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间，三大战役全面取得胜利后，东北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平津冀地区休整，解放军总部派出一个调研小组，深入各部队考察编制和装备情况，他们惊讶地发现，由东野第2纵队整编而来的第39军，建制兵力已经突破70000余人，且冲锋枪等自动武器的装备数量，也大大高于额定编制！

（萧、罗、刘首长）

特别注意，单位建制的兵力和装备如果严重超编，并不是什么太好的事情，会直接影响部队的作战组织、调配和指挥，因此调研小组将考察报告提交给总部以后，东野在整编过程中的“瘦身”势在必行。

经过必要的调整和精简，至第四野战军拔营南下的4月份，所属各军的兵力均有一定减少，但普遍还保持在50000到60000人的水平，毕竟四野的各军，在南下之初还是“军辖四师”的状态。

如按每个步兵师12000人的满编标准，再加上军部和直属队，这样的兵力规模还是比较合理的。此时的第39军，官兵总数约68000余人，确实比总部调研时少了二三千人，但还是顶得上蒋军一个缺兵少将的“兵团”了。

到解放战争后期，由于大量被歼和补充困难，蒋军能够达到8至10万人的兵团，已然寥寥无几，绝大部分在5至7万人之间，因为每个师平均只有6000人、每个军平均不到20000人，兵力规模还真不如四野的一个主力军。

（身穿苏联军装的刘亚楼）

此时第四野战军仍然只有第十二、第十三这两个兵团的建制，为顺畅指挥和管理12个主力军加特种兵部队的88万人马，增设兵团数量确是当务之急，事实上，“林罗刘”首长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组建新兵团的难点，在于高级人事的安排和领导机关的来源，第十二兵团和第十三兵团的司令部，那是继承了原辽东军区和冀察热辽军区的机关，如今要增编新的兵团，“司政供卫”各单位如何建设起来？

四野总部反复研究并报请军委批准后，于南下途中的4月28日正式下达命令，决定增设第十四和第十五兵团，同时以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空降”到第十四兵团担任司令员职务，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则提拔了邓华将军。

始终在野司工作的刘亚楼，为何要下来带兵呢？其一是“103”积极要求领兵作战，林罗首长得给机会；其二，能够指挥五个军34万人马，29个小时胜利解放天津，已证明了“103”不仅是个优秀的参谋长，还具备大兵团作战指挥的相应能力。

（天津前线）

一、第十四兵团总兵力居全军之冠

四个兵团的建制补齐后，四野终于可以把12个主力军，平均拨隶给各兵团指挥。其中划归第十四兵团的3个军，分别是刘震第39军（东野2纵）、吴克华第41军（东野4纵）和吴瑞林第42军（东野5纵）。

从各军番号顺序可以看出，四野首长对“102”还是比较偏爱的，第十四兵团居然独占“东北五虎”之二！此时第41军的兵力为47000人、第42军的兵力为64000人（安阳战役有一定伤亡），再加上第39军的68000人，战斗部队已达179000人。

至于兵团部各单位的来源，四野决定将东北军区所属的“热河整训司令部”2000余人，整体改编为第十四兵团领导机关，也就是说，第十四兵团成立之日，编制兵力已经超过了18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野战军正式成立时，野司外加第一、第二兵团，总兵力也不过155000余人，竟然不及刘亚楼一个兵团的人数，可见当时四野的兵强马壮！四野当时没有组建五个以上的兵团，唯一的理由只是“低调”而已。

事实上，军委的确提前给四野预留了五个兵团的番号，但四野仍然跟三野一样，最后只编组了四个主力兵团（不含起义部队），而由于第39军、第42军的超编，使刘亚楼兵团的编制人数，高居我军十九个兵团之首！

（大军入关）

二、兵团参谋长职务暂时空缺

关于第十四兵团的领导班子，野司经过认真研究，决定调升第41军政委莫文骅（开国中将）为兵团政委，同时给刘亚楼配备了两名副司令员：第一副司令员黄永胜（开国上将）、第二副司令员刘震（开国上将），他们的原职务分别是由第45军和第39军的军长。

其中黄永胜为专职副司令员（第45军已划归第十二兵团），拟协助刘亚楼进行作战指挥，而刘震仍兼第39军军长，更多的是明确晋升了兵团副职的级别；另外晋升第39军政委吴法宪（开国中将），为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兵团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员副政委都配齐了，整个第十四兵团的领导班子中，唯独缺少参谋长一职的人选，一些自媒体文章介绍说，该兵团是由“吴法宪兼任参谋长”，这种说法既毫无根据，也有违军事和军史之常识。

（吴法宪）

一方面，几乎所有的解放军军史资料，在介绍第十四兵团领导班子时，都没有提到参谋长的姓名，也未注明是由吴法宪兼任的；另一方面，以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再去兼任参谋长，简直是闻所未闻，完全是军政两个系统的干部嘛。

