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彭总看地形
经过扶眉战役的惨败，胡宗南大势已去，从西北霸主的地位上跌落下来，残部退守秦岭，龟缩汉中，再无还手之力了。猖獗一时，屡屡给西北我军制造麻烦的青、宁二马唯恐遭到同样下场，慌忙向陇东、平凉地区撤退。全歼"马家军"，解放甘、青、宁三省、区的时机到了。按照党中央、毛主席解放全中国的部署，彭总在深入分析青、宁二马的各自实力、战略地位及相互矛盾之后，决定兵分三路，先以主力追歼青马。
从7月21日至24日，一野第十九、一、二兵团先后从乾县、礼泉、凤翔、宝鸡等地区出发西进。具体行军路线是，右路军十九兵团的一个军经宁夏固原、海原、同心到甘肃靖远，牵制宁夏马鸿逵的部队，另两个军沿西兰公路向兰州挺进。左路军一兵团经天水、陇西、临夏过黄河进入青海，截断兰州之敌向西宁的退路。中路军二兵团由凤翔地区出发，经千阳、陇县进入甘肃张家川，经秦安、通渭、定西、马衔山直趋兰州。四军为一兵团的后卫。
十八兵团留在陕西宝鸡、西安一线，歼灭胡宗南残部。
进军兰州、西宁、宁夏的3个兵团，边行军边战斗。青马骑十四旅固守陕西入甘的门户﹣﹣陇县固关镇，妄图阻截我军西进。经激战后，被一兵团一军一师全歼。敌旅长左臂被打断。从7月21日开始西进到8月11日的20天中，共解放县城22座，歼敌1.19万人，缴获战马2500多匹。二兵团沿途解放了安口窑、华亭、泾源、张家川、清水等县镇。
从陕西凤翔到兰州有1000多里路程。四军走的大多是山中的羊肠小道。当时正值七八月间，天气炎热，加上沿途缺粮少水，长途行军异常艰苦。不少战士得了病，我的马主要用来驮伤病员。二兵团的三军、六军在前边，还可以向老百姓买一点儿粮食、食品。我们四军担负后卫，就什么也买不到了。幸好事前准备了不少炒面、馒头干、米面馍干，20多天的路程（其中在秦安地区休整了几天）就靠这些东西充饥。8月19日到达兰州南郊时，这些干粮已消耗殆尽了。
8月20日，大战前夕，彭德怀司令员亲自带领兵团、军、师领导干部去看地形。他背着手在前面走，其他人跟在后边，从山坡上去，到了一个小山头。大家各自举起望远镜，观察兰州城及其周围地形。我到得晚一点儿，跟在后面，也拿起望远镜，看到一个个土黄色山包光秃秃的，像和尚脑袋一样，没有树林，没有庄稼，连野草也没长几棵，不由自主地自言自语："真是兔子不拉屎的穷地方，在这里打啥仗！"不小心，这句无意中的怪话叫彭总听见了，他回过头横了我一眼，然后目光凝视前方，声音不大，但口气严厉地说："哪里有敌人，我们就到哪里去消灭它。哪里有祖国的土地，我们就要解放到哪里。哪里有受苦的人，我们就去哪里解放他们。不想到这里打仗，想到四川去吃大米，造屎？"四军政委张仲良同志强忍住笑，幸灾乐祸地用胳膊肘儿戳了我一下，悄声说："你多嘴挨批了吧？"我一时莫名其妙，不知怎么回事儿。往回走的路上，张仲良政委告诉我，西进之前开兵团、军领导干部会议讨论战略行动时，就有同志在会上提出要进四川，说："南下四川吃大米，西进甘肃喝西北风。"被彭总狠狠批评了一顿，说这是张国焘论调的翻版。这件事虽然不大，我却终生难以忘怀。同全国其他战场比较，西北战场更艰苦一些。彭总不仅自己不计较这些，带头艰苦奋斗，还教育我们不要计较，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的胸怀。
初战摸底
