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整体而言，19世纪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主要特点是共和民族主义传统登场。自18世纪末以来，爱尔兰是英帝国世界中一个独特的殖民地。

联合爱尔兰人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与法国的密切接触，并且将巴黎视为爱尔兰激进分子的避风港。

对于1793年英法战争背景之下的英国而言，这一亲法团体的存在几乎是不可接受的。

因此，英国对联合爱尔兰人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联合措施。

一方面，英国做出了让步，在1793年提出了“天主教徒救济法案”，天主教徒被赋予携带武器。

在三一学院接受教育和担任文职与军官、部分性的议会选举投票权，以期爱尔兰天主教徒保持与英国的忠诚，与英国一道，对抗共同的敌人法国。

另一方面，英国迅速压制联合爱尔兰人，使得该组织领导人流亡法国和美国，整个组织活动被迫转入地下。

托恩在美国短暂停留之后，最终去往巴黎寻求援助，并得到了法国的正面回应。

1796年，一支由50艘战船组成的法国舰队，搭载着13500余名士兵，离开法国，前往爱尔兰，准备攻打英国守军。

但是由于天气原因，军事行动最终未果。

英国真切地感知到这一爱尔兰民族独立组织与法国结盟所带来的危险，遂加大了压制联合爱尔兰人组织的力度。

英国残酷压制，鞭打、焚烧房屋和大规模逮捕等行为，迅速激化了联合爱尔兰人的愤怒。

他们奋起回击，著名的1798年起义终于爆发。虽然该组织此前坚持民族共和原则，但是此次叛乱却朝着宗派战争的方向发展。

1798年6月有一支小规模的法国军队在爱尔兰登陆，并发起一场闪电战，但是对于此次起义已经于事无补。

托恩被捕后，在狱中割喉自杀，为此次起义画上了句号。

英国从此在法律上加紧对爱尔兰的控制，通过1800年《联合法》，结束爱尔兰作为独立王国的地位，将其并入联合王国。

托恩瞄准英国外交危境、借助国外军事力量、流亡海外依然热切地领导和组织民族独立事业、暴力回击英国等做法，是此后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的主要主张，自然也被芬尼亚兄弟会领导人奉为圭臬。

虽然1798年起义迅速瓦解冰消，但是托恩的分离主义思想也很快被继承下去。

1793年就读于都柏林三一学院，该学校学生与联合爱尔兰人起义有密切关联，并在入学第一年即阅读洛克著作中的罗伯特·埃米特，便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联合爱尔兰人的爱尔兰共和民族主义价值观。

在美国改革的启发下，在埃米特起义残余力量的基础之上，他于1803年领导了埃米特起义。

此次起义的目标是将爱尔兰从英格兰分离出来，“使之成为一个仅由爱尔兰人建立的独立国家”。

他在起义中建立的临时机构发表“爱尔兰人民的宣言”，展现了从洛克处继承而来的人权思想，“我们不反对财产权，不反对任何宗教派别，反对英国的统治”。

此次起义内部的分歧导致改革力量的分散和迅速败北。埃米特本人被捕后，在被判处死刑前发表的演讲中说道，“如果我的国家尚未立于民族之林，请不要给我写墓志铭”。

这篇精彩的演讲成功地构建了爱尔兰民族的历史记忆，埃米特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爱尔兰民族英雄。

半个世纪之后，在大西洋彼岸，一帮爱尔兰流亡者在美国以埃米特和此次演讲为名，组建了跨国民族主义组织“埃米特纪念碑协会”。

该协会的领导人正是芬尼亚兄弟会的负责人奥马霍尼。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的历史承续性，一目了然，相得益彰。

天主教解放运动和废除联合运动与联合爱尔兰人、埃米特、青年爱尔兰人和芬尼亚运动等共和派有所不同。

属于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上的宪法政务派，不支持暴力活动和民族独立，而是寻求通过改革的方式，实现民族自治。

所以，在宪法政务派眼中，“爱尔兰从来没有培养出比奥康奈尔更伟大的人”，并将其奉为爱尔兰民族的“解放者”。

而在共和派一方青年爱尔兰人和芬尼亚兄弟会看来，它并不是值得效仿的榜样。

1801年的联合法撤销了都柏林议会，而让爱尔兰在威斯敏斯特议会中享有代表权，但实际上却使爱尔兰人大失所望，因为爱尔兰的利益仍然要从属于英格兰的利益。

18世纪末通过的救济法并没有完全解决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参政权和成为律师的权利，此后天主教问题成为爱尔兰政务的主要问题。

1823年，在英国两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天主教徒丹尼尔·奥康奈尔建立了天主教协会，为天主教徒的政务权利和废除1800年联邦法、建立英国国王统治下的爱尔兰自治机构，而进行政务游说。

