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取耀县
自从党中央1947年3月19日主动撤离延安后，西北野战军主力已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3次战役的重大胜利，共歼敌1.4万余名，给我们关中军民以极大的鼓舞。
收复关中后，根据彭德怀副总司令关于"破坏咸（阳）榆（林）公路，切断胡宗南集团在陕北的后方供应线"的指示，警一旅和警三旅五团在王世泰同志指挥下，对咸榆公路及其沿线据点之敌发动了主动进攻。
4月下旬，王世泰率部北进到黄陵县境内的店头（七里镇），决定我带三团一营、三营攻取隆坊镇；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同志率三团二营到黄陵县城以南执行破路任务。
隆坊在黄陵县城以北约30里的公路边上，驻着敌保安队一个中队。寨子城高沟深，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们隐蔽地看过地形后，商量了一下，决定采用智取细嘴子的办法，让贾德全带领他的一营三连，化装成国民党军队，进城智取。4月23日上午，贾德全的一连人全部换上小园子缴获的美式军服，头戴钢盔，手执冲锋枪、卡宾枪，大摇大摆地沿公路开到隆坊南城门口，吆喝着城上敌守兵快开城门。城上的保安队没看出破绽，但对这么一支小部队单独行动产生了怀疑，盘问了一阵子，不得不开门迎客。贾德全上去扇了保安队长一个耳光，战士们哗的一声把枪口指向敌人，没费一枪一弹将国民党陕西省政府派去的巡视员、镇公所职员和50多个保安队员全部俘虏。
与此同时，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带的三团二营南下至黄陵县城西南的王家沟、仙马集一带，动员群众帮助部队破坏公路。他们炸毁宜君到黄陵之间的偏桥的桥梁和涵洞，挖断路基，将黄陵以南到宜君哭泉之间约60里的咸榆公路彻底破坏，使敌军的后勤运输线陷于瘫痪。
4月25日下午，宜君县焦坪镇也被警三旅五团强攻夺取，击毙反动民团夏玉山部20人，俘虏82人。夏玉山（外号夏老幺）非常坏，此役被炮打死。
隆坊、焦坪两战小胜后，王世泰同志决定南下奔袭耀县。他带我们警一旅三团、警三旅五团进入耀县境内时，敌军驻铜川骑兵第一旅一个团，5月3日经耀县，向北经王家砭、上安村进抵阿古社村一带。
我军适从文王山、武王山中间南下，与敌侵入柳林后南下耀县的骑兵团遭遇。我们命令三团一营占领阿古社村有利地形，阻击敌军。在打退敌骑兵团数次进攻的战斗中，一营营长庞希贤同志英勇牺牲，由三连连长贾德全代理营长指挥战斗。敌骑兵再次发起冲锋时，我们命三营投入战斗，从塬上冲击敌军侧后，一营正面反击，将敌击退，歼敌100余人，缴战马近百匹。
指挥部进抵耀县城北边阿古社，开会商讨攻取耀县。有的同志提出耀县是敌军进攻陕北的补给基地，驻有敌八十三旅辎重营和陕西保安七团等近2000兵力，城防工事坚固，有通向西安的铁路，而且距东北方向仅60里的铜川驻有胡宗南的一个骑兵旅（与我遭遇的敌骑兵团属该旅），万一攻城不克，敌军来援，易成骑虎难下受敌夹攻之势，不同意打。王世泰同志分析胡宗南注意力在北边，不知我们部队已经南下，只要消息封锁得好，把援兵来路堵死，"出其不意，攻其不备"，采取突袭战术，速战速决，攻占耀县县城是有把握的。我认为世泰同志的分析有理，措施可行，另外觉得这个补给基地是块"肥肉"，打下来对我们好处极大，对敌人则打击不小，主张打。但不主张打的同志也有好几个，理由也有一堆，双方争执不下，统一不起来。王世泰动了肝火，大声说："我决定了，打！跟我走，看地形去！"他这一定，别人不好再说什么，但态度上还有些勉强。他就叫我："懋功，跟我一块儿走！"我跟着他出了门，他一边走一边嘴里还在喊着，一定要打。别的同志一看也跟上来了。