兰州旧称金州或金城，自古就是中原通往西北地区的交通要冲，是控扼甘、宁、青、新四省区的战略要地。国民党将其西北军政长官公署设在兰州，是西安之外，国民党控制西北的又一政治、军事中心。兰州地形险要，南、北高山峻岭对峙，形成天然屏障，黄河从中流过。兰州城就坐落在黄河南岸。抗战期间为了防御日军进攻，国民党曾派一个工兵团花了1年时间在山上构筑了永久性工事。马步芳为了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对原有工事又强化、加固，修了许多钢筋水泥碉堡，并把多处山坡挖成90度的"人造悬崖绝壁"，地堡外壕架着刺铁丝网，埋着地雷；主阵地有公路贯通，用以运送援兵、弹药，阵地间火力可互相支援。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第四十集团军总司令马步芳深知兰州的得与失，关系他的生死存亡，因此派他的儿子马继援坐镇指挥八十二军、一二九军及两个旅、3个保安团共5万兵力据守城区，重点防御阵地在南山的马架山、营盘岭、沈家岭一线；另外派第九十一军、一二 O 军和宁夏马鸿逵的第八十一军共3万人，驻守兰州东北的靖远、景泰沿黄河两岸及打拉池地区，保卫兰州左翼安全；派新编骑兵军近万人防守洮河、临洮地区，保障兰州右翼安全。马步芳、马继援父子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铜墙铁壁"。
四军的任务是进攻城西南方向之敌。我们十师的具体任务是攻占狗娃山，兄弟部队十一师是攻克狗娃山石侧的沈家岭。沈家岭是敌军3大主阵地中距黄河铁桥最近的，又位于敌防线侧后，一旦被攻克，则敌不但整个防御体系被打破，而且唯一的退路黄河铁桥也将被堵死。马步芳父子深知此中利害，因此，除利用沈家岭本身地形险要外，还在沈家岭构筑了层层工事、障碍，在其东西两侧的皋兰山、狗娃山布置了交叉火力网，又指派其主力一九0师扼守之。
由于8月初在秦安休整已进行了战斗动员和战役部署，8月19日到达兰州后，我和左爱政委、葛海洲副师长、李振华参谋长立即指挥二十八团从和尚塬进入阵地。黄昏击溃了上狗娃山之敌，乘胜控制了中狗娃山及附近小山头；又命三十团作为师预备队集结在西果园。
8月21日晚，我军4个军向兰州外围守敌发起全线攻击。当我军炮火实施压制射击时，敌军隐蔽在坚固的防御工事里不动；当我攻击部队在障碍物外受阻时，守敌猛烈开火，趁机向我侧翼冲击。其队形密集，动作凶猛，有时采用步、骑兵协同反扑。我军虽给敌以杀伤，但伤亡多于敌军。激战1夜，竟没有攻下敌军一个阵地。
彭总果断下令停止进攻，要求大家用3天时间总结经验教训，克服急躁轻敌思想，拿出当年打日本鬼子的劲头对付面前凶恶的敌人。由于地形特殊，无法穿插分割，只能正面突破，我和师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决定挖交通壕、挖对壕（交通壕是对着敌人，纵向的；对壕是横向的，与敌阵平行的），用既可隐蔽自己，又可逐步逼近敌人的办法，对付敌人。
21日深夜，新任第四军军长张达志同志日夜兼程赶到了兰州前线。
22日白天，我不断用望远镜观察敌军阵地，一面观察，一面琢磨对策。到下午，我发现敌军在下狗娃山调动频繁，增加了兵力，估计敌人要有行动。我立即调三十团1个营放在上狗娃山左侧，调二十九团两个营放在右侧，准备策应二十八团。同时打电话给二十八团团长张桂金，让他把团侦察排放在沈家岭与狗娃山之间的沟里头，彻夜警戒敌军行动。如敌军从沟里来偷袭，让侦察排边打边撤，以便给主力出击争取时间。我又命通讯兵把通二十八团指挥所的电话线从交通壕底移到交通壕墙壁上并加以固定，防止人来人往踩断，并增设一条线路。这样安排后才感到比较放心。