在他的努力之下，天主教协会发展成为“现代世界第一个真正受欢迎的大众组织”。

“每月一便士计划”降低了入会门槛，不仅增加了组织收入，迅速发展成为大众政务运动，大批爱尔兰人第一次真正地参与到爱尔兰民族主义事业之中。

尽管民众基础雄厚，但是由于《联合法》意在加强英帝国的核心，不仅通过征服爱尔兰并将其纳入正常的英爱关系，而且更重要的是“强化英帝国的力量和荣耀”。

所以，对于奥康奈尔和爱尔兰天主教徒而言，以政务方式实现废除《联合法》的目标是异常艰难的。

奥康奈尔在40年代初组织的几次大规模群众聚会，都屡次遭遇英国的武力威胁。

青年爱尔兰人不满于奥康奈尔执着于政务路线，于是在19世纪40年代正式登上爱尔兰民族主义舞台。

由于英国的威胁，奥康奈尔领导的民族改革运动阻力重重。

19世纪40年代，该组织几乎陷入停滞与混沌状态。真正激化组织内部矛盾的，是奥康奈尔与组织内部知识分子的观念分歧。

作为一名律师，奥康奈尔支持保守主义代表性人物埃德蒙·伯克对暴力改革的反思。

他以明确的组织章程，强烈反对托恩和埃米特领导的行为，呼吁天主教徒抛弃秘密组织，遵照法律程序、以和平手段在英国宪法的法律框架内工作。

奥康奈尔坚持认为手段并不会真正瓦解《联合法》，但是流血事件会给爱尔兰带来灾难。

正是在废除运动发展迟滞的时期，该组织中一批深受欧洲浪漫主义影响的年轻知识分子，意识到奥康奈尔主张的政务手段并不能帮助爱尔兰真正实现民族独立。

于是，他们开始思考自立门户，组建青年爱尔兰党，实践文化民族主义的救国之道。

青年爱尔兰运动最显著的特点并不在于支持甚至鼓吹共和派一贯的暴力主张，而是在于坚持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

他们是最早将“凯尔特主义”用于政务目的的团体之一，利用文化为他们的政务议程服务。

青年爱尔兰人相信爱尔兰人在文化热情的激励之下会产生对民族的情感依恋，文化和历史也会产生一种更为包容的民族政务。

所以他们主张通过强调爱尔兰人共同而独特的历史、语言、文化和艺术等因素在民族团结方面的潜力。

排除这些文化元素之外的力量在构建民族认同方面的影响力，最终使爱尔兰人民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意识到爱尔兰民族有别于英国。

这种相对包容的文化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了该组织的政务目标是建立一个超越宗教和族裔差异的爱尔兰民族。

他们反对爱尔兰遭遇英国化的侵蚀，这一立场也决定着青年爱尔兰组织中弥漫着“很深的恐英情绪”。

至此，“现代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文化民族主义、英国恐惧症和分离主义，在本质上已经形成。

为了实践文化民族主义主张，青年爱尔兰人选择创办报纸。

这与奥康奈尔组织群众聚会和议会游说的方式相比，有利于在春风化雨之中帮助爱尔兰人民构建更为坚实的、而非情绪化的民族认同。

该组织大部分领袖人物是新教徒、毕业于都柏林三一学院。

他们延续托恩的实践方式，协力创建了《民族报》，刊登大量新闻、诗歌、社会分析和文学批评。

由于19世纪中期超过半数的天主教徒具备阅读能力，所以该报迅速获得了广泛的受众。

在印刷工业和基础教育的推动下，该报极大地推动了19世纪中叶“想象的共同体”在爱尔兰的构建进程。

所以，尽管青年爱尔兰组织不排斥武装方式实现民族独立，但是它最初是以一种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示人的。

这批知识分子这种创办报纸的文化民族主义方式，后来很快在美国的爱尔兰流亡者群体中流行开来，芬尼亚兄弟会的多位领导人都曾创办自己的刊物。

爱尔兰本土的芬尼亚领导人斯蒂芬斯在该组织缺乏活动资金时，也以通过创办《爱尔兰报》的方式宣传芬尼亚精神，筹集资金。

作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的代表性组织之一，青年爱尔兰人的民族主义实践并不限于实践文化民族主义。

1848年爱尔兰起义也是他们的重要政务实践。

在1845年爱尔兰大饥荒和欧洲1848年的改革的背景之下，这场起义支持者寥寥，准备不足，仓促成行，迅速溃败，所以至多算作一场失败的起义，与同时期的欧洲改革相比，相形见绌。

这一政务实践虽然远远没有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的目标，但是由于英国大规模监禁青年爱尔兰党人，这些爱国者精英成员不仅制造舆论攻势，将监狱塑造为爱尔兰民族主义发挥作用的重要舞台。