世泰同志的部署很严密。由警三旅五团偷袭主攻；我率警一旅三团的两个营在城北咸榆公路黄堡镇及以西沿塬畔构筑工事，准备阻击铜川方向援敌；渭北纵队在耀县东南破坏公路，以阻击西安、富平方向援军；西府纵队部署在西南，准备阻击西边小丘据点和南边三原的援敌。可以说，把所有可能来援耀县敌军的来路全部截断了，造成"关门打狗"的态势。为了麻痹迷惑敌人，世泰同志还派部队炸毁铜川以北到金锁关公路上的桥梁、涵洞，造成要打铜川县城的假象。我对这样周密的兵力配备很赞赏，对攻取耀县县城也充满了信心。由于消息封锁得严密，耀县守敌毫无察觉，也就没有加强戒备。
5月5日凌晨4时，警三旅五团一营用云梯从县城东北角突然登上城墙，与惊醒之敌发生战斗。至5时许已将四面城墙完全控制。敌耀县专员兼少将保安司令阎崇师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从家里出来边走边向城上喝问"怎么了？"被五团战士活捉。此时，五团团长郭应春带三营从东门突入城里，与敌展开巷战，相继攻入敌保安七团团部、八十三旅辎重营营部、县政府及制高点钟鼓楼，控制了全城。我们警一旅三团也占领了火车站和县城东边的制高点药王山。只有一二百个敌人慌忙跳上火车向南逃跑掉了。
奇袭耀县这一仗打得漂亮，仅用3个多钟头便歼敌15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70余挺，步枪1500余支及大批弹药。
敌军补给基地仓库的缴获更是喜人，武器、弹药、被服、药品等堆积如山。吕剑人同志动员上千群众人扛、车载、畜驮，日夜抢运；我带三团武装掩护。我们每个战士都背了四五套单棉军装，地方游击队也补充了大批武器弹药。5月6日拂晓，敌增援部队已经逼近。当天下午，指挥部带五团北撤，留我带三团掩护搬运物资。我们撤退前还未及运走的粮食、物资等，动员当地群众任意搬走，未能搬完的弹药被放火烧毁。
强攻小丘轻取旬邑
耀县大捷之后，部队撤回关中分区仅休整了四五天，又第二次向渭北出击。计划攻取三原、富平、白水3座县城，然后取道宜君、黄陵之间返回关中。王世泰同志县城，然后取道宜君、黄陵之间返回关中。王世泰同志决定首先拔除横在前进道路上的小丘据点。小丘在耀县县城以西30里处，守敌是陕西保安第四团一个中队80县城以西30里处，守敌是陕西保安第四团一个中队80余人。队长高彦龙，是个作恶多端的反共惯匪。.
5月13日夜，受命突袭小丘的警一旅三团由淳化县方里镇出发，向东北边相距约30里路的小丘急进。我在方里镇出发，向东北边相距约30里路的小丘急进。我在旅部宿营地，没有随三团行动。第二天清早，我听到枪声很密，觉得不对，判断可能是夜袭未成。我立即带警卫员跨上战马向小丘奔去。到了那里一看，原来是二营拂晓接近敌据点时，一个战士沉不住气，投掷了一颗手榴弹，惊动了敌人，突袭不成，变成了强攻。几次冲击未能奏效，造成了一些伤亡。我和葛海洲团长重新调整兵力、火力，改变主要突击方向，把小园子战斗中缴获的两具六○火箭筒和山炮调上来，分别架在快要成熟的麦田和寨壕里，从东北角抵近瞄准寨墙和碉堡，距敌约百米，猛烈轰击。三连正面突击，四连、五连分别由南边和东边夹击，终于将敌寨子攻破，守敌80余人除被击毙的之外，其余全部被俘。
拔除小丘据点后，王世泰代司令员得知西北野战军主力将向陇东进军的消息，便和我们警一旅、警三旅负责同志及关中地委书记张德生同志一起商量，决定改变出击渭北的计划，带部队向关中西部的旬邑、宁县、正宁一带行动，配合野战军主力作战。
