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8年，正当同盟者战争的余波未散之时，罗马再现内讧。保民官普布里乌斯·苏尔皮基乌斯·鲁弗斯将一切尖锐的国内政治问题重又推至争论的焦点。

他早先的政见与小德鲁苏斯类似，主张公正的变革，并凭借着出色的演说才能以合法的途径进入统治阶层。

然而，苏尔皮基乌斯也与小德鲁苏斯一样四处树敌，为了强行推行其政策，他不惜使用暴力，其改革的失败也动摇了罗马共和国后期派系间的权力平衡。苏尔皮基乌斯的改革方案主要有三项：

其一，在全部已有的35个部落中分配那些刚刚被授予公民权的意大利人，这是解决罗马公民权授予问题的延续。该方案在使新公民获得平等对待的同时，保障了他们的既得权益；

其二，针对近来元老贵族愈发严重的负债问题，他决定剥夺负债超过基准线2000狄纳里元老的席位。这大概是为骑士阶层的利益提出的，因为通过改革的手段迫使元老偿还债款必然使放贷的骑士们获益；

其三，将米特里达梯战争的指挥权由苏拉转交给马略。然而，苏拉是由元老院正式任命的指挥官。苏尔皮基乌斯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争取马略的政治支持，可他的这一举措不但在宪政体制上是非法的，而且在军事上也是不正当的。在同盟者战争期间，元老院因忌惮马略专权并不重用他。

而时至公元前88年，马略终于在辛布里战争之后，再次执掌军队的最高指挥权。此时的马略虽然被元老院轻视，但他仍然可以依靠骑士阶层的支持。因为基于过往的经历，骑士阶层清楚地明白，相较于其他元老院成员，马略能够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如今，他们视苏尔皮基乌斯为马略的代表。

由于苏尔皮基乌斯的改革因元老院的抵制而受挫，他开始公然以武力反对元老院的抵制措施。苏尔皮基乌斯从骑士阶层中挑选出一批“反元老院者”组成自己的卫队，并且，他还煽动罗马城中的意大利支持者以备不时之需。在此般暴力举措面前，元老院选择了妥协，苏尔皮基乌斯的改革法案获得了批准。

从表面上看，公元前88年，马略以与公元前100年击败元老院相同的方式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但苏尔皮基乌斯终将如萨图尔尼努斯一样被彻底解除武装。而这次面对苏拉，马略没能继续维系自己的权势。在苏拉赢得内战的胜利之后，苏尔皮基乌斯的法令被废除。

骑士阶层作为改革的幕后推手与获益者，遭到了苏拉的严厉报复。而作为影响晚期罗马共和国政局的重要因素，保民官的权力亦被苏拉的改革法令严格限制。这一权力随后在公元前70由庞培恢复。

庞培的政治生涯起初便充斥着欺瞒与暴力。无论是战争还是和平，他都会以阴谋和非法手段开展政治活动。当苏拉在布伦迪西乌姆登陆时，23岁的庞培主动从其父格奈乌斯·庞培·斯特拉波的佃户、被保护民和老兵中征募三个军团以打击在罗马的马略党人。

出于积攒个人荣誉和提高地位的巨大野心，庞培这么做不仅是为了以苏拉为首的贵族派元老，更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当庞培完成了对西班牙马略残党的清剿返回罗马时，他同克拉苏联手迫使元老院同意二人一同出任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

元老院自然不愿接受如庞培一般的政治新人违反共和国传统，过快地掌握罗马的最高统治权力。故庞培不得不效仿马略，依靠保民官立法确保自己的权力，这显然是庞培恢复保民官权力的目的。一位名为奥鲁斯·伽比尼乌斯的保民官遵照庞培的指示提议一项法案，授予庞培在地中海地区的最高指挥权。

虽然该法案遭到了元老贵族的坚决反对，但民众出于对饥荒的恐惧，无心听取反对意见，《伽比尼乌斯法》最终在平民大会上获得通过。同时，另有一项授予庞培在近东地区最高指挥权的《马尼里乌斯法》在公元前66年获得通过，该法令亦得到了骑士阶层的有力支持，此时他们是强硬外交政策的支持者。除此之外，西塞罗也在法庭上阐释骑士的立场，促进了该法令的通过。

自此之后，元老贵族的话语权逐渐让位于少数政治寡头，军事夺权的戏码将更加频繁地在罗马政坛出现。除了骑士阶层，亦有部分元老支持庞培的政策。他在元老和骑士阶层中的私交大概也源于其出身。皮凯努姆地区位于意大利中部，土地贫瘠但人口众多。那里的人社会地位不高，甚至时常忍饥挨饿。

对他们而言，如若想在政坛中谋求一席之地，追随来自同一地区的显赫家族无疑是最为有效的方式。事实上，在当时的罗马社会上层，元老和骑士阶层时常团结起来反对各种骚乱或破坏行动。例如，在西塞罗检举喀提林的过程中，骑士阶层坚定不移地支持西塞罗。

原因大概在于喀提林提议普遍取消债务，他企图通过该政策获得失地农民以及破产的金融业者的选票，但其主要针对的是大批且数量与日俱增的入不敷出的贵族。喀提林寄希望于通过缓解他们的经济困境，作为回报，他们会在投票时支持自己。

