恶用心，心里是有数的，采取了不公开反抗的“拖”字决，在老蒋强令其他军头到南京参加“编遣会议”之时，白崇禧借故不来，同时建议桂系驻湖北的主力，应立即撤入湖南，以两广为依托随时备战。
老蒋抢先一步，秘密运送大批军火给湖南省主席鲁涤平，同时命令该部，一旦武汉发生变故，必须切断桂军和两广之间的联络。而密运军火的消息，被附桂的第35军军长何键侦知，火速报告给桂系在武汉的主事人胡宗铎。
胡宗铎毕业于保定军校，是桂系骨干将领，北伐之初便是第七军的旅长，随后历任师长、第19军军长等职务。桂系驱唐后控制武汉，胡宗铎升任武汉卫戍司令、湖北“清乡督办”、武汉政治分会委员等要职，也就是说李宗仁不在，他就是老大。
胡宗铎打仗很猛为人凶狠，素有“屠户”之称，闻听鲁涤平接收蒋援军火，知其要对桂系不利，遂大怒，也不跟李、白商量，自作主张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明令撤销鲁涤平本兼各职，同时派出两个师攻向长沙，这就是著名的“湘变”。
（鲁涤平）
这下子可给老蒋提供了绝佳的借口，当时有决议：“不得以政治分会名义，任免该特定区域内之人员；非经编遣委员会的命令，不得调动军队”，而胡宗铎搞掉鲁涤平，一家伙就违反了全部这两项。
李宗仁接到胡宗铎的密电后，立知情况不妙，当夜从南京避往上海，作为补救措施，他一边大造舆论为桂系开脱，一边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公布鲁涤平的“罪行”，并将撤其职务的决议呈报国民政府，请求核准。
老蒋苦苦等来的机会，又岂能轻易放过？1929年3月20日，南京政府发表对“对湘事之声明”，将桂系的军事行动定性为“地方军阀反革命的阴谋”，表示“吾等以前虽向来愿意和平解决，但今日事已如此，除采取断乎处置外，别无他策”！
对于桂军的头（华北）、腰（两湖）、尾（广西）三大部分，老蒋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对策，密邀唐生智回国转赴华北，策反被桂系收编的湘军，同时准备干掉白崇禧，是为“掐头”。
唐生智手持巨款，策动旧部四个军集体反水，很快就重新掌握了部队，而且遵蒋之密令，还打算取了白崇禧的项上人头，“小诸葛”眼见所部湘军全部失控，自己也身处险境，只好孤身南逃。
（唐生智）
三、俞作柏出山搞垮桂系
沿海岸线南下必经淞沪，于是出现了开篇的一幕，不过熊式辉却扑了个空，因为老蒋捉白的密令，被时任上海市长张定璠得知，漏风了。
此公与白崇禧有旧，乃火速通知桂系方面并展开营救，最终在日本驻沪领事的协助下，通过在海上“换船”的方式，提前接走白崇禧，再经日本辗转香港返回广西。
既然没有捉到白崇禧，老蒋索性公开撕破脸，3月26日以南京政府的名义正式下令，免去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的本兼各职，开除党籍，同时宣布予以武力讨伐桂系，蒋桂战争全面爆发。
老蒋对桂系成功“掐头”以后，再命令粤军陈济棠部，出兵钳制黄绍竑的留守部队，是为“去尾”，而对于两湖地区的桂军主力，老蒋则调动大军前往进剿，是为“剖腹”。
为了尽快打垮桂系胡宗铎、陶钧在两湖地区的部队，老蒋还想到了一个人，那便是跟李、白、黄闹掰的原桂系大将俞作柏，此公正在香港闲居，在桂军中有一定的影响和人脉。
俞作柏军界资历很深，保定三期毕业，跟白崇禧、黄绍竑都是同学，毕业后也是跟白、黄一起回到广西从军。可惜耐性不足，干了一年没有得到晋升，就转投了陈炯明的粤军，结果在林虎手下刚混到连长，林的部队就在“东征”中被打垮了。
于是俞作柏只好重回广西，先投李宗仁，再投黄绍竑，反而成为了一名“外来户”。在李、白、黄合兵合作之前，俞作柏还曾怂恿黄绍竑“以武力解决李宗仁”，白崇禧后来评价此人是“好大喜功，贪诈阴险，在广西团体中破坏团结”。
好在俞作柏挺能打仗，在新桂系统一广西的战争中，屡获战功不断升迁，到1926年桂军整编为第七军时，俞作柏成为主力第1旅的旅长，其弟俞作豫、亲信李明瑞也都当上了团长，俨然成为李、黄、白三人之下，新桂系的第四号人物。
然而俞作柏并不能真正融入“铁三角”，那三位也不完全信任他，随着他的势力膨胀和里挑外掘，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李、白、黄的团结，成为被打压的对象，旅长刚干了两个月，俞作柏就被改任为黄埔军校南宁分校的校长。
（俞作柏）
这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兵权，俞作柏自然大为不满，牢骚话没少讲。到1927年5月间，桂系又指责他“非我族类”同情工农运动，干脆要逮捕和干掉他，俞作柏闻到风声抢先逃往香港，从此做了一名寓公。
现在老蒋决定，给两湖地区的桂军来个釜底抽薪，遂派出代表到香港找到俞作柏，开出的价码是，只要策动李明瑞等部“反正”，就任命他为广西省政府主席，执掌家乡的军政大权。俞作柏早就想扬眉吐气一把，对李、白、黄更是恨之入骨，自然满口答应。