部队集结在关中分区西部，首先攻打旬邑县城。张德生同志对王世泰讲，旬邑县城自卫大队长马志超是地下党员，一直和他保持着联系，可以通知马率部起义，配合我军攻城。世泰同志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仍然做强攻的准备，马志超能起义配合最好，如不能起义，则强攻占领县城。
5月22日，我们警一旅三团包围了旬邑县城。兵力部署是三营攻南门，一营攻东门，二营在城北布防，切断敌退路。当天晚上，天下着雨，一个穿雨衣的国民党军官来到东门外我们的指挥所，指名道姓要找我。他说他就是地下党员马志超派来送信的。我和他商谈攻城配合问题。他说可在南城墙配合，还告诉我城里还有县政府的保警队他们无法控制，马志超刚掌握自卫大队不久，手下的副大队长、中队长都比较反动、顽固。我们要求他们只要南门能保证配合就可以了。他说这点没有问题。他回去后，马志超同志立即把全大队200余人调集到城外西堡子。他率领亲信将副大队长、中队长全部扣压起来，解除了他们的武装。我们发起攻城信号后，马志超开了南门，我们进入城内。但还有一部分敌人在与西北城墙相连的土围子里开枪顽抗，我军只好开炮轰击。敌人吓破了胆，立即扔下枪出来投降。旬邑城就这样回到了人民手中。几天后，我们新华通讯社播发了旬邑县自卫大队长马志超率部起义的消息。起义官兵200多人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中纵队旬邑支队，马志超任支队长兼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我们邑支队，马志超任支队长兼旬邑县政务委员会主任。我们将俘虏及缴获的枪支弹药全部转交给他（建国后马志超同志曾担任陕西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情系"家属队"
1947年3月初，我关中分区部队跳出敌军合围圈，到达黄陵县西北部子午岭东麓的上畛子。军分区考虑到当时形势严峻，需要轻装御敌，决定由警一旅后勤部部长徐清同志带领后勤部一部分和家属队共100余人，相对安全一点儿的晋绥边区撤退。王世泰的孩子、高锦纯、杨拯民、牛书申以及我的妻子儿女都在家属队中。我妻子余群担任家属队的指导员。预定路线是从驻地上畛子出发，向北经华池、吴旗、靖边，然后折向东，过横山、绥德、吴堡，过黄河去晋绥。送走了妻子儿女，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实际上，他们离开我们身边这块险境，又进入另一个未卜的危险之中：天寒地冻的千里行军，进犯敌军行踪不定，很有可能和他们遭遇，而他们仅有两个班的警卫力量……的确叫人放心不下。高锦纯旅长让徐清用配备的一部电台向旅部通报行军情况。战斗紧张时，我们把一切都忘了，全身心扑在与敌的殊死拼搏中。但一闲下来，就关心地询问徐清他们的动向。高锦纯几乎每天都要拿着徐清发来的电报，趴在地图上核对位置，画一根向前延伸的红线。当后勤、家属队进至靖边至横山境内时，突然和旅部失去联系，一连几天没有消息。从军事情报得知，敌军误认他们为主力部队，正尾随追击。高锦纯把红蓝铅笔往地图上一摔，长叹了一声，对我说："懋功，完了，完了。徐清他们可能被敌人掳走了！"我心里一沉，宽慰他，也宽慰自己："不会吧，是不是电台发生了故障，或者电池出了问题呢？"因为前一年6月我带西府游击支队南下接应王震的三五九旅时，就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嘴上这样说，心里也很焦灼，因为战争是残酷的，敌人更比蛇蝎狠毒，他们不会优待"俘虏",如果我们的干部战士、妻子和孩子落在敌人手中，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但我想被生掳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余群告诉我，她准备把我们3岁半的儿子用布带紧紧地绑在胸前，一旦在敌人追击时，可以用她的身体挡住子弹。