当天晚上下雨。师指挥所设在人工挖的壕沟里，顶部用草苦盖，底部铺草可睡觉。前半夜我值班，左爱政委值后半夜班。后半夜，我在铺的草上躺下刚迷糊，电话铃响了。我一拿起话筒，只听见二十八团团长张桂金刚喊了声："师长，敌人上来了！"电话线就被敌人切断了。我立即爬起来走到指挥所外塬边的一个楞坎上。张午同志也上来了，他一看就喊不能往前，敌人已到了愣坎下面。正在这危急时刻，左爱和警卫班闻讯赶来了。我命三十团一营立即从左侧插下切断敌来路，二十九团两个营立即从右侧插下切断敌来路，包围已上来的敌人，不能让敌人从沟里跑掉。随后，我回去马上向军部打电话报告。张仲良政委一听就火了，训斥道："你们怎么搞的？你直接向兵团、野战军报告去！""啪"地把电话摔了。我又立即向兵团报告。许光达司令员接电话听我报告后，又问具体情况。我说详细情况还不清楚，我马上到前面去。他问了我所在的位置，然后说他立即前来。报告野战军的电话，是阎揆要参谋长接的。我报告后，他问清我的位置，说他去报告后也马上赶过来。
我放下电话又回到前沿，此时，二十八团三营阵地已被敌五六八团1个加强营偷袭突破，副团长呼升荣负伤，三营教导员任强牺牲，全团伤亡200余人，被掠走4门迫击炮，8挺重机枪。团长、政委带领指战员与偷袭之敌浴血拼搏，七连副连长张保英手持一根特制长矛一连刺死8个敌人，但阵地上的部队被打散了。在万分危急时刻，三十团和二十九团各一个营同时从左右侧出击，二十九团又一个营也从正面堵了上去，将敌冲垮，夺回阵地。敌军向后溃逃时被我军俘虏100余人。战斗结束后，我问二十八团团长张桂金、政委赵征是怎么被敌人偷袭得逞的？他俩愧疚万端地说："因为天下雨，路滑，战士们挖了一夜战壕太疲劳了，没有按你的命令把侦察排派出去警戒。谁知刚收工，敌人就上来了。我们实在太麻痹，太对不起牺牲、受伤的同志了！"我气愤地把他俩训了一顿。
这时，兵团许光达司令员、徐立清副政委和野战军参谋长阎揆要同志都踩着泥泞来了。我向首长们汇报了下午观察到的情况和采取的3条措施，以及敌军偷袭、我军反击的情况。许司令员说："判断正确，措施得当。责任在二十八团！"当场作出两项决定：1．将团长张桂金撤职；2．二十八团撤下阵地整顿。由二十九团接替防务。我一想，这样不行，要把全团撤下阵地，对指战员精神打击太大，不利于锻炼、考验部队。我一贯主张部队越有缺点、有问题，越需要在战斗中考验、锻炼。于是，我向许光达司令员、阎揆要参谋长建议："二十八团是否可留在阵地上整顿，团长、政委等战后视情再处理，请首长考虑妥否？"许司令员听了我的意见后，表示同意，但要他们防止敌再偷袭。我们从师部派干部参加这个团的整顿，促进、帮助这个团做好工作。而对带部队逃下沟的那个营长，虽然当过我的警卫员，因临阵逃跑行为不能姑息，把他撤职了。
血战沈家岭
经过3天的充分准备，我军把交通壕和对壕已挖到敌阵地前沿，各种火炮也推到了敌人的鼻子底下。8月25日拂晓，总攻开始了！刹那间万炮齐鸣，撼天动地，无数条火龙扑向敌阵。
敌军防守的沈家岭顿时成为一片火海。担任主攻沈家岭的十一师三十一团、三十二团从正面和左翼发起勇猛冲击。突击队员在断壁悬崖下架起云梯，一边攀登，一边将集束手榴弹向上砸去。占领敌前沿阵地后，迅速向纵深发展。与此同时，我十师二十八团也向下狗娃山发动猛攻，与敌展开激烈的争夺战。
