滔滔长江水，滚滚向东流。在长江下游南京、扬州、镇江之间地处长江北岸，有一块河网交织，港汊纵横，树木成林，修竹成荫，芦滩连片，隐蔽条件好的地方，抗日战争时期，此地属于新四军领导下的淮南抗日根据地与日伪占领区的交界处边缘，成为日、伪、顽“三不管”地带，处于这一区域中间位置有一个镇叫月塘，因其地理位置较好，成为我华中局城工部选作交通站，当时新四军任命一位交通站的站长，名叫吴学谦。
吴学谦 ，1921 年出生在上海嘉定（现隶属普陀区）真如镇，他的老家位于上海西北部，历史上与罗店、南翔、大场并列为上海四大名镇，有“铜真如”之称。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此地是有上海西部的重要客货运输站真如火车站，是上海陆上交通中心之一，又有当时亚洲最大的国际电报电讯台——真如电台，是上海西部的信息中心，一度成为抗战各方互相角逐的一个重要战场。
据《真如镇志》记载，早在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日军突袭闸北，发动“一·二八”事变。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奋起抵抗，1月28日深夜，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深夜步行到真如设立临时指挥部，指挥抗战。并通过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义正辞严通电指出：“……军人，唯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决不退缩……”
为此，真如镇成为了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为此，日军连续对真如发起无差别空袭，一时，真如镇化为火海，数千房屋被炸毁，伤亡民众无数，百姓哀鸿遍野，年仅12岁的吴学谦，亲眼目睹了日军的罪恶行径，心里激起无限的仇恨，小手抓得紧紧的，发誓一定要把侵略者赶出自己的家园。于是，在读书期间，他就接触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心智跟眼界也慢慢开阔了随后参加了先进组织领导的外围社团，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活动，由于他工作成绩突出，18岁就加入了先进组织，从事地下工作。
上海是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日寇对上海垂涎欲滴，在全中国大城市中，只有上海先后经历了两次抗战事变，且文化教育卫生等方面人才济济，又是通向海外的一个“窗口”，成为日、伪、顽、洋人等各种势力角逐的地方，吴学谦作为一名新四军长驻上海地下工作者，立足此地实属不易。具体工作一是搜集各方情报、开展策反等方面的内容；二是借助上海这个“窗口”，向国内外广泛宣传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如反“扫荡”、反“清乡”的报道通过办事处转交苏联塔斯社上海分社，转往苏联发表，从而使新四军影响不断扩大，声名远播海外。
三是从上海吸收大批优秀人才，知识青年，骨干技术人员到新四军工作，充实我军力量；四是采购新四军急需的紧缺物资。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加之根据地大都处于穷乡僻壤，各种军队急需的钢材、炸药、医药用品、电讯器材、印刷和印钞设备、纸张、教学用具等等十分紧缺，而从上海搞到这些物资就成了当务之急。五是开辟秘密交通线，以作生意为掩护在口岸、码头设立各种名目的“运输公司”“报关行”之类的商行，请当地敌伪头目“搭干股”、任董事长，以做生意为掩护，从事秘密运输工作，为我军的胜利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