她临行时还特地准备了一块鸦片烟，在紧要关头宁可吞鸦片"光荣"，也不当俘虏。其他同志行前也作了最坏的打算。我相信他们的坚强，更祈盼他们平安无事。后来得知，他们过黄河时是最危险的时刻。他们刚刚过去，敌人就追到了河边。又过了两三天时间，陕甘宁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同志亲自发来电报，告诉我们后勤和家属队均已平安到达晋绥地区，让我们放心。贺老总关心部属，体察入微，最懂得我们这时候最需要什么。接到贺老总这份电报，我们高兴的心情，是难以言表的。
事实上，在路上和到达山西后，还是发生了一些不幸。大概一两个月后的一天，我见高锦纯旅长两手抱着头，痛苦地蹲在地上。我问他怎么回事儿？他说他不到1岁的小儿子在去晋绥的路途中，因为天太冷，用棉被包着放在骡子的驮筐中，捂得太紧，不透气，把孩子闷死了！他妻子怕影响他指挥作战，所以一直瞒着他没有说，到现在才知道。我正宽慰他。他沉重地说："你不要宽慰我了，跟你说句实话，你女儿也死了，也瞒着你。"我一下子愣怔了好半天说不出话来。这是一年前，家属队出发前在上畛子发生的事。我女儿那时还不满两岁，是被跳弹误伤的。当时天下大雪，山上野鸡很多。驻地就在山坡下。旅副政委的警卫员拿着驳壳枪去打野鸡，我的勤务员怀里抱着我女儿，和其他孩子一起跟在后边看热闹。他一枪没打中野鸡，子弹碰到石头跳回来，击中我女儿的肚子，伤得很重，当时就没有救了。我妻子当场就昏了过去。女儿快过两岁生日了，当母亲的拆了自己唯一的一件毛衣，给孩子打了一件小小的红毛衣。孩子就是穿着这件红毛衣死在她妈妈怀里的。那个警卫员当时就吓跑了，后被部队找了回来。我妻子忍着悲痛，怕影响我的情绪，在那边瞒着我，不告诉我。还做工作让别人也不要说。我知道后，也装着不知道，把痛苦埋在心里，没有办法安慰千里之外的妻子。
人世间丢失任何财富都容易淡忘，唯有夭折孩子的痛是难以平复的。几十年后，每当我老伴生前叹惜这个女儿，提起那件小小的红毛衣，仍然是泪水盈眶，不能自己。蒋介石挑起的罪恶内战，夺去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其中也包括高锦纯同志和我的这两个幼小的、无辜的儿女。
血战九岘塬
1947年7月15日，中央来电通报，胡宗南部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8个师的兵力企图合围我关中分区，令我们部队日夜兼程突出合围圈。在研究部队行动方向时，高锦纯和我的意见是南下过泾河到西府地区或向东过咸榆公路，插入敌军兵力比较薄弱的敌后，到富平、蒲城一带寻找战机；王世泰同志则主张北上陇东，我们服从了他的决定。部队刚撤离关中，敌军便从黄陵、宜君、焦坪一线压了下来。此时，我们已经正宁、翻越子午岭，到环县了。
8月初，我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由晋西北渡过黄河，划归西北野战军建制，西进攻打榆林。进犯关中分区的敌军主力北进向榆林增援。这时，我军又从陇东准备走原路回关中。走过合水，上子午岭，到宁县盘克塬，部队休整了两天，继续南下。天下着倾盆大雨，高锦纯旅长不慎从马上掉下来摔坏了腰，只好坐担架行军。我带着警一旅担任前卫。8月14日晚上，我们一旅到达柴桥子、杨家园子、五顷塬等地宿营。王世泰率警三旅五团、骑六师以及关中地委机关在九岘原东边的西洼一带宿营。