上午9时许，十一师三十一团在团长王学礼带领下冲到敌主阵地跟前，三十二团同时从侧翼猛攻。敌军增调大批兵力进行疯狂反扑。野蛮的敌人光着脊梁，只穿着裤衩，挥舞着马刀，"嗷嗷"叫着向我指战员扑来。双方在不到2平方公里的葫芦形阵地上进行激烈的白刃格斗，我军连续打退敌军11次进攻。但敌军越打越多，我三十一团伤亡很大，后援不继，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我在狗娃山上用望远镜看到情况危急，立即向四军副军长兼参谋长高锦纯打电话，建议把我们十师三十团三营开上去增援，他说可以。我向带三营上去的副团长李有益交待，一定要注意战术，不要一拥而上，要梯次配合，一个连一个连地分批冲击，再顽固的敌人也顶不住几冲。他刚走，张仲良政委来电话，叫把三十团全部拉上去支援。我立即令三十团全部上去支援三十一团，并把团长武志升叫来，也作了战斗队形要梯次配置的交代，严防一拥而上、一拥而下。三十团是红军的老底子，兵员足、装备好，扶眉战役中荣获"英雄团"称号，其中的1个营和3个连又获得英雄营、连的殊荣。同时，又令二十九团抽出一部分兵力，攻击沈家岭侧翼，减轻主攻部队的压力。沈家岭，被称为兰州城的"锁钥"，拿到这把"锁钥"，等于打开了兰州大门。增援的三十团三营，翻山越岭跑了十几里，首先加入战斗。这时，兵员近2000人的十一师三十一团经艰苦的血战剩余人员已不多了。王学礼团长一看三十团到了，高兴地大喊："英雄团来了，敌人的末日到了！"随即，三十团一营、二营也跑步赶到，危急的阵地顿时又坚如磐石。
敌人继续以营级规模兵力疯狂反扑。三营八连连长李国斌连续向敌群砸去100多颗手榴弹，阵地前倒下层层叠叠的敌尸，直至自己壮烈地牺牲。七连七班的子弹打光了，战士薛金怒吼一声："向敌人要子弹去！"孤胆冲向敌军阵地，夺来一箱子弹。三营营长萧树仓在白刃战中夺下敌人一把马刀，一连砍死6个敌人。迫击炮排排长吴文华扛着一门八二迫击炮蹲在最前沿，不用炮盘、支架，用两手抱着炮筒向三五十米近处的敌群射击，炮筒打烫了用衣服裹着继续发射，这门炮连续发射60多发炮弹，打哑了敌人多挺机关枪，打退了成群进攻的敌人。七连七班长刘文礼在突击敌阵地时，在弹雨中借着炮弹爆炸的硝烟冲近敌军地堡，将炸药包塞进枪眼中，炸死30多个敌人，他自己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士周凯射击时见敌人甩来一颗手榴弹。他来不及去拾，便用脚挑起来踢到敌军头上，"轰"的一声，几个敌人被炸倒。八连二排排长牺牲后，四班长傅永江主动指挥全排战斗，打垮敌人3次反扑；他牺牲后，五班副班长杨贵林接替指挥，又打退敌两次进攻；杨贵林负重伤后，战士陈国斌挺身而出；陈国斌负重伤后，罗局战斗中的解放战士田有福（刚参军40天）勇敢地带领仅存的6名战士和敌激战，最终保住了阵地。我们的英雄战士就是用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大无畏气概与凶残的马家匪军殊死拼搏，在沈家岭上歼敌5个团，用血肉之躯铸成一道攻不破、砸不烂的铜墙铁壁。
下午4时许，十师副师长葛海洲同志再次指挥四军炮群（还有三军的部分火炮）向沈家岭第三道堑壕轰击。敌军的血肉和着泥浆飞上半空，炸得敌军鬼哭狼嚎。炮火延伸射击后，我十师三十团、十一师三十一团的勇士惊涛骇浪般地冲向敌中央阵地。6时许，一举攻占沈家岭。残敌弃阵地向山下逃窜，我军乘胜追击。山坡上躺满敌军尸体，连插脚都困难。战士们踩着敌尸，一直追到华林坪一线。一野司令部唯恐孤军追敌过远而受损失，命令部队撤回到沈家岭山上。
