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西府迎王震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悍然撕毁停战协定，以重兵围攻鄂豫边大悟县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中原军区部队和中共中央中原局共15000余人在司令员李先念，军区政委、代中原局书记郑位三和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下，分两路从西、北两个方向突围。其中三五九旅按中央指示，在王震旅长率领下返回陕甘宁边区。
为了迎接三五九旅回来，关中军分区部队参加了"迎王"战役。中共陕西工委根据中央指示，于6月底成立了中共西府工委和西府游击支队，积极投入"迎王"战斗。西府游击支队的兵员是我们警一旅三团三营的第七、第九两个连共约300人，外加县、区干部约200人。由西府工委书记赵伯经任支队司令员，工委副书记严克伦任支队政委，任命我为支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支队的主要任务有三条：一、给王震的三五九旅送十万分之一的地图（有一挑担之多，是三五九旅急需的）；二、武装配合接应三五九旅回陕北；三、相机开辟麟游山区革命根据地（近200名地方干部就是去那里建立政权的）。
6月底的一天夜里，我们西府游击支队由关中十里塬出发南下。半夜时分，抵敌军封锁沟前。关中分区南线的封锁沟有六七米宽、十几米深，沟那边碉堡密布，互相能够火力支援。我们到沟边后，布置警戒，监视敌碉堡动静，几十个干部战士用铁锹在沟边挖土，挖出一米多宽的斜坡后下去，再挖对面，也挖成可以攀登的斜坡。支队迅速安全地通过封锁沟，急速南进，到达淳化、礼泉、泾阳3县交界的梁家山附近的泾河边，准备在天亮以前渡过泾河。没想到情况发生了变化，侦察参谋孙璋带人原先侦察到河边有一条能载人的小船不见了！泾河在这一段河宽水深，泅渡和涉渡都不可能。我和赵伯经、严克伦等同志商量后，带部队找了个地方宿营。由于离这里十多里路有一个敌军据点，驻敌一个营。我们不敢麻痹大意，拟定了口令，布置了警戒，才合衣躺下。
当天晚上下了大雨。天快亮的时候，突然一声枪响把大家惊醒。我跑出去一看，发现打死一个即将派出去任县委书记的地方干部。起因是一个连指导员查哨时，忽然看到不远处一个人影，立即喝问口令。这个出去解手的干部可能一时紧张，回答不上。指导员以为是偷袭的敌人，开枪击中要害，待弄清打错了时，已没法救了。这一意外不幸引起地方干部的强烈不满，纷纷质问："还没见敌人的影子，就先把自己人打死了，这兵是怎么当的？"幸亏支队政委严克伦同志（建国后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善于做思想工作，马上召集地方干部开会、谈话，使情绪稳定下来。我们商议后，给这个指导员撤职处分，同时对那位同志的遗体作了临时安葬处理。
第二天早上，又到河边去看，侦察参谋孙璋同志在河里游了几个来回，发现河中心有一条敌人弄沉的破船。孙璋和几个水性好的战士游过去把船推过来，一检查发现破损不大。于是到附近村子找了个木匠，很快就把船修好。当天夜里，我们安全渡过泾河，进入礼泉县境内，一直向南行军，到达唐昭陵（唐太宗李世民的陵墓）北边一个小村庄休息。晚上继续向西边行军，走的都是山间小道。在礼泉和乾县交界处出山，继续向西，跨过西兰公路，到乾县、麟游交界处宿营。
进麟游县境后部队向南行军，从县境东南隅渡过漆水河，进入扶风天度镇以北，折向西，穿过岐山县北部，进入凤翔东部的千山山脉时，被敌发现。从此，胡宗南的一个团一直尾随追赶我们，敌地方武装也不断阻击我们。这时已是7月，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我们主要在夜间行军、白天隐蔽宿营，在山区有时也白天行军，在背包和头顶扎树枝、茅草做伪装。一天要走七八十里，饥一顿，饱一顿，经常汗流浃背，找不到水喝。我们这支近500人的队伍孤军深入国民党统治区的纵深，一路上打探三五九旅的消息，迫切希望能在西府地区和他们接上头，接应他们回根据地。如果在这里碰不上，我们就继续南下，深入到太白、凤县一带寻觅。由于我党在西府有一定的工作基础，赵伯经、严克伦等同志又是这一带的人，关系较多较熟，所以沿途地方党组织、游击队给予了很大帮助，筹集给养、传递信息情报、指派向导带路。我们虽然带着一部电台，但过泾河时因下大雨电池受潮，买电池也买不到，不能用，和关中军分区失去了联系。因此，我们既无法弄清三五九旅的行踪，也无法请示上级对下一步行动的意见。