我布置警戒后，回到驻地时接到王世泰的电报，叫我立即率部队返回，说有二三百敌人的骑兵追上来了，要歼灭这股敌人。这时晚饭还没有做熟，我带上二团团长于占彪，三团团长葛海洲和旅作战科长刘协及警卫员，等不及吃饭，戴着草帽，冒雨往回返。天黑道路泥泞，一步一滑，天将拂晓才走到他们的宿营地，大家全成了泥人泥马。哨兵指点我摸进一个窑洞，王世泰和赵伯平等领导同志都在。王世泰同志问我部队上来没有？我告诉他在后面跟着，随后就到。他说："敌人有二三百骑兵，在盘克塬上。你先上去看看地形和情况，我马上也上去。老赵说得打一下。"接着我先报告高锦纯旅长的意见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然后又说我认为这仗不能打。这时，关中地委副书记赵伯平说："敌人光糟蹋老百姓，不能白白放过去嘛！"
我只好带着刘协上了西洼塬，这塬上啥也没有。这边和对面的盘克塬隔着一条大沟，雨后初晴，晨雾正从沟底漫上来，白茫茫的一片。我举起望远镜向对面望去，不由得吃了一惊。对面塬坡上的人马一片一片的，密密麻麻，何止二三百，起码有三四千人！而且敌军正在列队，一队向东北开，一队向正西南方向，另一路径直朝我们这边开来。我急忙叫作战科长刘协快回去报告王世泰同志，这仗不能打，赶快叫一旅返回去，抢修工事，准备抗击！恰好这时，王世泰同志上来了。我把望远镜递给他说："敌人来得太多了，不能打。我看一旅得赶快向回撤到杨家园子一构筑工事准备抗击，掩护这边部队南撤。"他举起望远镜一看，也不由得紧张起来，说了句："怎么侦察的！"想了想说："五团根本抗不住，得叫一旅上来！"我说："这怎么行呢？部队一上来，都将陷人敌人包围圈。"我们俩争辩了几句。他仍坚持让三团从西洼向北边方向正面抗击，骑六师和二团在三团的东面抗击，五团在九岘塬即三团的西边抗击。命令我服从了，但心里不痛快。世泰同志也看出来了。他说三团、五团由他亲自指挥；骑六师和二团交给我指挥。我见他口气十分坚决，再没有商量的余地，只好立即跑去指挥部队，仓促进入阵地。
后来得知，这次跟踪来犯的敌人是青海军阀马步芳的儿子、国民党八十二军军长、最骄横的马继援率领的骑八旅、一 OO 旅、独立骑五团及4个独立营共8个团齐装满员的兵力。他们尾随我军南来，妄图将我围歼于宁县地区（解放后，据原马步芳部参战将领提供的材料，马步芳是在掌握我军行动的确切情报后，部署了这次作战行动）。而我军只有警一旅二团、三团，警三旅五团、骑六师（是步兵，只有一个团）共4个团，实际兵力和敌军相比约为1: 6，且战斗力强的只有警一旅的三团和警三旅的五团。关中分区党政机关和警一、三旅的后勤辎重都跟着我们，打起来后，拖累很大。西北解放战争的经验证明，愚昧、迷信、剽悍、野蛮、快速、机动的青宁二马战斗力强于胡宗南部，青宁二马中青马尤其要强一些。我军几次仓促应战，都吃了些亏。这次不仅是在敌我兵力对比方面悬殊很大，更主要的是在时间仓促，敌情不明，没有认真准备的情况下打的，因此注定了是一场艰苦、悲壮的血战。
我刚把二团布置好，沿山头去找骑六师的部队，敌军已发现正面布防的三团，并发动了攻击，霎时杀声震天，枪炮齐鸣。三团拼力抗击，给敌重大杀伤并将其击退。敌军调整兵力后，又一次次发动冲锋，督战队在后边舞刀挥枪驱赶士兵向前。三团拼死苦战，前卫三营在军条庙梁坚守了10个小时。敌军死伤惨重。我军损失也不小，在三营左侧防守崾岘的二营五连的"穆光成排"全部壮烈牺牲。穆光成同志是参加过西路军的老红军。坚守阵地的战士们没水喝、没饭吃。骑六师副师长杨拯民不知从哪里弄来一搪瓷茶缸面条给我吃了几口，就传给了别的同志。警三旅黄旅长看情况不妙，带领五团不打招呼就撤退了，把三团的左翼完全暴露给敌人，使三团承受了很大的压力。骑六师的主力团在团长张亚雄的指挥下，在东北方向桃树庄抗击，也打得十分艰苦，张亚雄和政委赵征都负了伤。二团的石中玉连在掩护大部队转移后，石中玉同志看到我，说快走，于是我跟随他队转移后，石中玉同志看到我，说快走，于是我跟随他们最后撤出战斗。我们边打边撤，敌军边打边追，一直把我们追到子午岭，天黑了，敌军不敢冒进，才收兵退走。
