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我在《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上发表了《我国环境变化的历史过程及其特点初探》，此后，《新华文摘》全文刊载，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处办的《秘书工作》也在2007年的一、二、三期上连载全文。该文受到如此重视，一方面说明环境问题受到国家决策层面的高度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自90年代以来，我将历史时期环境变迁作为学术研究的重点方向之一，并取得一定成果，已得到社会认可。此后我又写了一系列有关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文章，这一研究的价值在于借鉴历史的功败得失，更好地把握处理当下的环境治理问题，这也是文史工作者对当今国家社会的责任。如果说，自50年代开始的对黄河、运河历史的研究，是在谭先生指导之下的奉命之作的话，那么自90年代开始的对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的研究，则是个人多年学术积累的自觉行为，是在一个学术领域内蓄积待发的自然结果。
我在研究黄河、运河历史的几十年中，每天沉湎在古书堆中，双目捕捉的关键字眼就是决口、淤塞、河道改迁……映入眼帘的满是大旱、水患、洪水挟泥沙俱下……久而久之，脑海中会经常浮现书中描述的"季来河流失故道，垫溺村墟决城堡，人家坟墓无处寻，千里放船行树杪"的历史场景，我在为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需要理清不同时期黄河下游河道变迁的实况的同时，也开始注意到黄河每次泛决、改道后，对下游平原的环境造成恶劣影响的史料，把研究视野从黄河河道拓展到整个黄淮海平原地区；关注历史上的自然环境变迁，探讨其过程及原因，得到一些对当下社会依然有价值的历史结论。
作为农耕大国，我国黄河流域自殷商时期就开始种植水稻了。春秋时代，陕西、山东等地均大面积种植；至汉唐，黄河流域的水稻种植已相当普遍。宋元以后，由于黄河流域的河道普遍淤浅、湖沼湮没成平地，天然降水不均，秦汉以来兴建的农田水利灌溉系统因黄河长期南泛而淹废殆尽，黄淮海平原维持水稻生产的基础条件丧失，生产规模然逐步缩没。清雍正三年（1725年），怡亲王允祥曾在河北省择地兴办水田，至雍正七年（1729年）共建官私水田千余顷；雍正八年（1730年），允祥去世，兴盛一时的水田陆续荒芜，此事的兴衰，也折射了中国封建体制的人治特征。至元明清三代，黄河流域的水利工程集中于黄河、运河的治理，以保证漕运；农田水利建设的重心均在淮河以南的南方各省，粮食主要产地也在南方。
除了俯首故纸堆外，对黄河流域的环境变迁，我还有过两次实地考察的经历。第一次是路过，那是"文革"初期的1966年10月底，我们历史系十位年轻教师从上海至北京步行串联。经过河北平原东部的农村，真是一片荒凉！虽然一马平川，但步行一二小时，不见一人一树，河流淤废，土壤盐碱严重。在河北沧州地界，遇到一群七八岁大的孩子，大多衣不蔽体，这是我对华北农村的第一直观印象。第二次是在1977年的6、7月份，谭其骧先生带领我们实地考察黄河故道，途经开封、郑州、荥阳、安阳、浚县、滑县、濮阳、大名、邯郸、新乡、延津、徐州等古代黄河下游河道决溢最频繁的地方，那时农村土地尚未大规模改造，黄河决溢故道历历在目，地面上沙垄纵横交错，坑洼不平，有的是黄河故堤，有的是黄河决口后形成的沙脊，延津、濮阳、大名等县大部分土地被沙所淹。无雨时风沙飞扬，有雨时沼泽一片。当地农民生活相当贫困，再加上政策不当，使农民生活雪上加霜。如延津地区大部分为沙地，过去以种花生和枣子为主，农民出售花生、枣子换回粮食，尚可勉强度日。1958年中央要求全国农业"以粮为纲"，地方干部不管实际情况，要求延津县的农民也以种粮为主。由于全是沙地，粮食产量自然低下，结果就是农民不仅口粮不够，连花生也吃不上了，意见很大。那些古籍中记载的、我熟读铭记的黄河变迁对我国东部平原环境造成的恶劣后果，竟然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眼前，触目惊心！
由我领衔的、我们所对黄淮海平原历史环境变迁的研究，奠定了学术界对于该区域环境史的基本认识和理解。我与研究所同仁对黄淮海平原历史环境的变迁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实证研究，从与环境变迁相关的气候、植被、土壤、灾害、水系变迁、湖沼演变、海岸带变迁、人口迁移、农业生产、城市发展等各个方面着手，全面综合地阐述了其历史过程。