进入凤翔与敌军接触后，我们向北进入凤山，沿千山山脉进入凤县境内。这里山高林密，地势险要，尾追之敌惧怕被我军伏击歼灭，不再尾追，但仍在外围伺机。据沿途三五九旅掉队的战士讲，王部已过天水，进入边区。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我和赵伯经、严克伦等同志研究，觉得我们这支部队的行动已被敌人察觉，敌军已调动正规军和地方武装进行围追堵截，原准备在麟游北部山区开辟根据地的计划看来已难以实现，决定放弃原计划，率部返回关中。为了安全、稳妥地把地方干部带回去，我们决定选择熟路，在原路线偏东北一点儿，沿麟游、永寿、长宁一线返回边区。因敌已有准备，返回时每天都要和敌人打仗。幸好敌人都是地方保安队、民团，没有大的战斗力，只敢白天打一阵子，不敢夜战，走过他那块地盘，他也就不管了，也不敢追击或夜袭我们，所以我们改为白天行军打仗，夜间宿营。300名战士保护200名没有武装的干部，要走过国民党控制的八九个县、长途跋涉一千五六百里，其艰难险阻可想而知！战士们怀着"宁可牺牲自己也要保护地方干部"的决心，把干部大队夹在中间，前面打，后面掩护，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回到淳化西南的泾河南岸时，正逢泾河发大水，浊浪滚滚，汹涌澎湃，河面一下宽了不少。在我们几个支队领导商量寻找渡船，选择渡口时，电台台长说和"家里"已中断联系20多天，首长和同志们不知急成什么样了，坚决要求他自己先泅水过河去报告消息。另外一个战士水性较好，也要求和台长一起游过去。我们同意后，他们把背包等物留下，单衣折叠起来，捆在背上，下水泅渡。经过十几分钟的拼搏，台长游到北岸，那位战士不知是体力不支还是腿抽筋，不幸被洪水吞没了！
我们又沿河往东走了两天，到了来时渡河处，找到船后，渡过了泾河，回到关中分区。
这次长途转战虽然没有实现最初的意图，但孤军深入敌区，艰苦转战，对于部队，也是一次难得的战斗锻炼。
回到根据地后，我们为牺牲的同志开了追悼会，办理了善后事宜。接着西府游击支队解散。以原支队的警三团三营为骨干，补充赤水县两个新兵连，重新组建一、三两个营。在马家山组成"关中分区南线指挥部"（简称南指），以原三营营长武志升为指挥，赤水县委书记郭文学兼任政委，赤水县县长王振喜兼任副指挥，军分区武装科长王荣任副指挥兼参谋长，担负起关中分区南线的防务。南指驻地在十里塬蒙家村。
毛主席给我们写回信
1946年9月中旬，我到延安参加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参谋长会议。秘书李国瑞同志随我同去参加会。会上，贺龙司令员、萧劲光副司令员、张经武参谋长都讲了话。主要内容是讲政治、军事形势，总结抗战胜利一年来反磨擦斗争情况，部署自卫战争任务等。会上还重点学习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指示。西北局书记又让我从他的笔记本上抄录了毛主席的讲话《三个月总结》（这两篇文章以后都收进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我问书记同志毛主席最近身体的情况。他告诉我毛主席很忙，很累，身体不大好，还住过一段中央医院。
开完会后，我和李国瑞回到关中分区驻地马栏，向军政委员会汇报了会议情况，传达了毛主席的两个重要指示。大家非常兴奋，对自卫战争的胜利，对革命前途充满了信心。但是，当我谈到听说毛主席身体不大好时，引起同志们的极大关切。牛书申副政委说："延安没有好水果。咱们是不是想办法买点儿水果给毛主席送去，给他补养补养身体？"大家一致赞同。我立即给后勤布置，让负责搞生产、常到蒋管区办采购的同志尽快把这件事办好。大约三四天时间，后勤的同志通过淳耀县柳林镇口岸从西安买来了四川产的橘子，彬县有名的"彬州梨"，还准备了些我们部队从双柳树山里采的"猴头"（一种珍贵菌类）、木耳、金针菜等干鲜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高锦纯以军分区的名义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命后勤的同志一起给毛主席送去了。
大概十几天后，高锦纯拿来一封信，对我和牛书申兴奋地说："毛主席来信了！"我们急忙接过来看。信是用毛笔在红竖格纸上写的，笔迹苍劲飘逸，原文是这样的：
"高锦纯、牛书申、刘懋功诸同志：
你们给我送来的信及东西，均已收到。谢谢大家对我健康的挂念。我的身体已有进步，请同志们放心。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打好仗，把工作做得更好。
此致
同志的敬礼！