大概走到夜里九十点钟，部队到了子午岭中的五里墩（属宁县）。我跟着石中玉连刚坐在路边石头上休息，见来了个通讯员，说王世泰同志叫我去前边开会。我到前边一个山梁上，见王世泰等领导同志正在讨论怎么行动。除了警三旅五团撤得早，基本完整之外，其他各团损失都很大。三团打得最艰苦，伤亡了两个连。驻柴桥子的旅直机关和后勤部遭敌袭击，被打得七零八落，还被俘了一些同志。总计减员在500人以上。大家七嘴八舌，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我说："到这时候了，还开什么会！敌情这么清楚，还研究什么？现在是指挥员下决心的问题。"赵伯平同志说："懋功，你说说你自己的看法。"我平时肚子里就搁不住话，这会儿心急火燎，就直截了当地说："我的意见，把地方党政机关、后勤部、卫生部、文工团等南下撤回关中，赶快走，现在就走！不要走大路，专门钻山沟、树林，到天明能走出去六七十里，就安全了。战斗部队向东撤进山区，保存有生力量！"我说完后，大家一时沉默。我又补充了一句："如果不这么办，恐怕咱们都危险！"于是王世泰同志下了决心："好，就这么办！"他带警一旅三团、骑六师先撤，命令我率警一旅二团、警三旅五团掩护，嘱咐我在山上一定要坚持到天亮以后再撤退。
浴血苦战阻追兵
我们在山上加强警戒，轮换休息了一会儿，没有发生情况。到天明时掩护任务已经完成，便放心地撤出战斗，向前赶路。刚下到沟里，只见骑六师的人正在沟里做早饭，没有向前赶路！我心想这支部队虽然是国民党起义部队，但改编成解放军已经10个月了，怎么还这么散漫！只好命令警三旅五团督促他们快走。五团一边喊着，一边往前疾行。骑六师也赶快沿着羊肠小道向前走了。战后总结时，才知道是辎重队的毛驴挡住了路，影响了部队前进。
骆驼项地形险要，南北两边黑黝黝的高山耸立，在两个狭沟之间伸出一道山梁，可扼制两边的通道。因其状似骆驼脖子而得名。再往东走即可到达陕西中部县（今黄陵县）。我们到达后，我命五团一个营先占领了骆驼项，掩护部队撤退。二团刚赶到骆驼项下的路边苞谷地，这时，王世泰写了张字条，派通讯员送来给我，命令五团迅速向他靠拢，让我指挥二团掩护。我立即命二团四连长陈汝义带全连爬上骆驼项，把五团那个营替下来，掩护大部队撤退。陈汝义当时正患痢疾，带全连突上去激战4小时，全连90多人，只剩下17人，从山坡上滚下来，爬上东边的山，才脱离了险境。当时，我们看到敌人已四面包围了他们据守的那个山头，打得火海一片，没想到他们还能突围出来一部分。替下来的五团那个营在黄旅长带领下，随同五团擅自向北边方向退走。我还没来得及离开路边苞谷地，副团长王荣来了。他说："参谋长，这边沟里走不得，敌人已顺沟来了！"我便转身沿南边的狭沟走了，副团长王荣率一个连阻击沟岔里追过来的敌人，掩护二团撤退，甩开了敌人。
敌人一路向北去追击五团，其余的主力仍紧紧咬住三团追上万家梁。葛海洲带着三团在万家梁掩护警一、三旅后勤及骑六师撤退，又整整打了一天。
我和二团的同志钻梢林、下深沟、爬高山，边抗击边后退。敌骑兵一会儿上马、一会儿下马，穷追不舍。战士们连续打了两天一夜，没吃没喝也没睡觉，又饿又累，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沉重。干部们不断地鼓动："不要停步，不要掉队，突出去就是胜利！"帮助落在后边的战士赶上队伍。一些掉队的战士躲避不及，被敌骑兵追上，敌兵嘴里喊着："缴枪不杀！"实际一手夺过枪支，另一只手上的马刀就使劲劈了下去。