由于吴学谦在地下工作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被上级任命为中央华中局城工部月塘交通站站长。如今，在江苏仪征月塘镇，一处老街群建筑，整条老街长近400米，街面用了整块青砖石铺就，街道两侧一幢幢店屋民宅的门楼相映成趣，陪衬着街上一大溜的条石，尽显古朴韵味，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店铺林立、商贾云集、辐辏往来，开张日杂店铺的、挑担做生意的，往来行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这一切对我们月塘地下交通站有着天然的隐秘性。
月塘之所以能成为抗战时期新四军重要的地下交通站，重要的是其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当时的淮南路东抗日根据地地处苏皖边区，是新四军驻地，东临运河，西靠津浦铁路，南濒长江，北邻洪泽湖，辖有天长、甘泉、六合、高邮、仪征、盱眙、来安、嘉山等县，而月塘正是处于中心位置。这个秘密交通站能成为重要的地下交通线所在地，就要先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环境说起。为了保持华中根据地与江南根据地党政军组织、上海地下党之间的联系，1940年即开辟了地下交通线，负责转送往来于长江两岸的抗日人员以及文件、物资，特别是一些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都是通过这个交通站往来大江南北。
不过，时间一长，月塘交通站名气越来越大，日军决定派出大部队向这一带进行“扫荡”，这一天，纠集日军200余人、伪军600余人，由扬州、六合、仪征等地出动，合击月塘一带。我新四军苏皖支队得到情报后，决定在以北十余里地处丘陵地带，岗峦起伏，沟沟坎坎较多，野树荒草丛生，非常适合打伏击战的移居集一带隐蔽，伺机实施反击。此时伪军开路，进入伏击圈后我军立即向敌人开火，打死打伤伪军数人。这时，第五、第六连迅速从两翼出击。伪军在受到突然打击下，惊慌失措，丢下一具具尸体后撤退。随后，伪军又组织起第二次反扑。见伪军又开始反扑，陶勇要战士们挨近了打，50米、40米、30米……见伪军靠近了，战士们又是一阵猛烈的开火，打得伪军哭爹喊娘，溃逃而去。
日军指挥官，看到伪军不堪一击，指挥刀一挥，让日军全力出援，日军自以为武器精良、人数又多，以为能轻松消灭苏皖支队。他们用掷弹筒和机枪向苏皖支队阵地猛射。可谁知苏皖支队的官兵们经过数次战斗，战斗经验十分丰富。新四军指挥人员命令战士们集中火力向日本鬼子开火，同时又命令号兵在不同的方位吹起冲锋号，吓得日伪军不知苏皖支队有多少人马。就这样日伪军冲锋了几次，除了丢下一具具尸体外，其它一无所获。
眼看太阳快要下山了，日伪军再也不敢恋战，慌忙退却，妄想利用月塘集进行顽抗。看到敌人龟缩到月塘集，新四军指挥人员作出夜袭敌营的计划，这天晚上，我军向敌人发起进攻。在战士们冲杀中，日伪军只好一步步向后退，经过3个小时的激烈战斗，日伪军全部被压缩于月塘集北侧大庙里。他们用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封锁庙前的一片开阔地，阻挡苏皖支队的攻击。
苏皖支队把大庙包围起来，一边就地休整，一边作攻击准备。夜幕下，苏皖支队再次发起攻击，庙门被子弹打得像马蜂窝，不少日伪军中弹倒地，尸体横七竖八散落在庙里。有几个鬼子还跪在神像面前，唉声叹息，祈求菩萨保佑。敌人士气低落，乘天黑扒倒后院院墙狼狈逃窜。战士们追击，又消灭了一部分日伪军，缴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在打扫战场时，几个被俘虏的伪军说：“新四军真厉害，硬是把鬼子的骄横气焰打下去了。”
笔者查阅《月塘文史集》中记载，月塘这一仗，新四军共毙伤日军30多名、伪军60余名，缴获各种武器40多件。此役的胜利，打击了日寇的气焰，震撼了当地伪军和顽固势力，振奋了民心士气，扩大了新四军的政治影响。当地群众说，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队伍。从此，我交通站的红旗依然高高飘扬，我抗日根据地也越来越巩固。
