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万历，人如其号，当皇帝48年，是明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
人长必然是非多，他是明十三陵中唯一被发掘的帝王，也是史上有数几个被辱尸的皇帝。而之所以选择发掘定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在位时间长，陪葬品丰富。
另外，由于在位时间长，许多导致明亡的事件貌似都与他有关，因此史家给他的盖棺定论是——明实亡于万历。
开棺焚尸，又遗臭万年，实在是倒霉透了。
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任何事件都不能简单、片面的去看，因此，有必要揭开万历身上的层层面纱，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少年的烦恼万历是个幸运儿，他是隆庆帝三子，生母是李贵妃，既非嫡也非长，但幸运的是，陈皇后肚皮不争气，他两个庶出哥哥又死得早，所以在隆庆继位第二年，就众望所归的成了皇太子。
同时，他也是个小机灵鬼，年仅五岁就能劝谏父皇不要独自骑乘，对于“母后”更是恪尽孝道，陈皇后患病期间，小万历不仅随生母一同侍候起居，还在进出坤宁宫寝殿时表现得轻手轻脚。隆庆一朝后宫和睦，绝对有他的一份功劳。
摆平了皇帝和皇后，朱翊钧登基也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幸运抑或不幸的是，隆庆死得太早了，朱翊钧变成万历时年仅九岁。
小皇帝自然受到了重点“照顾”和全方位的“培养”。
史载，已升格为太后的李氏对他管教极为严厉，不仅庚时起戌时睡，雷打不动，还同吃同住，让儿子在眼皮底下工作、学习和生活。
而身为首辅兼帝师的张居正，更是没把万历当皇帝看，不仅动不动就“呵斥”、“色勃”，还不无得意的公开宣示：“吾非相，乃摄也！”
还有“大伴”冯保，拿着太后的尚方宝剑，对万历进行“无微不至”的关怀，若小皇帝稍有言行不当，就会向太后报告，太后则会给予重罚，有时甚至能罚脆个把时辰。
这样，太后至上而下，张居正、冯保至下而上，形成了一个督促铁三角，将一个紧箍咒戴在了小万历头上。
虽然贵为皇帝，但由于缺乏自由，万历的幸福指数，还比不上一个地主家的少爷，甚至连赏赐太监、宫女的钱都拿不出来。
此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万历自然形成了谨慎、怯懦，还有点小敏感的性格。
但不得不说，李太后和张居正十年的“棍棒式教育”还是很成功的。
亲政以后，万历并没有表现出大权独揽的张狂与放任，仍然热爱学习，他命人把历代明帝《实录》抄出副本供他观阅，又令太监搜罗各个领域新出版的图书供他阅读。
这样一个聪明伶俐的孩子，勤奋好学的青年，英主模版教育下的皇帝，几年后却不再上朝，这是为什么呢？
阴差阳错“一夜情”提到万历怠政，就不得不提万历的“一夜情”。
万历九年冬，也就是张居正去世前一年，19岁的朱翊钧迎来了他的“一夜情”。
当时万历去给生母请安，恰好慈圣太后不在，有一个为他奉茶的王姓宫女引起了他的注意。也许是荷尔蒙的长期压抑，亦或王氏长得颇为性感，总之，万历一时没忍住，把她给“就地正法”了。
这事做得很不“厚道”，时间是在向母后问安时，地点是在母后宫中，人物是母后身边宫女，事件是件淫事，所以万历很没面子，但更不给面子的是王氏竟然怀了龙种，将皇帝这点隐私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令他十分难堪。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也还不算什么，毕竟皇家事，遮一遮也就过去了，但急于抱孙子的李太后却不想让孙子偷偷摸摸，她取来《内起居注》，逼迫万历承认此事，并要求妥善安置王氏。
王氏也不负所望，在李太后的亲切关怀下，于次年八月成功诞下了皇长子朱常洛，上位恭妃。
万历自然对这个阴差阳错得来的儿子不感冒，特别是在他爱上了贵妃郑氏，并生下皇三子朱常洵之后。
按照万历的想法，太子之位自然要归属自己与郑贵妃的爱情结晶，然而群臣不许。
他们利用万历的软弱，不断打着各种旗号，以谏诤的名义，全方位的支持朱常洛上位。
很多人以为按照祖制礼法，朱常洛是当然的太子首选，其实不然。
礼法首先考虑的是立嫡，朱常洛和朱常洵都不是嫡子，王氏和郑氏谁上位皇后，谁的儿子就是太子。万历选择朱常洵既是人之常情，也非与礼法有碍。
大臣们反对的理由是有问题的，但他们还为何要坚持呢？
明代的“国嘴”对于官员们来说，他们之所以无所畏惧，除了万历的软弱以外，还有机制上的根源——言官制度。
明代的言官主要有都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御史着重监察官员，属于一般监督，六科监督六部业务，属于专业监督。一个对人，一个对事，两者合称“科道官”。
其中，给事中还有封驳之权，可以否定皇帝决策，权利相当之大。
老朱设立六科的初衷是鼓励大臣直谏，纠正皇帝错误，从而确保朱家江山万世，但后来就逐渐变味了。
后世的臣子们可以拿着《祖训》去敲打皇帝而不用担心被罚，言官们以此为恃，有恃无恐。
所以，明代的文人都很强势，敢跟皇帝对着干，而且还不能把他们怎么样，就算打一顿廷仗，回家种地，那也是光宗耀祖、士民典范，甚至打得越狠，地位口碑越好。
于是，一些沽名钓誉之人，就以诤谏为名谋取政治资本，而“废长立幼”，维护祖制，永远正确，又是一个非常好的炒题。
万历认为册封贵妃与立储根本是两码事，大臣们不该把两事联系起来，他斥责群臣“屡借风闻之语”，找他的毛病，而对于“鬻货欺君，嗜利不轨”这类真正的问题却视而不见，实在是“好生可恶”。对于这类奏章，他说：“此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于是“卷而封之”，进行冷处理。