我们最后上了一座山梁，下面是一道悬崖，但崖壁上长满了灌木树丛。部队全部抓住树枝下去，敌骑兵不敢下来，人喊马嘶了一阵子，撤走了。我们又往对面的山上爬。这时看见我们警一旅特务营营长聂德荣，是陕北老红军。他病得不行，加上两天一夜没吃东西，实在跑不动了，一屁股坐在沟里起不来，恳求警卫员说："给我一枪吧，也算我老聂革命到底了！"警卫员哭着跑来找我。我说："老聂不能死，革命还离不了他。下去三个人，把他给我背上来！"这样，把他弄了上来（建国后，他曾担任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80年代初去世）。
上到山顶时，看到于占彪、吕正修等同志已上到山顶正在休息。二团政委吕正修说："我去弄点儿吃的吧！"想找点儿玉米、南瓜、土豆什么的。结果跑了半条沟，什么也没有找到。
陈汝义那个连在骆驼项山沟森林里与敌周旋到天黑才突围出来。我见到他们时高兴地说："你们还活着？"陈汝义调皮地对我说："参谋长，你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要我们了！"我说："情况紧急，我也没有办法啊！"
敌军向北追黄旅长的五团没追上。警一旅旅长高锦纯因为腰部摔伤，是带着后勤部撤退的，路上没有遇到大的险情。
王世泰同志和警一旅副政委牛书申带着三团撤退，走到马栏河川的上游石底子川时被敌军追上。葛海洲、曹光之带领三团阻击，掩护王世泰等首长撤退。从早晨一直打到晚上，战斗极为惨烈，这个几天前兵员2000多人的主力团，最后只剩下200多人，建制保存较完整的只有教导员史道和副营长任孝法带领的三营。天亮时，我带二团到了雕灵关西，湫头东一个村庄休息做饭吃。此时牛书申经雕灵关来到，他告诉我，世泰同志往陇东走了，三团大部分被打散了。我们商量后确定到淳化去，那是"老家"，到那里就是蛟龙入海了。我们带着部队经杨坡头马栏川，翻越郭家掌到了七阶石，接着葛海洲团长和曹光之政委也来到。这时他们已收容了三团近500人，一见到我就忍不住眼泪直流，说这一仗损失太大了。我也忍不住流了眼泪。我在这个团已经整整6年，这个团是陕甘红军的老底子，剿匪、反磨擦、"迎王"战斗、收复关中，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可以说功勋卓著、所向无敌。小园子战斗后，装备了一大批新式美械武器，让兄弟部队羡慕不已。现在仅仅3天时间，就损失了四分之三，怎能不让人撕心裂肺、痛心疾首！我宽慰他们说，被打散的同志会陆续回来的，三团是摧不垮、打不烂的，即使全军覆没，我们也能重建一个新的三团！
集中力量握紧拳头
当天晚上，我们开会商量部队下一步的行动。个别同志认为应化整为零，把两个团化成连、排、班小股，上山打游击，等王世泰、高锦纯等主要领导同志回来后，再想办法集结起来。我坚决反对，主张一要集中部队，握紧这只拳头；二要积极收容失散的指战员，使他们尽快回到部队；三要发动依靠当地群众打扫战场，掩埋牺牲同志的遗体，把受伤滞留在附近的同志解救出来。会开了大半夜，两种意见争执不下，多数同志没有肯定意见，我的意见是少数，只有旅副政委同我的意见针锋相对，最后他坚持说："就这样定了，换便衣隐蔽下来，立即分散行动。"
第二天早上部队分散后，副政委、左爱（旅政治部主任）、我加上警卫班十几个人编成一个组，向南边行动。我骑在马上一边走一边继续大声说我的意见，给化整为零的做法扣上"逃跑主义"、"机会主义"等一堆大帽子。副政委一声不吭，只管走。走了大约半个小时，见我还在说，他说："先不走了，下马，再讨论讨论！"这时左爱同志也说："这么一分散，不是个办法。"副政委只好说："那就按懋功的意见办！"当时部队虽已分散还未走远，我们立即派人通知部队到清水塬甘草坪集中，部队全部收拢了。
