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8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于南下途中下达《战字第34号命令》，正式增设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的番号，连同年初更改番号而来的第十二和第十三兵团，终于补齐了四大兵团的建制。而在各兵团司令员的人选问题上，野司首长们最艰难的选择，莫过于第十五兵团的军事主官，到底由谁来担任！

（邓华将军）

道理明摆着，第十二、第十三兵团的司令部，分别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部改编而来，那么萧劲光和程子华两位司令员自然留任；第十四兵团的司令员，则由野司参谋长刘亚楼“空降”出任，唯独第十五兵团的司令员实在不好确定。

理论上说，只能提拔一位最优秀的纵队司令员（军长）任此要职，不过四野名将如云，曾经统一指挥过多个纵队作战的将领，之前按“准兵团司令员”使用的也不乏其人，比如38军李天佑、40军韩先楚、45军邓华等同志，都是兵团主官强有力的竞争者。

1947年8月的四平攻坚战，李天佑曾统一指挥1纵、3纵、7纵作战；1948年10月锦州攻坚战，韩先楚曾统一指挥2纵、3纵（北集团）作战；邓华曾统一指挥7纵、9纵（南集团）作战，显然，第十五兵团的首任司令员，大概率将在这三位名将中产生。

可惜的是，四平攻坚战以失利而告终，颇受四野主要首长器重的李天佑，难免背了些包袱，也基本无缘兵团司令员的争夺；至于后来居上的韩先楚和老成持重的邓华，野司首长最终选择了邓华，这一提议也得到了军委批准，那么邓华将军为什么能够胜出呢？

（韩先楚上将）

一、邓华是“双红一”出身的将领

军战史上经常提到的“双红一出身”，是指土地革命战争早期，曾在闽赣苏区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任职的干部，这个称谓意味着将领们的早期军旅生涯，始自井冈山的红4军和中央红军的“建军时期”，就军队资历而言，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应该注意到，在解放战争中期形成的五大战略区中，军事主官皆出自早期的红一方面军系统（彭刘陈林聂），原红二、红四方面军的总指挥，即便担任过抗战时期八路军的师长，也未能成为解放战争时期的五大野战军司令员（含华北军区野战部队）。

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一方面，是军委对五位开国元帅军政能力的绝对信任；另一方面，也是在交通被敌阻隔的情况下，这五帅因为熟悉主席的用兵风格，更能深刻理解军委的战略和战术意图，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反正事实如此。

（红军时期的邓华）

同样，在选用野战军所辖的野战兵团司令员时，也必然受到这个因素的影响，笔者粗略统计过，在1949年以后正式组建的十六个兵团中，严格意义上，司令员出身红二方面军的只有一位：许光达，出身红四方面军也只有二位：陈锡联、王建安。

其中徐帅担任的华北一兵团司令员是不能计入的，毕竟是以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的身份兼职。而其他十三位司令员均出自闽赣（中央）苏区，包括一野的王震，二野的陈赓、杨勇，三野的陈士榘、宋时轮、叶飞，四野的萧劲光、程子华、刘亚楼和邓华。

如果再加上华北军区的杨成武、杨得志、周士第，占比高达81%！这里要注意，王震和程子华，其实都是中央苏区派出去的干部，一个率红六军团先期到达湘鄂西，一个只身赴鄂豫皖任职。

而邓华将军就是出身于“双红一”的将领：参加过1928年湘南起义，跟随朱老总上井冈山，历任红4军的连党代表、红一军团的团政委、红一方面军的师政委等职务，堪称“根红苗正”。

（彭老总和邓华）

至于“旋风司令”韩先楚，众所周知是出身于鄂豫皖苏区的红25军，尽管该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陕北地方红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再与中央红军陕甘支队（恢复红一军团番号）合编为红一方面军，但红25军系统却并非真正的“双红一”。

如果溯源的话，红25军其实属于红四方面军的战斗序列，不过在四方面军主力撤出鄂豫皖苏区后，红25军是独立坚持老根据地，也是单独长征到达陕北的，而徐海东对中央红军的绝对拥护和支持，这里不再赘述。

因此，在考虑第十五兵团司令员人选时，在同等资格的将领中，邓华的“双红一”出身无疑是加分项。尽管陕北会师以后，军委对韩先楚也颇为重用，但那已经是1936年以后的事情了，而邓华在中央苏区工作战斗了七年多，军委无疑更了解也更信任。

（韩司令）

二、邓华在东北的军队履历更加深厚

抗战初期，邓华和韩先楚的职级比较相似，前者是115师343旅685团政治处主任、后者是344旅688团副团长，起点大致相同，而到了抗战中后期，两位名将的职务和级别更是不分伯仲：

邓华时任晋察冀军区第4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2旅政委，韩先楚时任晋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新编第3旅旅长，1943年以后，两位分区司令兼旅长同样都调入延安学习，为战略大反攻做准备。

然而两位名将前往东北任职的时间，却是不一样的，日本刚刚投降后的1945年8月下旬，邓华便与萧劲光、李天佑、聂鹤亭等五名将领，跟随四野主要领导人前往冀热辽，倾接最新命令赶赴东北，旋出任“东北任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卫戍司令”。