然而，即便喀提林能够依靠元老阶层的支持，他也没有笼络数量庞大且握有投票权的罗马平民。同时，此举显然损害了作为放贷人的骑士的经济利润。他们毫不掩饰地声援西塞罗，为此甚至包围了元老院的会议现场。可以说，西塞罗成功的背后少不了如阿提库斯一般的骑士阶层的支持。

除此之外，罗马平民也在此事件中反对喀提林。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任何严重的城市骚乱中，微薄的收入和有限的资产总会使自己成为最主要的受害者。因此，当喀提林阴谋的主使们被捕时，平民们报之以真诚且热烈的欢呼。

西塞罗由此指出，不仅仅是元老和公职人员，而是整个自由民集体，甚至是那些最贫苦之人都团结起来声援自己，并果断远离喀提林等危险的阴谋者。因为罗马城的和平与秩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或缺且不可侵犯的。

西塞罗的描述固然有夸张的成分，但它却表明，如当时绝大多数的罗马人一样，罗马城的平民或许会抱怨现有规则的不公，但鉴于充斥着暴力的过往，他们更担心激进变革所可能带来的社会动荡。同元老与骑士阶层的关系一样，罗马平民的社会意识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标志着罗马共和国后期政治环境的转变。

西塞罗笔下的“和平与秩序”体现出了他在动荡政局下产生的“等级和谐”思想。骑士阶层出身的西塞罗，其政治野心不亚于马略。但与后者不同，他并不通过军事途径寻求晋升，而是注重在罗马法庭上发挥自己的演说才能。时至公元前1世纪，法庭的重要性已足以使其成为获取政治荣誉的新途径。

西塞罗集少有的才智与扎实的修辞学、法理学知识于一身，很快便以律师和法学家的身份受到公众关注，在打赢了西西里人对维勒斯的诉讼案后更是声名鹊起。他通过替人辩护建立起了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为自己的政治生涯铺平道路。当选执政官后，作为“新人”的西塞罗既讨好元老贵族，又致力于充当骑士阶层的代言人，在政治立场上表现为温和的贵族派。

他的“等级和谐”思想旨在实现元老贵族与骑士阶层的永久和解，从而确保共和国不再出现任何政治骚乱，其本质上是一种罗马社会上层为维护法律、秩序和财产而反对革命运动的联盟。自从苏拉将许多非元老出身的人纳入元老院，元老与骑士阶层间的分歧已得到极大缓解。

在后苏拉时代，共同的利益基础使得公元前70年后的陪审团构成问题不再是两个阶层间的争论焦点，可见“等级和谐”的实现程度。然而，该理念治标不治本。政治稳定固然是当时的共和国所急需的，但单纯地维持稳定无法满足共和国的实际需求。

西塞罗以维护罗马贵族政制为己任，反对改革，政见极为保守，他注定无法与共和国后期的改革派或激进派“和谐”相处，而有限的出身也让其无力阻止共和国贵族政体的垮台。

伴随着政治环境的转变，愈来愈多的野心家登上政治舞台，意图在混乱的共和国政局中占据一席之地。恺撒无疑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他很快展现出了独立于贵族派元老的政治态度。当苏拉重返罗马，清洗马略党人时，恺撒因与马略的亲缘关系而受到波及，出逃地中海东部。

后来，他又与克拉苏站在一起，支持喀提林。毫无疑问，恺撒在其政治生涯早期的种种活动让他在有权势的元老中四处树敌。也正因此，来自元老院下层的青年才俊和野心家们纷纷选择依附于他，恺撒党逐渐形成。

在高卢战争期间，恺撒从自己的亲信和政治同盟中挑选了约10名副官，其中不乏骑士阶层的后裔。这些骑士出身的军官们参军并不是为了在战场上建功立业，而是为了获取必要的友谊与影响力，借此在政治上有所发展。

许多骑士都会选择追随行省总督，负责地方上的军政事务。而恺撒身边的骑士多数组成了他的秘书班子，并在之后的独裁统治中辅佐其统治。这些由下层元老和骑士组成的恺撒党徒，都意图在财富、荣誉和权力等方面有所收获，并希望以担任财务官、保民官或独裁官特别指派的方式进入元老院。

同时，在恺撒军中亦不断有人晋升骑士阶层，得以进入陪审团，并在行政事务中发挥作用。由苏拉制定的职阶晋升机制在此时已形同虚设，掌握最高统治权力的已不仅仅是传统的元老家族。由骑士阶层支持的政治寡头们的过度举动最终使罗马的共和体制走向瓦解。

在派系斗争和寡头政治中，骑士阶层通过依附于政治强人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在政治变革，特别是在推动保民官立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情况，究其根本在于当时不乏希望获得骑士阶层支持的政治野心家，他们通过立法给予骑士阶层便利以换取其支持。

骑士阶层通过与元老贵族合作深刻地影响了罗马的内政与外交事务。尤其在派系斗争与对外扩张方面，他们已然成为推动罗马共和国向元首制发展的重要助力，而后在奥古斯都时期被重组为元首体制下的重要行政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