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为筋骨：当代草书的写意精神
文/罗艳清
草书的心境与情性
回顾历史，盛唐时期的草书，是真正具有气韵与筋骨的旷世之作。草书的特征是解放天性、自由豪放、涣散任意、笔势绵延、飘逸狂放、字形变化庞杂、气派来去自然活泼。孙过庭在《书谱》中提到：“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应当如何理解草书所蕴含的内在精神呢？其意在于精神寄托点画之中，点画、形质、使转都是表现形式。同样明示了草书与情性相关，寓情而动，情随心动，才能使点画跌宕起伏，纵横万里。
罗艳清
行书宜阳小品
书论中可以窥见古人对于“心境与情性”的理解与重视。唐代李世民《指意》云：“以心为筋骨，心若不坚，则字无劲健也。”可见，他不仅重视“心”在创作上的重要性，而且视“心”为“筋骨”，指出字必须有筋骨。张怀瓘对于“筋骨”特别强调，在《文字论》中说到“以筋骨立形，以神情润色”。没有筋骨则形不立，观书又要观其神采。张怀瓘《文字论》又云：“然须考其发意所由，从心者为上，从眼者为下。”这里也对“心思”作了品评。张怀瓘对于筋骨的理解与推崇，在于从心，从心者便有神采，有神采则生命力则易见。董其昌《画禅室随笔》卷二《画决》也正应如王右军所言：“点画之间皆有意。”从此句话中，可以得出神采不在于形表，而是常隐匿于内在，如果不从心冥想，不易辨之。想要从心而辨，便要有君子贤才之德，这也就引入了“心境”的哲思。
譬如，孙过庭《书谱》提到，王羲之在书写《乐毅》时，表现出来的是情多怫郁，在书写《画赞》时则表现出意涉瑰奇。风神也是“心境与情性”的另一种表现。晋代卫恒有言：“观其措笔缀墨，用心精专，势和体均，发止无间。”卫恒在此处所提到的“用心精专”，其实质亦是对书法从心的论说，从心者则为上品，而仅从于手则为次品。运笔之妙，心手尽之。“心为上”只有真正领悟、神会，才能“妙于手迹”而入“心手尽之”的化境。
书法的学习与创作，都要师于心。古人学书，都为师传，属于密授。学书重要的还是要师于心。师心者，固能乎独见，而且技亦能胜之。书家以己意为师，创作遵循自身的认识与想法，不拘泥于古。苏东坡《记与君谟论书》有言：“作字要手熟，则神气完实而有余韵。”作字心手相熟，则书作中才有神气和余韵。心手相应，意赋予纸，精神意志自然贯注于字里行间。而且苏东坡曾评蔡襄有天资，为本朝第一，其因在于他做到了心手相应。宋代姜夔《续书谱》也提到：“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以心为筋骨论书的书家众多。其中宋代赵构在《翰墨志》中说到：“飞动自然，筋骨心手相应。”
明代徐渭《徐文长集》中说到：“然非妙于手运，亦无从臻此。以此知书，心手尽之矣。”创作时，讲求心手呼应，运用自如，已然进入挥洒自如的境界。书法讲为情所动，达其性，哀其乐。情性恣然即“意”之本末，不求形似，而求传神与意境的表现，以心写物，借笔传情，以有限的形式蕴藏并表现出无尽的韵味，从而形成了具有中华民族传统天性与中国传统文化个性的写意艺术精神与写意审美特征。
综上，心为首，心手相应，作品才能艺境合一。“技与法，情与性”的高雅之艺境，正是写意精神与心境的完美契合。
草书的写意精神
写意精神是一种情感哲思和自我意识，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艺术之魂。草书的自由精神如何体现草书的写意精神，意味着我们需从实践过程的“功用性”中解放出来，从历史中去挖掘，从而淡化“功用”与“功利”，使之成为自由的充满生命意味的生存状态。中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常言“立象以尽意”，这也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形成之本。艺术精神的最终目的是通过“立象”以达到“尽意”的目的，进一步说，“立象”需要“取象”。而中国古代书论中也讲“取象喻书”，书之有象方为美，书法的写意精神正在于此。
“以心观物”才是取象的主旨，经历心象的取舍，才能超越物象以喻书。通过创作的过程，心象再呈现于具体的画面，就有了“象”。心象由心意的取舍发生变化，从书法史看，晋卫夫人曾言“意在笔先”，右军常言“点画之间皆有意”，喻意于点画之间，有意超逾有形。重要的不是点画之间皆有形，而是有意。东坡也言“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出新意”与“神采”之说正是“有意的深度”和“气韵”的强调。自古书画同源，吴昌硕也有言“老缶画气不画形”，可见“气韵”是每个艺术家都渴望表现的“意象与情境”。
写意精神要写出时代的关怀，写出内心与性情。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注重个人自我情感，但是绘画作品展上的作品仍然是主要反映现实，很少表现写意精神，直到19世纪的印象主义开始才能和中国书画的写意精神相提并论。孔夫子说“圣人立象以尽意”，自此追溯到晋唐时期所表现出来的写意精神，写的并非是简单的文体，而是对生命的感怀，是清风，是气节。初唐书法法度严谨、崇尚理性发展到盛中唐狂草兴盛，可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浪漫主义思潮具有强烈反叛精神的书风开始出现。由此，随着王羲之书法地位的变化，尚法风气也逐渐变弱，尚法书风走向尚意似乎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大唐盛世的气象与知识分子的心态是形成盛中唐尚意书风的又一原因，盛唐的繁荣为书法家们提供
了百花齐放的土壤，书家的激情与精神风貌则为盛世带来了具有热情浪漫气息的尚意书风。正如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所说的那样：“一种丰满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热情和想象，渗透在盛唐文艺之中。即使是享乐、颓丧、忧郁、悲伤，也仍然闪烁着青春、自由和欢乐。”盛中唐浪漫书风的开启固然需要天才的艺术家，包容的环境也同样重要。大唐盛世开放的气象还体现在知识分子要求建功立业的思想中，而不仅限于书斋文化里。生命精神在古人诗里常见，高适有对自己“十年守章句，万事空寂寥”的生命遗恨；李白有对“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句”的生命不满。他们反对凑数其间、亦步亦趋、碌碌无为，崇尚建功立业、驰骋战场。
正是这种人生格局与态度造就了大唐盛世的精神追求，诱发了晋唐狂草精神的诞生。白居易就是典型，其诗中所说，从外通过儒家之行以修身，从中通过释教来养心，以山水乐之，寓情诗酒以乐志。白居易如此的豁达豪情以禅治心为当时的代表，以禅治心、以禅入诗、以禅入书是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禅宗以破执为主的修行方式与思维习惯，为尚意书风的形成提供写意精神的思想基础。
王右军在书法史中最早提出“意”的论述，其本意为写意精神，其中含有作书的才情、灵性和修养。《草书状》发扬了扬雄“书为心画”的思想，认为草书是心灵的语言，向君子、向人间诉说自己的“志意”的“款曲”。唐虽尚法，但其书法创作旨在传达内在精神。虞世南《笔髓论·指意》说“学者心悟于至道”，虞氏在此文段中强调“心悟”，笔随心转，运思于笔墨毫端。“心悟”即为“神思”，可以理解为上文所阐释之“意”。“澄心运思”不是随便的心之思，而是将才性情思的自然之妙体会表现于微妙之间。即“生命之意”体现在笔墨点画间。
由此可见，心境对于大草创作的重要性在于主体的心神和志气，表现出生动的“书意”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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