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清幽说
编辑|辑录君
关于芬尼亚兄弟会和与之相关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美国移民史学界的解释不一而足。
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20世纪中叶，美国移民史研究领域的奠基者奥斯卡·汉德林借用芝加哥学派的组织范式理论，最早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移民心理角度的解释。
他认为，爱尔兰移民在充满敌意的社会环境中缺乏自信心，出于自卫的心理需要，他们选择进行组织重构。
换言之，爱尔兰移民在美国遭遇的就业歧视、宗教信仰偏见、排外主义排斥、经济赤贫带来的孤立境地和不受尊重，都使得他们的民族主义喷薄而出。
在汉德林的学术引导之下，托马斯·布朗以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为题展开专门研究，转变既往研究“不加辨别地以爱尔兰为导向”的视野局限，为这一主题增加了爱尔兰裔美国人的视角。
他承续导师的移民心理分析路径，将其兴起原因解释为社会地位较低的爱尔兰裔美国人“对获得社会尊重和认可的渴望”。
20世纪70-80年代新社会史兴起之后，族裔性研究试图突破以汉德林为代表的同化研究范式，强调移民的自我意识和能动性。
在此背景之下，克尔比·米勒对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提出了“族裔韧性”概念，即移民从母国带入美国的一些社会模式与信念是恒久的。
因此，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深深地植根于自爱尔兰本土移植而来的一种集体流亡的恐英意识。
自20世纪中叶布朗将研究视角从爱尔兰转移到爱尔兰裔美国人以来，关于芬尼亚兄弟会和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历史研究似乎深陷其中，难以自拔。
虽然在世纪之交跨国主义研究视角与路径的研究热潮之下，更多的学者再次将爱尔兰本土纳入分析视野，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突破布朗和米勒所构建的移民心理分析框架。
随着20世纪末以来美国民族主义逐渐成为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的研究热点和争论焦点，美国民族主义视角也逐渐开始进入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研究领域。
这一视角似乎可以能够真正地突破既往的爱尔兰研究导向和爱尔兰裔美国人研究导向，将研究主题深刻地融入美国历史发展主线，以更为宏阔的视野思考移民跨国政治的必要性和局限性。
从跨国移民的角度思考谁是美国人、美利坚民族何为等更为宏大的历史主题，是一个极具学术潜力的思考角度。
鉴于在芬尼亚兄弟会建立和缓慢发展的原因等问题上，尚没有学者专门引入美国民族主义视角进行分析。
本文将尝试以民族主义视角重新梳理芬尼亚兄弟会早期领导人留下的原始资料，构建他们对爱尔兰民族和美利坚民族的认知图谱，然后以此图谱为线索，对应性地思考同一时期美国民族主义的发展特点。
两相比较之后，试图从两种民族主义的契合性与非契合性，重新解释芬尼亚兄弟会在美国内战之前之所以能够在美国立足却难以得到迅速发展的原因。
芬尼亚兄弟会的建立与缓慢发展1848年起义受挫之后，爱尔兰被称作“解剖台上的一具尸体”。
爱尔兰民族主义迅速跌入谷底，成为爱尔兰政治中“最死气的时期”。斯蒂芬斯的回忆录中如何描述此时的爱尔兰民族主义低潮。
而在大西洋的另一端，美国国土上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主义同样停滞不前。
但是19世纪50年代迅速涌入美国的大规模爱尔兰移民为进一步发展爱尔兰移民传统的“流亡”价值观提供了客观条件。
移民群体的聚居、遭遇的排外主义排斥，使得他们渴望建立新的民族主义组织继续与英国展开斗争，以满足他们的“社会地位补偿”心理。
1848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美国芬尼亚兄弟会承续着自1798年以来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的共和主义传统。
具体而言，它的组织领导基础直接源自同样倡导武力实现爱尔兰民族独立的共和派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青年爱尔兰。
在爱尔兰的大饥荒和英国的不作为等因素的推动下，青年爱尔兰组织于仓促之中发起1848年起义。
不出所料，这一准备并不充分的政治活动迅速被英国压制下去。
这次起义的领导者主要包括威廉姆·史密斯·奥布赖恩、托马斯·弗朗西斯·马尔、约翰·马丁、莫里斯·奥多诺休、詹姆斯·斯蒂芬斯、约翰·奥马霍尼迈克尔·多希尼、托马斯·达西·麦吉、约翰·狄龙、理查德·奥戈尔曼。