我们率二团、三团南下到清水源，驻在甘草坪附近的几个村庄。找到隐蔽起来的关中地委保安处处长任成玉。他有部电台。我们用这部电台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发电报，汇报了部队情况。贺龙司令员回电，命令集中部队，派人收容失散人员，打扫战场（和我的意见不谋而合），并指示设法找到王世泰、高锦纯的下落。我们按电报指示立即着手落实。又过了一天，贺龙司令员发来电报，告诉我们王世泰在甘肃华池县荔园堡。我们派去接应的同志在刘家店子碰到正往回走的高锦纯旅长，先把他接回来了。
这时，接到群众报告，说胡宗南部暂二旅的一个营从旬邑县城出来，看样子是要来我们的。有个别同志主张南下撤到淳化十里塬去，以避敌锋芒。我说不能撤，一撤收容归队的同志就找不到咱们了。再说敌人只有一个营，我们不能由他追来追去，竭力主张打他一下。副政委和左爱同志也同意。我们把二团、三团集中起来，埋伏在敌来方向两侧的村庄里，一个连正面阻击。敌军进入有效射程后，我率先突然发起攻击，两侧也同时夹击，消灭了一部分敌人，大部分掉头跑回城里了。战斗刚结束，高锦纯旅长就回来了（这时他的腰伤基本好了）。
宁县九岘塬这一仗，连续打了3天两夜（8月15日晨至8月17日晚上），击毙敌正副旅长各一人，团长两人，歼敌约1700余名，我军伤亡了500余人。战史上作的结论是一次失利的战斗。但有的老同志至今还认为是一次胜仗。到底应该怎么评价呢？我认为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承认这是一次严重失利。我的看法是：第一，敌军是主动进攻，我们是仓促应战，被动撤退，或者说是被敌人追着跑，被打得乱了套，甚至有的部队不顾全局，擅自撤离战场，跑掉了。这和主动地转移，牵着敌人鼻子跑是两码事。怎么能说是胜利？第二，我个人觉得，我军伤亡500人这个数字大概不很准确。这次战斗中的主力部队警一旅三团损失最大，警一旅从战前的3000多人，到战后（经过收容后）全旅（包括二团、三团、旅直机关）还不足1000人，减员三分之二。当然，减员不等于伤亡，但毕竟是在战斗中损失掉了。和敌军的损失相比，可能相差无几。第三，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几乎没有俘虏敌兵，也没有缴获；反之，我们被敌人抓去一些干部战士，丢了两门山炮和一些装备，这不能不算作胜负的衡量标准之一。
战场上没有常胜将军，失败并不可怕，承认失败也不丢人。重要的是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以利再战，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将旬邑县城进攻之敌击退后，我们警一旅就地休整了几天。这时接到贺龙司令员的电报，说已命王世泰同志南下，和一旅会合。过了几天，王世泰带着警三旅五团回到当时赤水县（淳化县）马家山以北和我们会合了。为了充实实力，从关中地方部队抽调兵员补充我们警一旅，兵力补充到近2000人。休整了一段时间，决定攻打守敌力量比较薄弱的蒲城、白水两座县城。
9月19日，我们警一旅二、三团和警三旅五团在王世泰、高锦纯和警三旅政委高维嵩（三旅旅长未随部队回来）带领下，东进经铜川北，到达蒲城西北的高阳镇。得知县城敌已增兵，便东进进攻白水。24日夜半时分，担任主攻的警一旅正准备架云梯从南边攻城时，白水保警队队长杨培才（地下党员）等打开南城门迎接部队进城，消灭了顽抗的敌自卫大队450余人。白水县城宣告解放。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