而且流亡海外之后继续坚持秉持青年爱尔兰人对文化民族主义的热爱，创办报纸，关注母国政务事务，建立跨国民族主义社团。

不言而喻，青年爱尔兰人和1848年起义对爱尔兰民族主义的发展而言影响深远。

从短期来看，青年爱尔兰人对于十年之后的芬尼亚兄弟会而言意义重大。

该组织大部分领导人都出身于青年爱尔兰人或者直接参与1848年起义。

此外，美国境内还有一部分尚未加入兄弟会的青年爱尔兰人，他们与芬尼亚兄弟会共同在美国国土上继续宣扬着爱尔兰民族运动中暴力形式和文化民族主义的存在合理性。

从长远来看，青年爱尔兰人并没有因为1848年起义失败而烟消云散，重组之后的“青年爱尔兰协会”通过文化民族主义的形式一直存续到19世纪末叶。

他们重视向年轻一代教授爱尔兰历史，希望通过对爱尔兰历史和歌曲的了解，爱尔兰人更加热情地支持和参与民族独立的进程。

20世纪初，民族主义对民族文学的直接影响最终在爱尔兰民族诗人叶芝身上得到了极大的发挥。

综上所述，截止到19世纪中叶，爱尔兰民族主义呈现出几个明显的特征。

第一，最明显的特征是共和派与宪法政务派的交替登场，以暴力手段实现民族独立和以政务手段实现民族自治是贯穿爱尔兰民族主义整个历史进程的两条主线。

值得注意的是，两个派是互为渗透的关系，曾经支持共和派的民族主义者在当时政务情势的催促下，可以转换政务目标，反之亦然。

第二，反英与仇英情绪和思想是贯穿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基本线索。

但是民族主义领导人在解释这一问题时，或者基于爱尔兰历史上遭遇的英国政务而构建民族仇恨，或者基于19世纪早期欧洲大陆盛行的政务浪漫主义而重构民族传说。

在爱尔兰民族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中，反帝主义成为始终存在的、越来越重要的主题。

在浪漫民族主义强调文化特殊性和民族是一个有机体的时代，帝国主义似乎要求一种不自然的、具有破坏性的世界主义。

民族主义者认为，爱尔兰没有从英国的全球帝国中受益，没有分享英国对更广泛的统治的渴望。

当爱尔兰被束缚在这样一个体制，宗主国的紧急情况总是优先于民族的考量，所以它没有能力把握自己的民族命运。

而且，帝国主义越来越被认为与政务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难解难分，被认为是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将很多爱尔兰人的思想与19世纪40年代的大饥荒联系起来。

从民族主义类型学来看，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更多的是文化民族主义话语，而仇英情绪和反帝思想则更多的是共和民族主义话语。

总之，整体而言，爱尔兰民族认同的构建很少基于族裔民族主义。

第三，爱尔兰民族主义共和派虽然坚持手段的合理性，但是在民族主义主张上带有一定的政务开放性和宗教包容性。

第四，根据民族主义理论家罗奇对民族运动发展史的三段式分析。

19世纪中叶爱尔兰民族主义已经完成了A阶段，也就是学术兴趣时期，知识分子受到启蒙运动爱国主义的激发，热切关注被压迫民族的语言、文化和历史。

步入了B阶段，指的是爱国运动时期，爱国志士积极传播民族意识，并且C阶段是群众民族运动的兴起时期。

在爱国者的鼓动之下，越来越多的民族成员意识到民族身份不是简单的自然事实，也不是臣服于某一特定君主的政务现象，这阶段也处在酝酿状态。

在20世纪初爱尔兰民族独立目标真正实现之前，爱尔兰民族主义早已完成了从B阶段向C阶段的过渡，这是爱尔兰民族主义历史的独特之处。

相比之下，美国民族主义从B阶段向C阶段的过渡并不是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完成的，而是民族国家建立之后的结果。

每个国家都面临界定国家认同的任务。

传统上，历史学家对“公民民族主义”与“族裔民族主义”进行区分。

前者将国家描述成为一个共同体，对所有忠诚于它的政务体制和社会价值的人都开放。

后者把国家定义为同族后裔组成的共同体，其基础是共同分享的族裔传统、语言和文化。

从表面上看，美国的民族认同似乎是公民民族主义的一种模式。

它没有一种清楚的族裔认同，也从未有过源远流长、固定不变的国家疆界，将美国人团结在一起的是美国改革的政务原则。

要想成为一个美国人，一个人只需毫无保留地接受自由和平等的意识形态就够了。

但从外部来看，美国的民族性结合了公民和族裔的界定。在我们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内，美国公民身份是由血缘和政务忠诚同时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