其中狄龙、奥戈尔曼、麦吉、多希尼、奥马霍尼和斯蒂芬斯在起义失败之后成功地逃出爱尔兰，马丁、马尔、奥布赖恩虽然被英国运往澳大利亚，但是后来悉数成功逃脱桎梏。
总之，除了狄龙以外，其他人最终都到达了美国。
可以说，1848年起义的政治流亡者们开始在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陆续登场。
所以，虽然1848年行动失败，弃甲曳兵，大批青年爱尔兰组织领导者和活跃分子被迫流亡于大西洋世界，但是这些关键的政治领导人最终在美国境内重聚，他们窥伺时机，谋求反击。
是为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得以在美国而非在爱尔兰本土或者其他爱尔兰移民目标国建立起来的原因之一。
当大批青年爱尔兰组织成员和大规模爱尔兰移民相继出现在美国故土上时，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群龙无首。
1853年，青年爱尔兰组织起义流亡者约翰·米切尔从澳大利亚逃至纽约，该组织流亡在美的成员迅速召开会议，唯米切尔马首是瞻，筹建新的爱尔兰跨国民族主义组织。
次年4月13日，旨在以武力手段将爱尔兰从英国压迫中解放出来的芬尼亚兄弟会组织前身——“爱尔兰裔公民与军事共和联盟”成立。
克里米亚战争之际，英国卷入与俄国沙皇机构的军事冲突，大部分英国军队部署在克里米亚地区。
借此良机，米切尔作为新式民族主义协会的主要成员，致力于游说俄罗斯驻纽约领事和俄罗斯驻华盛顿部长向爱尔兰运送军用物资。
此番政治游说无果，加之米切尔对美国奴隶制的支持立场和对美国休斯大主教的批评态度。
无不激怒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族裔社区，直接导致他所创办的《公民》报纸发行量严重下滑。受此打击，米切尔宣布放弃编辑该报纸，交由“真正的美国人”负责。
之后，他举家搬至田纳西州，暂时脱离爱尔兰民族主义事务。
成立于1855年年初的埃米特纪念碑协会是爱尔兰裔公民与军事共和联盟的继承者。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际，沙皇尼古拉斯一世表示对援助爱尔兰独立运动爱莫能助，毕竟英国与法国海军已经封锁黑海和波罗的海。
但是曾经的青年爱尔兰组织政治流亡者之一，也是未来的芬尼亚兄弟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约翰·奥马霍尼，依然对爱尔兰独立抱有乐观态度。
他比米切尔更加尊重天主教教会人士，对爱尔兰独立事业也更为坚定。
在爱尔兰裔公民与军事共和联盟解体11个月之后，他联合另一位政治流亡者多希尼，建立了埃米特纪念碑协会。
1803年，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人物罗伯特·埃米特在接受英国法庭审判时发表演讲，声明“当我的国家在世界各国中占有一席之地时，才可以书写我的墓志铭”。
该协会传承这位民族英雄的遗志，旨在筹集资金，购买武器，计划于1855年9月攻打爱尔兰，实现民族独立，遂以埃米特名字为组织命名。
作为芬尼亚兄弟会的另一个组织前身，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相比爱尔兰裔公民与军事共和联盟更加强调组织成员的军事训练。
该组织主要由纽约民兵组织中的爱尔兰成员组成，要求组织成员每周操练一次，每一位成员都要随时准备奔赴部队作战。
埃米特纪念碑协会建立之后，两位领导人创办了一份名为《诚实的真相》的报纸，并继续请求俄罗斯施以军事援助，但是依然未果。
而成立于1855年8月14日的美国爱尔兰移民援助协会，则是埃米特纪念碑的竞争对手。
毕竟在流派分立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群体内部，并不是所有人都支持埃米特纪念碑协会。
曾经担任米切尔创办的报纸《公民报》编辑的约翰·麦克莱纳汉，便属此列。
在他的呼吁之下，旨在为打算移民到爱尔兰参加改革的爱尔兰裔美国人提供援助的美国爱尔兰移民援助协会成立。
两者的组织目标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规模与范围有所差异。
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的大部分业务局限在纽约市，而美国爱尔兰移民援助协会则发展至全美多地都有其分支机构。后者的组织开放性也有目共睹。
一方面，组织成立之初，便选举美国领导人之子罗伯特·泰勒为会长，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的成员也出席了此次会议。
另一方面，该组织在公约中告诫成员，为爱尔兰的独立事业而努力“配得上美国自由的崇高品质”。
1856年3月克里米亚战争结束，美国的爱尔兰改革者解放爱尔兰的希望随之破灭。