1992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专程来到仪征月塘，寻访新四军地下交通站旧址，并在此合影留念。他看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月塘树绕村庄，水满陂塘，宽敞平坦的道路，整齐的绿化带，错落有致的房屋、碧波荡漾的池塘，夕阳映照在乡间小路上，金黄的稻田在微风中泛起涟漪，仿佛是大地上的金色织锦。这里的每一处景色都让人心醉，仿佛置身于一首田园诗篇，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卷。便让他想起抗日战争时期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脚泥交通站时的那段烽火岁月的情形：
那一年，刚刚从上海转移到新四军军部报到的时候，吴学谦抵达一个交通站时，一个交通员接待了他，还给他牵来了一头毛驴。这个交通员是组织派来护送吴学谦去新四军军部的。他让吴学谦骑上毛驴，他在前面引路。两人走了一段路程后，交通员对吴学谦说：“我们已经进入安全地带了，这里离军部不远了。我要赶时间回交通站接别的同志。只好让毛驴带你去军部了，因为这头毛驴很熟悉这段路，也可称得上是‘老交通’了。”
令吴学谦没有想到的是，这头毛驴竟然是认生，就在交通员离开后不久，还没有全心地走上一里路，看似温顺的毛驴便开始捉弄人了。它偏不走路的中间，专挑有柳树的路边走，任凭你怎么拉缰绳，高声吆喝就是不听，这就害苦了吴学谦。树枝不断划蹭着他的脸，拍拍地抽打在脸上，他的脸上划出了道道血痕，使他疼痛难忍。
吴学谦非常气愤，举起手中的鞭子抽打起这个不听话的毛驴来，这毛驴被惹恼了，不断蹦跳，企图把背上的人掀翻在地。万般无奈之下，吴学谦只好放弃骑驴，跟在慢悠悠的毛驴后面，朝新四军军部走去，这样深一脚浅一脚一走就是大半天，脚上还打起无数血泡，吃亏不小的他无比感叹地对人说：“不仅对敌斗争需要讲究策略，就是对顽劣的牲口。你要是不懂得对付它们的办法，你也照样要吃亏。要取得胜利，智慧很重要。”对这件事他悟出了许多的道理，更为以后取得更大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吴学谦清楚地知道，做地下工作的人，与敌人作斗争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有时比战场上对付真枪实弹的敌人危险系数更高，除了有特定高超、强大的心理素质外，还要机智勇敢，胆大心细，任何事情都要精心准备，同时，必须严格要求自己的个人行为和生活，稍有不慎可能就功败垂成。吴学谦也很清楚其中的艰难，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他没有被日寇的残暴吓退，只要是组织派给的任务，他都会义无反顾地去做，无论任何时候，他都会坚定地维护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最出彩一件事情便是为我军夺取2500两黄金的英雄事迹。
抗战时期，由于日军及顽固派对我根据地军民进行经济封锁的严峻形势下，作为硬通货的黄金是重要战略资源，也是我军实现自给自足的重要物资储备，黄金对新四军而言也是急需的战略资源，这2500两黄金，大约是数十万美金之巨，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换算到当下，也在价值2亿元左右，这无疑是一笔巨款了，为了让这些黄金运到新四军，吴学谦可谓是经历了艰苦曲折的斗争。
抗战进入1944年以后，新四军开始了局部反攻，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节节败退，而美军日益向日本本土逼近。在这个时局的大转变关头，根据上级《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而负起准备夺取所属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的责任来”。必须把争取城市及交通要道的广大群众，瓦解与争取伪军伪警，准备武装起义的工作，提到重要的地位。要求在城市的组织做好里应外合、准备夺取大城市，吴学谦被任命为上海工委领导人。