黄淮海平原是我国最大的平原之一，总面积38.7万平方公里，地跨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江苏诸省市，粮食总产量约占全国的两成，其中小麦产量占全国的三分之一。黄淮海平原属温带半湿润气候区，秦汉以后至唐代中叶，这一地区是我国人口最密集、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宋代以后，因整个黄河流域生态环境日趋恶化，灾害频发，黄淮海平原的经济优势逐渐丧失。三四千年以来，人类在黄土高原耕种采伐，森林植被破坏殆尽；水土流失给下游河道带来大量泥沙，使黄河成为世界上含沙量最高的河流；仅有文献记载的黄河下游河道改徙就超过一千五百次，黄淮海平原上的几乎每一寸土地，都受到过黄河泥沙洪水的灌淤；泥沙洪水改变了黄淮海平原的微地貌，带来了洪涝、盐碱、风沙灾害。黄淮海平原又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早在秦汉时代，这一地区就被充分开发，代之以天然植被的是人工作物，围湖造田使湖泊面积减少、河道变窄，排洪能力削弱。元明清时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为保证漕运蓄水，在运河两岸修建的堤防，如地上长城般阻碍了黄淮海平原的排水，增加了洪涝的侵蚀。黄淮海平原还是我国人类活动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是历史上中原政治、文化的中心。10世纪以前，这里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也是历代兵家的必争之地。所以，我认为黄淮海平原的环境变迁，是几千年来自然环境本身的变化和人类活动对环境施加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厘清这个历史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以史为鉴、科学理性地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请共存的关系。我们的研究成果，最后形成了《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一书，这是一项有着重要学术价值和较强现实意义的研究成果。该书于1993年出版后，即获得了学术界同行的高度评价，并于1995年获得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至今仍是高校历史地理学科的教科书。
历史环境的变迁无疑与自然条件密切相关，譬如14世纪出现在全球的小冰期，对我国北部的农牧过渡带也产生了影响。1368年，朱元璋把蒙古人逐出中原，又乘胜追击蒙古残余势力到今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土刺河、贝尔湖一带，然后退兵至蒙古高原南缘，在那里设置了四十多个卫所，驻兵戍守，屯田养军，实际上形成了我国北方农耕的北缘地带。有意思的是，永乐元年（1403年），这些卫所在一年内全数迁人长城以南，其中原因学术界长期未能真正解决，曾有解释为由于外围据点远离内地，难以固守等政治军事原因。我通过查阅《明实录》《明经世文编》等大量历史文献，发现卫所南迁的真正原因是从14世纪中叶开始，我国北部气候转寒，就地农耕无法维持卫所军士及其家属的生存，而内地运粮的转输供给成本太高，得不偿失，所以，这些卫所最终被统一迁至长城以内。而16世纪下半叶开始，我国北方的气候逐渐转暖，所以关内大批失地农民外出垦荒；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仅山东一地就有十余万人口去关外耕种，由此可见，自然气候对人类生存环境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的环境恶化问题日益显现，沙地扩大、水土流失、沙尘暴频发；黄河多年断流，水资源匮乏；松花江、嫩江则出现百年一遇的洪水，1998年长江大水……为什么远古时代草肥水美、森木葱茂的自然环境，两千多年来会逐步演变成孤烟荒漠的一幕幕惨景？1999年我就写了《灾害与社会研究刍议》，主张开展历史上灾害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通过对不同历史时期的典型性问题来专题探讨环境变迁与人类生活变化的关系，我的历史环境研究提议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支持。我认为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今天的环境恶化问题非自今日始，乃积渐所至，有其历史渊源，是历朝历代以来，人类不尊重自然规律，为更多获取眼前利益而伤害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同时，我认为灾害的发生不仅仅是自然因素，也有社会人文因素；在历史环境变迁研究中，还需注意到我国历史时期环境变迁在地域上的差异；这都是我关于历史环境变迁研究的重要观点。我们如今已然造成的环境恶果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今天的不当作为，也必将会让我们的子孙付出代价。
回顾中国历史，可以蛮清楚地看到，至唐朝早期，中国自然环境最好、最繁荣的是黄河流域；到了唐朝末期，经济中心逐步转到长江流域了。唐以前，如今西安市所在的关中平原，曾是生态环境最好的地区。战国时"沃野千里，蓄积饶多，地势形便，此所谓天府，天下之雄国也"。《史记·货殖列传》的名句"渭川千亩竹"，即说明这里气候温润；所谓"八川绕长安"即说明这里水资源丰沛。汉代长安城西的上林苑，方圆三百余里，是皇家的狩猎之地，建有离宫七十座，奇花异木三千余种，珍禽稀兽不知其数。杜甫《丽人行》中"三月三日气象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正是写照当年长安人曲江游赏、楔饮踏青的岁时习俗。西汉武帝以后，由于人口的不断增多，黄河下游平原的原始森林逐渐被砍伐殆尽，河湖滩地都辟作耕地，农耕是当时唯一的生产方式，并大兴水利以维持农业的高产。唐末，关中平原的水土流失、河湖淤废已然出现，人类向自然无尽地索取，必然导致环境的恶化。