也许有人会说，皇帝有生杀予夺大权，还怕朝臣抨击，杀几个让群臣闭嘴不就完了？事实上，只有昏君才会滥用刑罚，像万历这样经过长期儒家经典教育的君主又怎会采取这种野蛮暴力手段呢？
郑贵妃就为此经常嘲笑他：“越看越像个老太太！”
但即便如此，万历还是守住了为仁君的初心。
万历十五年腊月，大理寺左评事维于仁上了一疏，痛斥万历“酗酒”、“恋色”、“贪财”、“尚气”，言辞之激烈、情绪之愤慨，简直到了破口大骂的地步。
即便在今天看来，作为人臣，“维于仁们”的话也显得相当过分。但万历虽然每次都气得吐血，却并未因此大开杀戒，而是满腹委屈地替自己辩解，顶多也就是将维于仁之流革职了事。
万历二十九年冬，在生母的干预下，万历最终还是册封朱常洛为太子，并忍痛让自己最喜爱的儿子前往洛阳就藩。
不妨想象一下，如果把万历换成康熙，或者换成他的爷爷嘉靖，“国本之争”不仅不会拖那么久，而且，也绝不会是那样一种结果，甚至，“国本之争”根本就不会出现。
从这一方面来讲，万历绝非一个坏皇帝，更非暴君。
但即便万历做出了让步，国本问题也没有因此结束，反而变得变本加厉，那些在党争中受到处理的人利用继位问题又陆续制造了“《忧危竑议》妖书案”、“梃击案”等案件，以此打击政敌、转移焦点或是报复皇帝。
而与进谏动机日趋复杂相适应，万历的冷处理也在不断升级，由最开始的“不批”发展到不任免官员，最终到二十年不朝。
所以，万历长期不上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为了躲避朝臣喷向他的口水。
太极高手许多人认为万历长年“不朝”，是怠政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国事艰难的原因。事实上，不上朝和不理政完全是不同的概念，“万历三大征”就是在他不上朝的时期取得的。
“三大征”指的是平定宁夏蒙古哱拜之乱、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以及抗击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役。这三场战争规模大、持续时间长、困难重重，但最终都取得了完全之胜利。这与万历皇帝亲自拍板决定的人员安排、战略决策是分不开的，比如宁夏之乱中，在初战不利的情况下，万历坚持用兵，最终漂亮地平定了叛乱。
可以说万历的武功远超“十全老人”乾隆。
在明代，上朝就像开大会，人多口杂，并不适合问政，尤其是在口水满天飞的国本之争时期，上朝只能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吵架的机会，对于政务处理，没有任何益处。将其取缔，对于遏制不正之风，倒是有一定积极作用。就像现在强调要开小会、开短会，涉及到的人参会，无关人员没必要陪绑一样。
打开《神宗实录》可以看到，万历十五年以后朝政的记载，与十五年以前并没有什么区别，赈济救灾、整顿吏治、平定叛乱、治理河道、发展经济、对外交往，一个也没有少，私毫看不出怠政的样子，反而能看出随着年龄增长，万历执政能力的不断加强。
工人喜欢把活干在明处，老板则更愿意幕后操控，万历作为明朝最大的老板，将上朝改为“静摄”，其实质也是在幕后操纵。而他之所以能这样做，有制度的保障。
明代有完善的制度。朱元璋为确保朱氏子孙长治久安，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的基础上，精心设计了一整套法令制度，对于机构设置、皇帝言行、百官规范、后宫操守都作了十分具体而细致的规定，在《皇明祖训》、《太祖宝训》中，老朱更是不厌其烦地将其逐条拆解训诫，几近叨絮。
可以说，朱元璋在制度建设上达到了封建社会的最高水平，各项制度不仅全面，而且完善，从维护皇权的角度看，更是极具合理性。以至于满清几乎照搬明之制度，而康乾更是对老朱佩服得五体投地，乃至发出了“治隆唐宋”的感慨。
有这样的先天条件，万历自然乐得居宫调度，事不必躬亲，少与朝臣见面，打口水仗。
另外，万历虽不上朝，但仍牢牢把控着朝堂的大政。他利用宦官与内阁相互制衡，使皇权更加集中。例如张鲸在掌管东厂的同时负责机要印章，就连内阁首辅都对其忌惮三分，皇帝的话好使了许多。
此外，他裁汰言官，提高办事效率。人们常说万历怠政的另一个理由是“不任官员”，导致“官曹空虚”。但这应该放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看，那些空缺的职务大都是言官，并非干实事的吏员，在党争的背景下，言官是口水战的主力，将其裁汰对于抑制党争十分有效。此外减少言官数量，对于精简机构，节约行政开支，提高办事效率，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另外，万历不上朝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身体欠佳。他曾多次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足心疼痛、步履艰难”，很多人以为这是推托之词，为他自己懒惰找的借口。
但实际上这是事实，新中国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发掘定陵时发现万历皇帝右腿蜷曲，尸骨复原后右腿也明显比左腿短，万历确实患有严重的足疾。
对于一个既敏感，又稍许自卑的皇帝而言，是非常不愿让臣子看到自己不堪一面的。
结语通过分析我们弄清了万历“不批”、“不朝”以及“官曹空虚”的真实原因，以此作为怠政的依据显然是不合适的。而恰恰相反，万历的“静摄”是一种十分高深的、太极拳似的执政手段。