由于攻打沈家岭时集中了四军全部炮火，十师二十八团在没有炮火支援的情况下，对狗娃山的攻击趋缓。沈家岭被我夺取后，我二十八、二十九团集中兵力攻击狗娃山之敌。天黑后，又下起雨来。二兵团接到在狗娃山西侧的三军报告，说狗娃山之敌正仓惶逃跑。兵团命我师迅速追击。我和左爱政委、李振华参谋长指挥二十八、二十九团追到狗娃山下，向兰州城追击。沿途到处是失去抵抗的敌军，像炸群的羊一样东奔西撞。警卫班一面前进一面抓俘虏，到七里河不长一段路就抓了100多人。我一看我们十几个人带着大队俘虏，还怎么赶路？就不让警卫班再抓了。
率先进兰州
到了兰州城外七里河桥头，敌炮兵在河北岸开枪开炮，弹道闪光在头顶穿梭。左爱和李振华说："不行，怕过不了桥了。"我匍匐在桥上，觉得子弹打得很高，站起身子，子弹离头顶还较高，我说："没事，过吧！"大家弯着腰跑过了桥。
我们到达兰州西关时，我师二十九团正在架云梯登城。城上守敌垂死挣扎，拼命顽抗，仗打得很激烈。这时故军的散兵像没头苍蝇一样向城南黄河铁桥跑，天色黑暗，认不出我们是解放军，就在我们身边东奔西撞。三营长王聚全（建国后，曾任西藏军区副司令员）对我说："师长，敌人败兵把你们裹走怎么办？"为安全起见，他把我们几个推到老百姓的平房顶上。三营的1个连攻上城墙后，王聚全问我们上不上城墙？我说上，就和政委、参谋长等从云梯爬到城墙上。城墙上的战斗正打得激烈，子弹横飞，站不住脚，我们到西城楼里避流弹。向下望去，只见黄河铁桥上大火熊熊燃烧。向黄河北逃的敌军弹药车在桥上被我十师副师长葛海洲指挥的炮火击中，爆炸起火。大桥被各种车辆堵塞，敌军唯一的逃路被截断了（后来得知，敌总指挥马继援早已从城西逃向永登，收集残部，不及7000人，未及讲话，就放声大哭）。
正在这时，脚下一声山崩地裂的巨响，一瞬间我们被震得都晕了。回过神来一问，原来是四军直属工兵营营长王维玉（建国后，曾任兰州军区后勤部副参谋长）指挥工兵用炸药炸开了西城门。阻塞在城外的我十师二十九团的部队一拥而入，最早打进了兰州城内。这时，三军的1个团也进了西门。因为他们的军、师指挥机关还没有上来，团长向我请示如何行动。我指着西门里东西走向的西大街说："你带部队从街北向东打，我们从街南边向东打！"城里的枪炮声很紧，二十九团进行激烈的巷战。我十师三十团和二十八团的一部分部队上了城墙，追歼城墙上顽抗之敌。这时已是8月26日凌晨三四点钟。
我们十师三十、二十九、二十八3个团的部分部队，在攻打监狱时遇到顽抗，战斗进行得比较激烈。打开后解救了大批被俘同志。在攻打敌甘肃省政府和西北长官公署时天已亮了，守敌未抵抗就逃跑了。当我和左爱等同志行进到这儿时，看到停放整齐的一排排汽车（卡车、吉普车和轿车），我们没动这些东西，继续挥军前进。这些汽车后来成了兄弟部队的战利品。
太阳出来时，我十师部队已攻击前进到兰州东门外，城内之敌已大部分被歼灭。我们走至兰州城的东南角，王聚全营长搞到了一辆美式小吉普车，问我们去不去看马家军跳黄河？我和左爱政委见战斗已基本结束，没什么事了，就坐他的吉普车去了。我们到东校场（现青年农场）稍南一点儿，离河滩约二三百米远，见敌军混乱如热锅上的蚂蚁，一群群跪在地上，向北边方向磕一个头，起身像鸭子一样跳进黄河里，扑腾几下就被冲走了。只有极少数敌兵抓着战马尾巴游到了对岸。我军的炮弹密密麻麻落在河滩上、黄河中，溅起漫天沙石、水花。敌军的精神已彻底崩溃，完全失去了反抗能力。昔日疯狂残忍、不可一世的马家军，此时表现出十足可笑的愚昧，他们不愿活着做正义之师的俘虏，就这样成百上千地走进他们所谓的"天堂"!