无限接近历史事实的真相，应该是第十四兵团参谋长暂时空缺，笔者个人观点，这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其一，第十四兵团的组建过程毕竟很是仓促，当时更有大批四野将领奉调到解放军总部工作，上级一时没有找到和确定合适的人选。

其二，作为原东北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的参谋长，刘亚楼参谋业务娴熟且脾气火爆，给曾经的“103”当参谋长，可不是随便哪个将领就能胜任的，既要具备优秀参谋长的素质，还需要刘亚楼司令员认可才行，“双向选择”起来确实困难。

其三，即便兵团参谋长未到任，也不影响刘亚楼的运筹和指挥，因为他自己就是个好参谋长，有合适人选的再行调来便是，因此从1949年5月至8月间，第十四兵团的参谋长处于暂时空缺状态。

（莫文骅和罗政委在红军时期）

三、刘亚楼被内定为空军司令员

刘亚楼初任兵团司令员之际，自然是踌躇满志，准备在战场上大显身手再建新功的，然而实际情况是，在第十四兵团宣告成立的5月1日，刘亚楼和莫文骅都未随四野主力南下，他们仍然滞留在平津地区。

其中莫文骅政委正在天津，加紧接收和组建兵团部，而刘亚楼因为要处理“野司”的一些移交工作，以及为了给第十四兵团部“招兵买马”，当时还留在北平，这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兵团参谋长暂时空缺的原因。

直到5月底，莫文骅、吴法宪才率兵团部自天津启程南下，追赶所属部队。1949年6月初，当第39军、第41军在汉水北岸休整待命时，兵团部终于赶了上来，但军事主官刘亚楼仍未到职，此前该兵团所属三个军的作战行动，是由“野司”直接指挥的。

（黄永胜）

换言之，自第十四兵团成立之日起，司令员刘亚楼便一直滞留在北平，并未真正地指挥所属部队进军中南，兵团司令部也从未发出过重要的作战命令，有没有参谋长根本无碍大局，而就在刘亚楼准备动身赶赴部队时，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彼时我们要解放全中国，那么组建人民空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而毛主席心中早就默认，首任空军司令员非刘亚楼莫属，除了看中刘亚楼“集指挥、谋略、行政于一身的全才”之外，担任过东北老航校校长以及留苏背景，更是加分项。

因此，毛主席在7月10日致周副主席的信中，明确要加快空军的组建步伐，并正式提议以刘亚楼为首任司令员。次日，周副主席亲自接见刘亚楼，传达了军委的指示，并责成刘亚楼提出空军主要领导干部人选和司令部机关组成的建议。

刘亚楼虽感突然，还是坚决服从了命令，同时建议：空军司令部应由十四兵团机关加上军委航空局的人员组成。如此到了7月26日，军委正式给四野下达了调令：“决设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人选以刘亚楼任司令员最合适”。

（空军刘司令员）

四、第十四兵团建制奉命撤销

事实上，第四野战军主要领导人对于刘亚楼被军委”截胡“，还是非常不情愿的，曾分别发出三电慰留，一电向军委力陈：“我们建议亚楼仍来前方指挥作战，如亚楼留中央不来，则我们前线指挥甚感困难”。

另一电直接致刘亚楼本人劝说：“不要去担任航空方面的工作，早日来武汉”；最后一电则发给了正在天津养病的罗荣桓，希望罗政委从中转寰：“亚楼必须回前方才能应付得开”。。。眷顾之心，溢于言表。

可惜胳膊拧不过大腿啊，中央既已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更改，并且客观来说，刘亚楼也确实是最合适的空军司令员人选，于是军委发出进一步的指示电，对第十四兵团下一步工作做出具体安排：

“空军司令部即调十四兵团司令部（司政供卫）再加入空军人员组成，十三、十四兵团可合为一个兵团，黄永胜调任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即由该兵团指挥5个军进入广西作战”，也就是说，不仅刘亚楼调总部工作木已成舟，整个第十四兵团的司令部也要北上。

（刘震副司令员）

鉴于四野颇为不舍有拖延之意，军委于8月1日再发催促电：“请即令其开来北平待编”！四野无奈之下，终于在8月5日发布《战字第75号命令》：“着十四兵团直属队全部机构调归军委，成立空军司令部”。

至此，第十四兵团改制为空军领导机关已成定局，8月19日，兵团机关及直属队共2500余人，乘火车前往北平南苑实施集结待编，此前的8月1日，刘亚楼已经率代表团出发前往苏联，第十四兵团的番号和建制，遂于当月正式撤销。

原第十四兵团的主要军政首长中，莫文骅调任第十三兵团政委、黄永胜调任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另受兵团部改制的影响，部分兵团首长也从陆军“转行”成为空军将领，比如刘震出任中南军区（四野司令部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出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根据“野司”的具体安排，原兵团属第39军转隶第十三兵团指挥、第41军转隶第十二兵团指挥、第42军则划归野司直辖，成立刚刚三个多月的第十四兵团，就此消失在第四野战军的战斗序列中，成为我军历史上存续时间最短的兵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