（抗战时期的邓华）

至1945年底，邓华已经出任辽吉军区司令员，成为东北我军的主要将领之一，颇受倚重。而韩先楚率领抗大一大队学员从陕北绥德出发的时间，是10月10日以后了，比邓华慢了半拍。

等韩先楚率领这支小队伍千里迢迢赶到山海关时，“天下第一关”早已沦入敌手，于是再辗转到达东北我军的控制区，已经是这一年的年底了。1946年2月，韩先楚被任命为第4纵队副司令员，职级已然落后邓华半个身位。

至1947年春，西满军区三个独立师合编为野战纵队，邓华顺理成章成为西满纵队（邓纵）司令员，而韩先楚正式晋升“旋风纵队”司令员时，已经是1947年9月间，细微差距还是存在的，换言之，邓华在“五湖四海闯关东”的大规模战略行动中，是首批进入东北的骨干将领之一。

在局势非常复杂的东北解放战争之初，邓华必然得到红军时期、八路军时期老首长的重用，参加过秀水河子歼灭战、四平保卫战等前期重要战役，随着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的不断发展壮大，职务晋升迅速，而韩先楚来的稍晚了些。

三、邓华在东北的战绩毫不逊色

韩先楚的军事才能，在东北战场的拉锯期得到充分显露，由于3纵、4纵均属南满根据地的主力，所以“韩大胆”打的多次漂亮仗，均发生在吉林和辽宁东部的战场上，但是在这两省的西部地区，邓华的表现同样很是抢眼。

而且邓华所部，属于北满“东总”直接指挥的野战部队，某种意义上，战绩也并不比韩先楚逊色。在东北我军的1947年秋季攻势中，由西满纵队改称的东北民主联军第7纵队，在邓华的率领下大破辽西之敌。

邓华纵队半个多月时间连克彰武、新立屯、阜新等重镇，一口气歼敌三个整师，是秋季攻势中战果最大的纵队（东野此役总计歼敌6万余人），因此受到东总的通令嘉奖，7纵也一跃成为主力纵队。

在1948年的冬季攻势中，又是邓华的7纵和刘震的2纵联手，在公主屯全歼了美械装备的新编第7军，生俘中将军长陈林达，这是三年东北解放战争中，首开全歼敌人一个整军的记录！

公主屯战役的军事意义特别重大，陈诚就是因为新5军被歼，才彻底丧失信心逃离东北的！

事实上，在东野入关以后的平津战役中，邓华曾经超越韩先楚，已经受命统一指挥过三个纵队，这跟未来四野的兵团兵力规模完全相同，那就是最后被野司叫停的“塘沽战役”。

按照军委和东总的既定部署，1948年12月16日，邓华率本部进抵塘沽以北的北塘，统一指挥2纵、7纵、9纵夺取塘沽，以封闭天津守敌的海上退路。

邓华认真观察了地形，并派出小部队进行了试探性攻击，发现满是盐碱滩的塘沽地区，极不利于我军攻坚，而且敌人把兵团部也搬上了军舰，随时准备逃跑，根本无法形成围歼战，硬打下去严重得不偿失。

邓华遂急电平津战役总前委，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先打塘沽并不明智，敢于质疑军委和野司的战略部署，邓华实事求是的作风，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至。此事当然非同小可，于是总前委派出刘亚楼亲赴塘沽。

“103”在邓华的陪同下，实地考察了战场情况，转而明确支持“先打天津”的建议，最终总前委报请军委同意后，改先打塘沽为先打天津，等于认可了邓华的意见。

在天津战役中，邓华同样被任命为攻城部队“东集团”总指挥，统一指挥7纵和9纵队作战（西集团为李天佑）。

（邓华和刘亚楼）

到这个时候，其实邓华未来能够晋升兵团司令员，已经初露端倪，因为参与北平围城的韩先楚，只是专任第3纵队司令员，并未同时指挥其他纵队，后在萧劲光先遣兵团编成内，南下武汉。

1949年5月1日，邓华正式就任第十五兵团司令员，下辖第43军（原6纵）、第44军（原7纵）、第48军（原11纵），根据四野《战字第39号命令》，兵团司令部由南下工作团第三团为基干进行建设。

该兵团其他主要首长名单是：原43军军长洪学智升任兵团第一副司令员、原48军军长贺晋年升任兵团第二副司令员，此时邓华的老部队44军，已经发展到58700人。

至于李天佑和韩先楚，均未能出任兵团军事主官：李天佑任第十三兵团第一副司令员（38军划入该兵团）、韩先楚任第十二兵团第二副司令员（40军划入该兵团，第一副司令员为八路军359旅首任旅长陈伯钧）。

至此，在第十五兵团司令员的选拔中，在几位名将中邓华脱颖而出，成为唯一从军长升任兵团司令员的四野名将，从几个方面看，亦是实质名归。

巧合的是，在解放海南的战役中，由于第40军（十二兵团）和43军（第十五兵团）并肩作战，又是以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为主、以第十二兵团副司令员兼第40军军长韩先楚为辅，共同指挥了至关重要的一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