1945年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之际，那时的形势可谓是瞬息万变，日军就地解除武装，大量军火和物资封存在仓库里等待中国接收。照理说，日军应该向所在区域的中国军队就地投降，比如上海的日军，就应该向所在区域布防最近的新四军投降。然而，远在重庆的老蒋就不乐意了，为了抢夺抗战胜利果实，竟然把一些卖国求荣，甘心附逆，出卖国家和民族臭名昭著的大汉奸、伪军头目也搬了出来，摇身一变成为接收大员，一时闹得鸡飞狗跳，老蒋此举遭到全国民众的谴责，此事当然搞得乱象纷呈。
这期间，敌我顽匪各方势力依旧相互争斗异常激烈，而代表正义的先进组织自然是占了上风。这一天，上海地下组织负责人之一的吴学谦接到一份重要情报，有一位他手下名叫浦作的叔父有留学日本的经历，也正是在此期间，与江西中路民华公司的汉奸沈经理相识。现如今，日军早已自顾不暇，而这个沈姓的经理，只得自谋出路，思来想去，把这2500两黄金运走，为了掩人耳目，决定把这批数目不小的黄金转移到作的叔父中转。
浦作叔父生性谨慎，自然知道这批黄金来路不正，担心引火上身，可又碍不过朋友屡次请求，只好答应暂为保管，一有其他方法必须赶忙转移。赶巧的是，数名男子深夜转移黄金时，刚好被回家的浦作碰到。浦作有着多年的地下工作经验，又知道叔父认识一些日本商人，在日军投降这一特殊时期目睹这样的事，很快便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通过侦察，他很快就知道是一批要运走且放在这里中转的黄金，于是，迫不及待地向领导吴学谦进行汇报。
吴学谦知道这一消息后，非常气愤，怒不可遏，这批黄金是日伪商人借战争搜刮百姓得来，现在兵败汗奸又想以此为“投名状”，当即决定保护这笔财富不落入日本人手里，为保护属于我国人民的合法财产，于是商量决定“智取黄金”，立即探勘现场，制定详细的行动方案，并在沪西工人地下军中组成行动小组，此时正值日伪倒台之时，各方势力纷纷盯着日伪留下的“蛋糕”，不管有无权力，都想着当回“接收大员”。而这混乱的局势，恰好为我方行动做了很好的掩护，所以制定用“打汉奸”的名义上门索金。
这天凌晨，行动小组第二组两名女队员乔装打扮成阔小姐模样，到浦作家敲门，说是找三楼人家有事。在里面接应的浦作就把三楼的人叫下来开门。待三楼人下来开门时，第二组三人迅速控制电话，然后把浦作一家和住在三楼的舅父一家赶到底层房间反锁起来；第三组刚快速从保险壁橱里取出黄金，迅速撤走。
取好了黄金最后一名撤离的队员名叫丁祖宪，刚走出门外，便碰到躲在一旁没有控制好的浦作表姐，见家中被人“洗劫”，便不顾一切地追了上去。大呼小叫中，不少路人被其吸引，更为糟糕的是，引来了几名伪警察，竟然把跑在最后的丁祖宪抓住了，最后从老丁身上搜走携带的100两黄金。老丁虽遭到严刑拷打，但未透露实际行动，伪警察手中再无其他证据，最后只得把老丁判成“被“土匪”胁迫而来的放风者，主犯另有其人”监禁，后老丁在经受3年零4个月牢狱生活后，上海解放前夕，由组织营救出狱，成功脱身，继续投入到新中国建设工作中去了。
成功转移的2400两黄金，分成了几批，先后送到了新四军那里，自己一分都没动，这笔黄金是汉奸鱼肉百姓得来的，新四军则是一支真正为百姓战斗的队伍，吴学谦把黄金送到了新四军手上，等同于为百姓夺回了财富，这笔黄金有力地支援了抗日事业，吴学谦为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新四军的发展壮大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他的贡献远远不止这于此。
吴学谦作为一名学识丰富的爱国志士，在进行地下党工作时，为党传递了大量情报，一次又一次地阻止了日军的阴谋。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贡献。建国后，吴学谦担任过全国青联副主席、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外交部长等职，于1988年4月当选为副总理，成为副国级领导干部。
吴学谦成为杰出领导人，他的儿子吴晓镛也才华横溢，得益于良好家风，踏实进取，他自小受父教，视父为楷模，努力攻读，斩获美国名校硕士学位。后来热衷新闻传播，毕业后投身国际台，凭着卓越能力，晋升凤凰卫视美国公司总裁。他尽管成就斐然，然其生活低调，一直保持勤劳、俭朴、无私之高尚品德，后人赞曰：有乃父风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