关于环境变迁中的人为因素，我还写过几篇文章，观点比较尖锐。我的研究结论就是：中国历史上哪里建首都，哪里的环境就恶化得最快。所以，环境变迁不纯粹是自然问题，还有很多政治因素在其中。数千年来，中国都是中央集权体制，集中在首都的皇亲国戚们，是最有财富、最有权力的人，他们是人群中消费最昂贵的群体，也必然是向大自然索取最多的群体。不要讲别的，长安城里一个冬天要消耗多少炭？白居易的《卖炭翁》中即有诗句"伐薪烧炭南山中"，卖炭翁被黄衣使者以"半匹红绡一丈绫"强夺去的一车炭，就是去秦岭伐木后烧成的。西安，长期作为国都，大兴土木是必然，宫殿、庙宇、贵族的府邸，哪一样缺得了木材，渭南的秦岭、渭北的北山，林木必然被砍伐殆尽。皇家富贵们生前消耗资源如此，身后又哪能消停！那许多皇陵的建造，又哪一样缺得了木材。现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秦始皇兵马俑，就技术、艺术而言，确实伟大，但是这些伟大成就的制作过程，是如何残酷无情地消耗自然资源，我们可曾意识到？陶制兵马俑啥地方烧的？这个窑可不是烧把茶壶的窑，而且不可能一个一个地烧制，所以这个窑的体量肯定是又高又大。这辰光烧窑都是用木材烧呀，这些兵马俑的制作，要用烧掉多少座山的树木啊！烧制兵马俑的窑目前还没有找出来，我估计就在旁边，因为不可能从老远地方把烧好的成品拖过来的。
环境变迁中的人为因素还有战争。我国历史上有过三次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大规模移民的事件，均是由于战争。这三次人口大迁移，分别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唐中期的安史之乱、宋金之际的靖康之乱，尤其是靖康之乱，移民人口达到了一千万。大量的人口迁移，必然要急剧增加耕地。宋以前，太湖流域无大灾；北宋以后，人口骤增，平原土地开垦殆尽，只能向水域进军，围湖造田，以致湖区"涝则水增溢不已，旱则无灌溉之利"。即便南宋朝廷三令五申禁止围田，但利益驱使，政令如一纸空文，围湖造田愈演愈烈，直至宋亡。无湖田可围的丘陵地区，如江西、福建等省，则垦辟山地作梯田，"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围湖造田、毁林造田，是我们这个农耕大国的不二法宝，历朝历代世袭之，当代依旧。
16世纪中叶，美洲的番薯、玉米、马铃薯传入我国，极大地增加了粮食产量。足够的食物使灾害之年的人口死亡率降低，至18世纪中叶，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人口如此增加，可耕之地却难以同等增加，许多失地农民只能携家带口、离乡背井去南方未开发的森林山区做棚民，从事伐木、造纸、烧炭、培植木耳等营生，致使南方大批森林被毁，长江各支流水土流失，加速了沿江河道、湖泊的淤浅。所以，承继宋代黄河流域的环境恶化态势，元明清三代，长江流域的环境也呈现恶化趋势。
继20世纪90年代的历史环境变迁研究，近年来，我又提出了加强区域环境变迁研究的课题。2014年5月，云南大学让我去做学术报告，其中一个报告的题目就是"中国历史区域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我认为，中国的区域差异太大了，我们一个国家的区域间差异，比欧洲各国还要大，中央政府面临的问题比欧盟更复杂，要治理好这个国家，中央需要根据各地区的特点制定相应的政策，要有所平衡。
中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一直存在相当大的区域差异。我们现在讲汉唐盛世，主要是讲长安、洛阳的繁荣；这辰光湖南荒蛮之地饱受血吸虫病之苦，男人活到十几岁就死了，与盛世何干！我们对中国古代社会的认识，还没有从区域研究角度来全面把握中国社会历史。今天依然如此，中国到底是穷还是富，是不是发展中国家，假使按照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标准，中国可能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准；假使你到广西西北、甘肃南部、四川北部，当地人民的生活水平，那是穷得一塌糊涂。农民都出来打工了，没人种地了，留在农村的尽是七八十岁的老人和未成年的小孩，看病看不起，吃的是苞米，水也没有。上次我看了一个电影，其中的情节真是令人难忘：宁夏南部固原地区，乡下人走亲戚送礼，送的是一瓦罐的清水；女儿要去相亲了，母亲拿块毛巾，蘸点水，帮她擦擦脸，平日里没水洗脸的。在我们看来，这些地区根本不宜居住，应该生态移民的，但是部分中国人长期生活在小农社会里，安土重迁，是传统中国人的精神密码。虽然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可当地人未必觉得很痛苦，这里是他们自己的家园，祖祖辈辈就是这样生活的。家园不仅意味着物质的家园，更有精神家园，这是互相联系的，不可分割的。