在俞作柏的暗地联络下，第7军的两个师长李明瑞、杨腾辉同意倒戈，恰好“湘变”爆发时，第7军军长夏威病重，将指挥权临时交给了北伐名将李明瑞。李明瑞、杨腾辉于是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拥护南京政府，率两个主力师“反正”。
桂系主力第7军撤离前线后，1929年4月5日，蒋系军队兵不血刃占领武汉，另外两个军（第18军、第19军）闻讯兵无斗志，胡宗铎和陶钧放弃部队跑路，于是桂系在两湖地区的主力彻底崩盘。
（陶钧）
四、新桂系遭遇空前惨败
先后搞垮华北和两湖地区的桂系军队后，老蒋命令中央军（朱绍良）、粤军（陈济棠）、湘军（何键也投了蒋）、滇军的大批人马，分几路杀奔桂系的老巢广西，这是要把桂系彻底消灭的节奏。
而李、白、黄在广西完成汇合后，当然不肯束手就擒，遂以残存的黄绍竑第15军为基干，再与反蒋失败撤入广西的张发奎残部联合，以“护党救国军”的名义负隅顽抗，这支军队史称“张桂联军”。
尽管桂军作战较为顽强，奈何双拳难敌四手，留在广西的第15军只有三个师，“张桂联军”拢一起不过4万余人，而中央军、湘军、粤军的联军多达10万之众，战场形势逐渐不利于桂系。
1929年9月3日，驻玉林的原第15军52师师长吕焕言，又被蒋系特务收买，突然通电宣布“拥护中央”，李白黄只好从前线紧急抽调部队回师平叛，兵力至此已经用到极限，取胜的希望已极其渺茫。
屋漏偏逢连天雨，老蒋此时又把倒戈的李、杨两师，船运到广东登陆参战，至1929年6月底，李明瑞、杨腾辉两师突然出现在战场上，趁虚夺取梧州，兵锋直指南宁，成为了压垮桂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四面楚歌之下，实在无力应付的桂军，终于全线崩溃，李白黄已知大势已去，乃分别下野逃到境外，这是桂系自夺取广西军政以来，第一次全面崩溃并且还丢失了老巢。
其中李宗仁避往香港，而白崇禧则随少量溃军逃入越南，他在回忆录中说道：“我只好亡命安南，到安南还穿着军服，临时买件长衫穿，后来黄绍竑设法汇一万法郎到安南给我”，其状之狼狈，可见一斑。
白崇禧遁越之前，把桂军残部交给了徐启明等部将，嘱咐他们要跟俞作柏、李明瑞虚以委蛇，蛰伏待机以便东山再起。
（李明瑞）
桂系残部遂主动与李明瑞取得联系，提出彼此都是广西部队，不应自相残杀，愿意归顺“新主”并敞开防线。
俞作柏、李明瑞表示同意，也因此最先率兵进入省会南宁，7月间分别就任广西省主席和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这也意味着，中央军和粤军最终都没有深入桂境，无法染指广西的实际权力。
俞作柏是有私心的，他仍然想效仿李、白、黄等人，把广西打造成为自己的独立王国，因此并没有执行老蒋“彻底铲除桂系”的指令，反而将桂军残部全部收编，组建了以吕焕炎任师长的新编第16师。
此时俞作柏麾下有正规军三师一旅，即李明瑞的第15师、杨腾辉的第57师、吕焕炎的新16师，以及驻省内各地的韦云淞、徐启明等地方武装。
问题在于，俞作柏对桂系军官团的控制能力，远远低于李白黄，根基是非常不稳的。为了巩固势力以对抗南京方面，俞作柏另组建了广西警备军六个大队，还积极与中共方面联系，派员协助他经营广西。
五、桂系趁乱卷土重来
然而俞作柏的这些举动，均被驻桂负责监视的大特务郑介民（兼15师政治部主任）所掌握，不断密报给南京方面，老蒋于是对俞作柏愈发不满，宁桂关系日渐恶劣，撕破脸皮已是早晚的事情。
老蒋此时正在跟冯、阎两大集团斗法，没有余力解决广西问题，只能仍采取“桂人治桂”的办法，且俞作柏表面上还算恭顺，因此暂时相安无事。
意外出现在1929年9月，跟老蒋争权失败的汪精卫，跑到香港联络各路反蒋势力，准备取而代之。屁股还没坐稳的俞作柏，认为反正已经不见容于蒋，遂不顾左右反对，于9月27日通电拥汪。
俞作柏命令麾下三个师全部出动，兵发广东，正式跟老蒋开撕，而此时距离他初掌广西军政，还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实在太仓促了。
（何键）
老蒋故技重施，以200万元和省主席的价码，收买新16师吕焕炎倒戈，稍后杨腾辉第57师也在重赏下叛俞，而黄权的第15师（李明豫的原部队）则被陈济棠收买，俞作柏手下的三个主力师瞬间不复存在。
就连广西警备军的六个大队，期间也叛变了三个，俞作柏、李明瑞基本成为了光杆司令，只能匆忙逃出南宁。其中李明瑞率警备军一部撤到右江地区，“百色起义”爆发后出任红七军军长，而俞作柏再次流亡香港。
广西由此陷入群龙无首的局面，被老蒋任命为省主席的吕焕炎，在桂系内部资望不足，加之与杨腾辉等人关系不睦，根本无法掌控大局。于是这群将领经过一番争吵，决定邀请避居香港的老长官黄绍竑，返桂主持局面。
这正中黄绍竑下怀，立即秘密动身，并告知在越南海防的李宗仁、白崇禧火速回桂，1929年11月18日，黄绍竑到达宾阳，所邀部众在此聚齐，一致表示拥戴，李宗仁、白崇禧也很快从越南返回，至此，广西的军政大权重新回到了三人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