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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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捷列克哥萨克不同，北高加索西部库班河流域的哥萨克是由沙皇机构负责组织迁移至此。1768—1774年俄土战争后，俄国夺得了黑海出海口，在高加索地区的势力骤然提升。

1783年，克里木汗国连同黑海北岸和库班地区完全并入俄国。俄国开始以哥萨克为先行军逐步归并北高加索。

随着部分黑海和顿河哥萨克被沙皇机构迁入库班河流域，俄国东正宗教会在北高加索的影响力与日俱增。

1792年6月30日，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向黑海哥萨克军团颁布特权诏书，将库班地区的土地赏赐给这些哥萨克。

这份诏书是沙皇机构加强俄国东正宗教会在库班河流域乃至整个北高加索地区活动的基础和标志。

因为在该诏书中附有大司祭、助祭、神甫等东正宗教会僧侣名单，并且标明国家每年会从国库中为这些神职人员发放500卢布的津贴。

这意味着，沙皇机构在军事扩张的同时开始逐步在当地进行宗教渗透。黑海哥萨克大部分来自乌克兰波尔塔瓦和切尔尼戈夫等地，属于典型的东正宗教信徒。

然而，迁往库班河地区后，哥萨克们的神职人员却并没有一同而来。

黑海哥萨克军团当时只配置了一个行军教堂，一些年老体弱的神职人员则留在乌克兰地区。这样一来，哥萨克们的宗教需求很快被提上日程。

1793年，黑海哥萨克军团首领契别加致信费奥多西亚和马里乌波尔主教约夫时写道：“我们曾经的神甫返回了自己的家乡，而与我们同来的修士司祭却于昨日离世。

现在，我们没有自己的神职人员，军团里的人们死去也无人为他们举行丧葬仪式。”

契别加恳请主教约夫为军团派去的哥萨克代表举行按手礼，授予他们神职。

然而，约夫虽表示愿意帮助哥萨克军团，但却苦于未得到圣主教公会的授意而无能为力。为此，黑海哥萨克首领又不得不向圣主教公会求助。

1794年，在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批示下，圣主教公会将黑海哥萨克军团归入费奥多西亚主教区。

在此基础上，圣主教公会给主教约夫下达了如下指令：按照哥萨克军团的需求为他们派来的人选施行按手礼以授予其神甫职位，并增派一名辅祭随从。

为教堂神职人员修建房舍；允许在拥有100户以上的村落修建教堂；要求分拨给每个教堂的用地不少于33俄亩。

此外，哥萨克军团神职人员的选拔要符合一些基本条件。比如，需从小接受东正宗教教育，自身已免除兵役和赋税并且愿意从事神职工作。

1794年11月，黑海哥萨克军方请主教约夫准许在一些新的哥萨克村舍建立4座军营教堂，分发圣餐布并为两个教堂服务人员施行按手礼，以提升这些教堂人员为神甫。

通过上述事件可以看出，黑海哥萨克的迁入带动了当地东正宗教发展和神职人员队伍的建立。

从某种角度而言，沙皇机构通过满足哥萨克的宗教需求，达到维护帝国在当地的统治和进一步扩张的目的。这是因为，东正宗教在哥萨克军团中具有鲜明的军事色彩。

在哥萨克军营中，神职人员发挥着鼓舞士兵、给予军队希望并为其提供强大精神依靠的作用。

一些神职人员除了完成主持宗教仪式等职能外，还会在战争期间参与作战行动。许多神职人员曾向当地军事长官申请随军作战。

例如，一位名叫保罗·格拉德科夫的神甫在信中表明，为了保护他们的沙皇、守卫伟大的祖国和东正宗教信仰，他愿意与俄国所向披靡的军队一起参加战斗。

黑海哥萨克军团拉宾斯克第一部队长官为该部队神甫费奥多尔·塔塔里诺夫申请奖赏时写道：塔塔里诺夫神甫在部队战斗和行军过程中永远对他的神职工作充满热忱。

他为伤员们祈福并给予他们开导和关怀，时刻保持着哥萨克人勇敢与坚毅的品格。

另一方面，哥萨克常年征战沙场，死亡成为家常便饭。

作为东正宗教徒，哥萨克非常注重人死后的灵魂归属。因此，他们对建造教堂和发展神职人员队伍的需求颇为强烈。

例如，1848年12月8日，黑海哥萨克军团执行首领拉什比尔在《全体通告》中表达了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公墓上修建教堂的意愿。

黑海哥萨克迁往库班地区的最初几年，有人提出在当地建造属于哥萨克自己的修道院，资金费用可以由军队承担。

179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在给圣主教公会的诏书中批准为退伍军人和战争中受伤的哥萨克人建造一座修道院。