如何使每个地区的人们，生活在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里都很愉快，我觉得费孝通这句话蛮对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央政府要考虑到各种人的利益，要承认这种差异今后将会长期存在下去，并尊重这种差异，这就是中国区域历史研究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温州人都到外面做生意去了，不仅在国内，连俄罗斯、欧洲都去了。有一次我到河南去，河南一个年轻的农民，出来打听做生意的事，他的父亲就骂他：我们农民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这是我们农民的本分，你到外面去打工、做生意是歪门邪道。河南、浙江相距也就千余里，但两个区域的观念却要相差几十年。前些年，河南人的口碑不大好，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落差的反映。因为起步晚，发现财富差距很大，心态不平衡，只好不择手段、坑蒙拐骗了。实质上就是区域差异形成的这种心态，并不是河南人特别坏，中州人传统保守、比较封闭，本质上应该是老实本分的。
就我多年来研究环境变迁的体会，由于自然和历史的原因，我国区域环境的差异（自然和人文）将会长期存在。中央政府除了需要尊重各地的文化差异，还需采取一定措施，来抚慰这种差异引起的心理不适。在移民集中的大城市，给外来人员的方言、乡情留有足够的空间，也是社会安定的重要方面。过去上海有各种地方会馆，也有各种地方口味的饭馆，大世界里天天上演着各种地方戏，各地移民在上海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寄托乡情。最典型的是被称作"下只角"的"江北窠"，那里聚居着早期因洪水泛滥逃难来沪的苏北农民，从事着这个城市最脏最苦的工作，但是他们很有凝聚力，他们讲自己的方言，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辛苦着，乐呵着，一代又一代。那时可没有什么"北漂"之说，"漂"就是无着无落、没有归属感。不要片面强调融入城市文化，而要"海纳百川"，包容各种文化。
在担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我搞过一个提案，希望各省的电台保留一个方言节目。国家广电总局答复说不行，现在要推广普通话。我在提案里讲道，我们有一句话叫"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因为方言相同，才勾起了乡情，所以要"两眼泪汪汪"。如果双方都讲普通话，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方言是一种文化，方言是某些特定人群共有的精神家园，方言是关系中华民族团结的非常要紧的纽带。方言跟地方剧种也是有密切关系的，方言消失了，地方剧种也就消失了。沪剧说上海话，越剧说绍兴话，粤剧说广东话，假使广东话都没有人会讲，粤剧就没人看了，就消失了。保护地方戏是传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虽然当时主管领导部门否定了我的建议，但是现在电台、电视台都有沪语的节目了，说明现在大家终于有了保护方言的意识了。
中国历史上，政治中心一直在北方，语言强势也一直属于北方。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准备做官的话，就要学官话，否则你没办法与京官交流，也没法去朝廷上朝。只是那时的官话是以洛阳话、中州话为标准音的，不像今天以北京话为标准音了。因为我们长期处于中央集权体制下，中央政府的观念就是要全国统一，尽量消灭差异，如果没有考虑各地方自然、经济、文化、民俗风情的特点，尽管中央政府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不一定收到好的效果。所以我认为研究区域历史，进一步了解地域差异，既有学术意义又有现实意义。
【邹逸麟（1935年8月31日—2020年6月19日），祖籍浙江宁波，生于上海。复旦大学首席教授。历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站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三、四届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史志学会会长、《辞海》副主编；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民盟第七届中央委员、民盟上海市委副主委；第八、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著有《千古黄河》、《中国历史地理概述》、《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主编)、《中国历史人文地理》(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分册》(副主编)，合著有《中国历史地图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等。发表论文约百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