历时7天的兰州战役，以我军的全面胜利，马步芳集团的彻底惨败而结束了。这一仗打得艰苦卓绝、空前惨烈，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决战，是西北战场上最大的一次追击运动战与攻坚战相结合的一次战役。这一仗全歼马步芳集团主力4.2万余人，其中我们十师歼敌3474人。但我军也付出极大的牺牲，伤亡近万人。其中四军伤亡2697人。在牺牲的628人中有不少我熟悉的干部和战士，如十师三十团政委李锡贵，三营（罗局战斗英雄营）营长路保安、副营长康德才，三营八连连长李国斌；十一师三十一团团长王学礼，三十二团副团长马克忠，二营教导员张咸威，三十一团一营二连连长李应般等同志。他们为解放兰州流尽了最后一滴血，他们年轻的生命在这次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次战略大决战中，闪耀出永不磨灭的光辉！
彭总的称赞和犒劳
兰州解放的第二天（8月27日），我和师政委左爱去看望刚被任命为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的张德生同志。在省政府楼上刚坐下还没说几句话，彭总来了。我们见他来了，站起来准备走。他非常高兴地和我们一一握手。和我握手时，他掂了几下说："坐下。"我们就又坐下，没一会儿，彭总要我们和他一起到望河楼去看看。我们跟随他一块儿爬上城墙，到望河楼时，见杨得志、许光达、张达志、岁元发、高锦纯等兵团、军的首长都来了。彭总那天兴致很高，话也比较多。他指着黄河上不时漂过的马家军尸体说："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马步芳虽然猖狂一时，但他终究逃脱不掉灭亡的下场！"
在兰州休整的两天中，一野在三爱堂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上千人。林伯渠、贺龙、习仲勋、甘泗淇等同志都参加了。彭总在会上作了兰州战役总结报告。在谈到沈家岭战斗时，他打着手势比喻："第四军十师、十一师的部队攻击沈家岭时，就像波浪一样，一波接着一波，直到把敌人彻底冲垮！"
这一天的中午饭，野司破天荒地犒劳大家到饭馆去吃。那时的兰州，只有19万人口，饭馆也少得可怜，而且都很小，几乎被我们全包了。菜也很简单，无非是牛羊肉、猪肉。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馆子"，吃得很多、很饱。兰州战役的7天7夜，实在饿坏了。地瘠民贫，加上后勤运输困难，喝不上水，吃不上饭，越是最前沿越是艰苦。开始两三天还能吃上整颗的玉米粒、豆子，后来几天，全靠就地挖点儿或捡点儿被炮弹翻起来的土豆充饥了。8月下旬土豆还没有长熟，只有鸡蛋大小，每顿饭一人发五六个。后来这么大的也没有了。红枣大的、指头肚大的，放到盆里、锅里等不到煮熟，就捞起来连皮吃了。有一次我看见副营长陈汝义半个脸粘着白乎乎的土豆糊，说他"你看你那个样子！"左爱政委说："别说他了，你也一样！"我用手一抹嘴，直往下掉渣（战斗结束后，部队向当地农民补偿了3000多银元的土豆损失费）。
兰州解放没几天，9月1日，《甘肃日报》创刊了。创刊号上有一篇关于沈家岭争夺战的报道，标题是《夺取兰州锁钥，四军再立战功》，并加了一篇评论。我以为是四军宣传干事写的，认为这样评价自己不恰当，有自夸之嫌，就向军政委张仲良打电话谈了自己的看法。仲良同志询问有关方面后，告诉我，这个标题是彭总亲自拟定的。
在兰州战役后的评功会上，"罗局战斗英雄团"十师三十团又获得"长攻善守"奖旗一面，该团三营荣获"罗局战斗英雄营"称号之后，又获一面"英勇善战"奖旗。这面奖旗至今悬挂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展厅里。十师二十八团七连副连长张保英、三十团四连副连长丁兴发和班长武德仁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
在战后休整的几天里，地方组织了一次慰问演出，是常香玉演的豫剧。上任不久的第一野战军第一副司令员贺龙同志观看了演出。他问身边的指战员："你们是哪个部队的？"回答说是四军十师。贺龙又问："师长是谁呀？"回答是刘懋功。贺老总高兴地说："是他呀！老熟人了，好，不简单！"
休整那几天，我们十师师部驻在七里河。有一天，五六个担架队的老乡来找我。哨兵问："你们找谁？""找刘懋功！""你们和我们师长有什么关系？""老乡！"我赶紧出去一看，嗬，真正的华池老乡！其中两个我还认识。赶快请进来拉话。真是他乡遇故知，说不完的家常话。家乡的群众扛着担架，一直跟着部队从陇东到西安又到兰州，跑了几千里路，支援人民子弟兵。我特意留他们吃了顿饭。
几千名担架队员返乡时，彭总专门嘱咐各部队："老乡们辛苦了，我们要感谢他们！"他让部队把多余的马和骡子，还另外拨出一部分物资，送给老乡带回去用于生产和生活。考虑到战争就要结束了，老区人民为了支援人民战争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年轻人已经很少。彭总指示，凡是老区出来的战士自愿要求回家的，可以批准。尽可能给他们一匹骡马和一些粮食，帮助他们回家搞生产，恢复战争创伤。这样送走了一批老战士。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