毛泽东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我们把信读了好几遍，心里都很激动。高锦纯同志又专门召集了一次军政委员会，向大家念了这封信，让我再次传达了毛主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和《三个月的总结》两个文件，并且讨论了做好工作、打好仗的具体措施。高锦纯要求大家，不但要把毛主席的话牢牢记在心里，更重要的是落实在行动上，一定要做好每一件工作，打好每一仗，全体同志绝不能辜负毛主席的期望！他还要求与会同志把文件和信的精神传达到连以上干部，号召全分区指战员认真学习，切实贯彻毛主席的指示。
高锦纯司令员把这封信交给他的秘书兼司令部政治协理员李国瑞同志保管。一个月以后，大约在11月底，李国瑞随司令部到东线作战，把这封信连同文件一起交给后方机关保管。遗憾的是不知是埋在地下了还是怎么搞的，这封信后来再也不见了。虽然原件遗失，但李国瑞同志早已把信背熟了，几十年后仍能一字不落地回忆起来。
保卫关中分区的几次战斗
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1946年11月下旬，胡宗南根据蒋介石的密令，调动大批军队，阴谋偷袭延安。这一阴谋当即被我党中央识破。胡宗南在其计划失败后，又调动了3个旅加上两个保安团向我进犯，企图首先夺取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我军针锋相对，粉碎了胡宗南第一次进攻关中分区的美梦。
12月上旬，警一旅三团在团长张占云、政委陈克功率领下，攻占耀县东北部的敌制高点武王山、文王山，歼敌200余人。
1947年1月中旬，警一旅又西进攻打旬邑县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首长随警一旅行动，并依托警一旅旅部进行指挥。1月20日，三团在二团的配合下，打进旬邑县城，消灭敌守军陕西保安第六团一个大队100余人。残敌退到北山据点固守顽抗。联防军首长对我说："北山不好打，你去给张占云说，攻北山要相机行事。"我当时有点儿犹豫。因为北山是制高点，不攻下北山，对旬邑城是很大的威胁。但这是联防军首长的指示，旅长高锦纯同志在我旁边也没有表态，我只好去三团向张占云原原本本传达了这个命令。张占云一听到"相机"这样的命令，思想犹豫了，于是，部队进攻的势头松懈下来。在敌军疯狂的反扑下，三团撤出了旬邑县城。县城被敌军重新占领。一场本来有把握的胜仗搞得很窝囊。调来打北山的炮兵部队也没有用上。战后，新四旅的同志意见很大，向上级反映要求调查处理责任者。过了几天，高锦纯同志找我谈话说："撤出旬邑的事，大家有意见，说你指挥不当，要给你一个处分。"我一听就有些不服气，对锦纯同志讲："这一仗不是我指挥的，'攻北山相机'是上级的指示，让我去三团传达的。你在旁边也亲耳听到的，责任怎么能让我负呢？"高锦纯同志没法解释，一脸为难、无奈的样子。最后给我一个记过还是警告的处分（这个处分后来很快被撤消），记不太清楚了。说心里话，我受这个处分有点儿糊里糊涂。
三团团长张占云同志的处分更重，被撤职。团政委陈克功同志也调走了。由葛海洲同志接任三团团长职务。葛海洲同志是四方面军的老红军，1927年就在家乡安徽金寨县参加了革命斗争，1929年参加了著名的商南暴动，当了红军。他原在新四旅七七一团工作，该团以善打硬仗闻名。三团的同志一听说葛海洲同志来自七七一团，都很佩服。
2月1日，我们警一旅三团配合警三旅七团和新四旅七七一团在梁家庄将敌一二三旅三六八团包围歼灭。此战我三团负责截断敌向通润镇的退路，俘敌副营长以下300余人。那时，还是蒋介石、胡宗南气焰嚣张之时。这个敌副营长非常骄横狂妄，被俘后还叫嚷："有种的咱们摆开战场干，搞偷袭、伏击算什么？!"被我们狠狠训斥、教育了一番。后来他低头认罪被放走了。
【刘懋功（1916年8月23日—2009年12月23日），甘肃庆阳人。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空军第四航空学校政治委员、第十航空学校校长、空军第三军军长、昆明军区空军指挥所主任、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兰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等职。1955年9月，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7月，荣获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