美国境内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虽然为后来的芬尼亚兄弟会提供了组织架构，但是此时，它们悉数跌入低谷。
奥马霍尼顺势暂时退出了埃米特纪念碑协会，投身于《爱尔兰史》一书的盖尔语翻译工作。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事业，相反，他开始从爱尔兰本土寻求支持力量。
1856年秋，奥马霍尼委托他人将亲笔信交由詹姆斯·斯蒂芬斯，在信中，他鼓动斯蒂芬斯在爱尔兰建立类似于美国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的民族主义组织。
唯有如此，爱尔兰裔美国人的民族组织才可以获得全足发展。
斯蒂芬斯在回信中同意承担这一组织任务，承诺在爱尔兰“三个月内组织至少一万兵力”，并且保证他们在至多24小时之内悉数收到组织通讯。
他又直言不讳地对美国的爱尔兰民族主义组织提出资金援助和人力支持等要求，即“每月至少提供80至100英镑”经济援助，以派遣500个尚未武装的组织成员到英国境内。
虽然1857年经济恐慌造成大批爱尔兰劳工失业，但是次年三月初，多希尼和奥马霍尼等人筹集到400美元。1858年3月17日，这笔资金被带回到都柏林。
当晚，斯蒂芬斯如约成立了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宣誓“让爱尔兰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
然而，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组织力量弱小，无法维持与斯蒂芬斯当初的财务契约，第二笔汇款迟迟未到。
由于对美国方面有限的经济援助十分不满，斯蒂芬斯亲自造访美国，决心在“有经济实力和影响力的”的爱尔兰裔美国人中间宣传兄弟会组织，以期为爱尔兰方面的组织机构建立稳定的现金流。
斯蒂芬斯访美期间，支持爱尔兰移民的党派领导人默许了爱尔兰裔美国人民族主义运动，允许该组织主要成员在坦穆尼厅举行第一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斯蒂芬斯正式任命奥马霍尼为“美国爱尔兰改革兄弟会的最高组织者和负责人”，爱尔兰改革兄弟会的美国分支机构正式建立。
奥马霍尼接受了这一领导职位，宣布自己将承担起“在美国的爱尔兰人中间团结和组织道德力量与物质力量”的重任，同时承认斯蒂芬斯在爱尔兰改革兄弟会的领导地位。
但是，组织建立初期，斯蒂芬斯和奥马霍尼经常受到负面宣传。
而且斯蒂芬斯本人没有获得有影响力的青年爱尔兰组织成员的支持，加之没有认真承担起领导责任，多年躲避在法国境内，不积极组织爱尔兰改革兄弟会事务。
凡此种种，促使奥马霍尼于1858年底将爱尔兰改革兄弟会美国分支更名为“芬尼亚兄弟会”。
至此，更为“独立的”芬尼亚兄弟会正式建立。
建立初期的缓慢发展两相比较可见，芬尼亚兄弟会较之前身爱尔兰裔公民与军事共和联盟、埃米特纪念碑协会等组织而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其跨国属性。
即与爱尔兰建立了一定的组织联系，以协调两岸爱尔兰人共同为独立事业而努力。
在爱尔兰共和兄弟会与美国的芬尼亚兄弟会两个组织的整个历史上，两者是以一种甚至在10年或20年以前都无法想象的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部分原因在于交通条件与通讯技术的革新。在19世纪4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25年间，交通和通讯得到了惊人的迅速改善。
19世纪50年代广泛采用的铁路、轮船和电报把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方带入了国际资本主义制度的领域，刺激了大规模生产和现代公司的出现。
这些发展也同样有助于爱尔兰共和主义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完整的跨大西洋运动。
例如，如果没有电报电缆，1867年起义计划中复杂的跨大西洋组织搭建工作的开展，将会困难得多。
这些电报电缆铺设在北大西洋或远洋轮船之下，使芬尼亚组织成员和特使能够在纽约、都柏林和伦敦之间迅速往来。
因为根据斯蒂芬斯与奥马霍尼的初衷，爱尔兰改革兄弟会与美国芬尼亚兄弟会至今的分工是明确的。
前者作为秘密的改革组织，组织目标是在战场上部署军队；后者则是辅助力量，主要任务是为爱尔兰军队提供武器和军用物资、军官和增援部队。
奥马霍尼不负重托，上任不久，即刻开始敦促美国多地的爱尔兰人加入芬尼亚兄弟会组织，或者至少为这一组织所力争的爱尔兰民族独立事业做一些经济贡献。
从组织发展规模来看，芬尼亚兄弟会在美国取得了迅速发展。该组织最初成立时，核心成员只有40人，而根据1859年11月19日《凤凰报》的记录，该组织已经至少发展出40个团。
到美国内战爆发之时，该组织的领导估测组织成员大致可达5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