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修道院的平静生活。

后来，这座修道院建成并被命名为“叶卡捷琳诺-列比亚日圣尼古拉隐修院”。该修道院在黑海哥萨克神职人员队伍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那些意欲成为神职人员的哥萨克人需要在修道院里接受培训，学习主持宗教仪式及相关的知识技能。

此后，黑海哥萨克地区的教堂数量日渐增多。据统计，1797年黑海沿岸地区有27个教区。

到1831年，该地区已有49座教堂和9座祷告室。伴随着俄国的军事扩张，北高加索地区以哥萨克为主体的俄罗斯人不断增多。

1792年，迁往库班河下游地区的黑海哥萨克已超过1.4万人，占据了约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1793年，哥萨克在库班河沿岸建立了叶卡捷琳诺达尔城，成为黑海哥萨克及库班河地区的行政和宗教中心。后来，沙皇机构在叶卡捷林诺达尔成立了宗教管理局。

该机构成员除了有军营大司祭外，还设有书记员、审查员以及一些神职人员代表。

宗教管理局成为管理黑海哥萨克军团宗教事务的主要机构，其管理方式中也带有哥萨克传统中的一些平等色彩。

此后，黑海哥萨克队伍不断壮大，沙皇机构为满足边疆防御与扩张的需要，多次组织内地居民迁入哥萨克军团。

1808年、1820年和1848年，俄国曾几次将小俄罗斯地区共10万多人安置到黑海哥萨克部队。

到19世纪中叶，黑海哥萨克部队所在地区已有3座城市、1个德意志移民区、63个哥萨克村镇及近3000个村落。

东正宗教人口数量的增长必然要求在当地建立起全国统一的教会管理系统。于是，俄国统治阶层开始考虑在北高加索设立专门的主教区。

沙皇时代，东正宗教会成为俄国管理体系中的关键一环。俄国教会管理的世俗化始于彼得一世时期。

1721年1月25日，彼得一世颁布《宗教条例》，该条例确定了俄国东正宗教会的性质、定位和管理模式。

根据《宗教条例》，宗教院是俄国东正宗教会的最高管理机构，负责向东正宗教临时代理提供咨询并参与制定有关东正宗教会事务的基本法。

在行政级别上，宗教院与其他世俗院地位平等，它们共同接受参政院的监督。

彼得一世的教会改革使俄国的官方教会由以教规为基础的自治管理体制转变成受世俗官僚监控的机构形式。

《宗教条例》出台后的第二年，彼得一世设立由世俗官员担任的总监一职，对圣主教公会加以监督。

起初，总监的权力非常有限，尚不能完全干涉圣主教公会事务。叶卡捷琳娜二世时期，世俗官员对教会的控制日益加强。

随着时间的推移，总监的地位开始迅速提升。

到1817年，总监已经成为国家在教会中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圣主教公会的一切事务。

19世纪初，俄国教会管理体系基本成型。总监是东正宗教会的最高领导，下设总监办公厅负责管理圣主教公会各职能部门。

在地方教会管理上，全国各地分为主教区、司祭级教区和教区三个等级。

主教区的最高领导是主教，负责管理包括下级教区和宗教法庭等主教区事务。

此外，主教区管理的咨议和执行机构是宗教事务局，主教的决议往往需要与该机构协商并通过它执行。

宗教事务局分为议事厅和办公厅两个部分。

议事厅成员通常是各大教堂的堂长和修道院院长，负责管理教会生活方面的事务。办公厅设主任一职，由圣主教公会直接任命和罢免。

这样，主教区管理和主教的日常活动便随时处于圣主教公会的监督之下，东正宗教会彻底成为俄国的职能部门，在对外扩张和边疆治理中充当沙皇统治异族人地区的工具。

一般来讲，建立主教区是确立对一个地区宗教管理的直观体现。

北高加索远离俄国政务中心和宗教中心，难以形成稳定的俄罗斯人口，因此俄国一直疏于对该地的宗教管理。

实际上，即便是行政区划管理方面，北高加索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始终处于混乱状态。

比如，1785年，叶卡捷琳娜二世设立高加索总督区并定叶卡捷琳诺格勒为首府，此后仅过了10年，该总督区即被撤销。

1802年，沙皇机构在北高加索成立以格奥尔吉耶夫斯克为首府的高加索省。1822年，高加索省改名为高加索州，其行政中心变为斯塔夫罗波尔。

1847年，高加索州又改称斯塔夫罗波尔省。

随着高加索战争的结束，北高加索地区的行政区划才最终敲定，形成了高加索总督管理下的库班州、斯塔夫罗波尔省、捷列克州和达吉斯坦州。

宗教事务上，17世纪以来，属于俄国领土的北高加索部分地区长期归阿斯特拉罕主教区管辖。

黑海哥萨克迁入后，当地成立了叶卡捷琳诺达尔宗教事务局，隶属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主教区。

1820年，黑海哥萨克军团也一并归入阿斯特拉罕主教区。

1829年，北高加索东正宗教民和基层教区又被纳入顿河主教区。由此可见，在教会事务上，北高加索地区长期未能形成统一完善的管理体系。

无论是阿斯特拉罕主教区还是顿河主教区，都无法有效管理北高加索的宗教事务，最主要的原因是地理位置的不便。

按照俄国相关规定，主教每年应到各地教区视察一次。

然而，主教区管理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即主教区中心与边缘地区的距离过于遥远，加之教会经费有限，导致许多偏远地区主教无法亲自前往视察，当地的宗教问题常年被搁置。这种现象最典型的地区即是北高加索。

19世纪上半叶，哥萨克和国有农民的迁移导致北高加索地区东正宗教人口激增，宗教管理问题迫在眉睫，继续依托相隔甚远的其他主教区负责该地区教会事务显然已不切实际。

1842年，高加索州长官格拉伯向沙皇尼古拉一世提出在高加索建立主教区的建议。

他认为此举刻不容缓，因为帝国在高加索地区的疆域正在迅速扩张。同年4月4日，尼古拉一世批准了圣主教公会关于建立高加索主教区的决议。

从1843年1月1日起，高加索主教区正式成立，其主教被称为高加索和黑海主教。圣主教公会委派基辅都主教区助理主教、奇吉林主教耶利米出任首位高加索主教区主教。

1843年4月10日，耶利米抵达新主教区的教会中心——斯塔夫罗波尔城。

他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教区事务，建立了地方教会管理体系。根据《宗教条例》的规定，高加索主教区设立了高加索宗教事务局。

在耶利米的挑选下，该机构的第一批领导班子包括叶卡捷琳诺-列比亚日尼古拉修道院院长、修士大司祭季奥尼西、高加索圣三一大教堂大司祭克拉斯季列夫斯基、神甫苏哈列夫等人。

所有宗教事务局成员均拥有神学院教育背景，而且不仅在北高加索地区供职过，有些人还有其他教区的工作经历。

这样，俄国官方教会在北高加索地区的管理体系正式确立。斯塔夫罗波尔从此成为北高加索的宗教中心。

高加索主教区成立前，斯塔夫罗波尔只是一座重要的军事要塞，这里是高加索军队指挥部和高加索哥萨克军长官府邸的所在地。

作为军事指挥中心，早先的斯塔夫罗波尔城战场上的喊杀之声从黎明到黄昏不绝于耳。

高加索主教区成立及首任主教耶利米的到来逐渐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定位。瓦西里耶夫认为，耶利米任主教期间是北高加索宗教文化生活兴起的阶段。

斯塔夫罗波尔这座军事要塞从此有了新的意义。

主教区建立后，一些新教堂、修道院及神学院的相继出现为斯塔夫罗波尔这座帝俄的偏僻城市赋予了新的灵魂。

耶利米在近7年的时间里为北高加索东正宗教事业做出突出贡献，其中最重要的是高加索神学院的创办。

1843年，耶利米向圣主教公会提议创办高加索神学院。1846年，经沙皇机构批准，在斯塔夫罗波尔创办了高加索神学院，第一学年便接收了55名学生。

神学院对神职人员的培养不仅仅限于教授东正宗教神学思想，为了能让他们更好地在土著山民中传播教义，许多学生还需要学习土著民族的传统习俗和宗教文化等内容。

耶利米还为在神学院里学习的土著山民设立奖学金。

建院初年，便有奥塞梯人、格鲁吉亚人、阿布哈兹人和卡尔梅克人等少数民族学生在此就读。

1843—1918年，高加索和黑海主教区的范围覆盖了俄国广阔的南方地区，从西部的新切尔卡斯克到东部的莫兹多克，从北部的罗斯托夫至南部的苏呼米。

到20世纪初，该主教区约有800座教堂和11所修道院。

这些教堂一部分是由哥萨克军方在军事要塞和村镇修建的，还有一部分则是乡村和城市居民在教会的帮助下建成。

库尔萨夫卡村的天使长米哈伊尔教堂、克里姆吉列耶夫斯卡娅村的格奥尔吉耶夫教堂、库尔沙瓦村的圣母升天教堂、纳古茨克村的尼古拉教堂、萨布利诺村的科斯莫达米亚诺沃教堂、苏尔坦诺夫斯科耶村的圣格奥尔吉耶夫祈祷堂等都是在19世纪中期由高加索主教区协助建造的。

高加索战争结束后，北高加索地区建造教堂的速度显著提升，两年内就有27座教堂落成。

1862年，沙皇机构颁布了50座教堂的建造方案，这些教堂由库班哥萨克军团出资修建。

据统计，19世纪初，在叶卡捷琳诺达尔和黑海哥萨克军区仅有30座教堂。到20世纪初，库班河地区已建成363座教堂，比上世纪初增长了11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